父亲在世时

父子电影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霍建起的那部《那山那人那狗》，平淡，温情，总能有一种渗入心底的感动。

小津的这部《父亲在世时》也同样如此。

特别喜欢小津的镜头，不论是角度还是调度，都很让人舒服。而且，这部电影时间跨度较大，一段一段的讲述，更让父子情显得珍惜，令人唏嘘。

至于笠智众的父亲形象还是一如既往的给力。

七年前我在校外租房子的时候，跟两个朋友住在一起，一个是学中国电影的，一个是学外国电影的，从那时起看了大量电影。小津的影片也是那时就开始看的了，《麦秋》、《晚春》、《秋刀鱼的味道》等等，一部部看了下来，那时感觉不是很深刻，只觉得小津对生活太执著了，总是在讲家长里短的故事，写父亲嫁女儿，或者儿子离开父亲，总感觉不够劲。那时我喜欢的日本电影是黑泽明、大岛渚和北野武，黑泽明的武士精神与人道主义悲剧，大岛渚的革命、性与唯美，北野武的暴力、幽默与温柔，总能更感动我，与他们相比，小津的电影是太平淡了。

去年我的父亲去世，在老家为父亲守丧时，不知为什么总会想起小津的《东京物语》。回到北京后好久，才又看了一遍《东京物语》，感觉又像回到了为父亲守丧的那些日子，对这部影片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影片的故事很简单：一对老夫妇住在乡下，他们动身到东京去看生活在那里的大儿子、大女儿和二儿媳，他们夫妻到了之后，儿女们都很热情地招待，但又都有自己的事情，后来商量了一下，送父母到一个地方去洗温泉，到了那里，老夫妇才发现这是一个年青人来的地方，他们不适应，住了不多长时间，便又回到东京。从东京回家的路上他们去看了三儿子，因老太太生病在那里住了几天，后来回到了家。不久老太太就生病去世了，儿子和女儿都回来奔丧，丧事办完，孩子们一个个先后离去了，只留下父亲一个人生活着。

故事虽然平淡，但小津把握住了每个人物的心态，在语言与动作上细微地呈现了出来，父母老去的无奈，在城市里的失落和自我安慰，大儿子和大女儿对乡下父母的“累赘感”和不得不接待的烦恼，二儿媳对父母的热情和作为“外人”的尴尬，小女儿对哥嫂的反感和看不惯，都被导演精确、细致地呈现在了银幕上。

如果说影片描写的是日本“经济起飞”时期传统伦理的瓦解与城乡社会的隔膜，那么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发生过无数这样的故事，但并没有被充分表现出来。影片并无大起大落的情节转换，也没有华丽眩目的电影语言，但展现出了生活的细微之处和人物心理深处的皱褶，而这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小津与契诃夫相比，他们都是在“几乎无事的悲剧”中，发现了真正的戏剧性和人物心理转折的一刹那。但他们又并不相同，如果说现代小说和电影都是西方产生的艺术形式，那么他们都在民族文化和民族根基的上，对“艺术形式”进行了改造，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曼斯菲尔德曾说，宁愿拿莫泊桑所有的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这并非说莫泊桑的小说不好，而是说只有在契诃夫的小说中我们才可以发现生活的真谛。小津也是这样，维姆·文德斯对小津的景仰举世皆知，但他拍不出小津那样的片子，因为他永远不能像那样了解日本文化和生活，而小津则在对生活的细微体察中，发展出了独到的艺术形式。

在中国的导演中，侯孝贤是被经常跟小津加以比较的，但小津难道只是长镜头和低机位拍摄吗？侯孝贤的“童年往事”都带有唯美、想象的色调，这或许是“回忆”视角带来的，但他并没有对日常生活的深刻体察，而在小津的影片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人为的色调，简直像生活本身一样朴素与真实，也像生活一样复杂与丰富。

 “像生活本身一样”，这是那些伟大的作品才会具有的品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品质就排斥独特的艺术风格，在《红楼梦》中我们看到的是封建贵族的生活长卷，而《金瓶梅》则给我们展示了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前者精致细腻，后者生动有力。《安娜·卡列尼娜》也是这样的作品，在其中我们几乎能了解到俄罗斯贵族生活的全部“秘密”。小津的作品并没有描写全部的生活，他只截取了生活的一段，然而这一段却是那么丰富，充满着质感，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生活”并不是自然而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也是需要“发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补充米兰·昆德拉对小说的看法，他认为“小说是对存在的一种勘探”，所谓“存在，可以理解为“存在主义”意义上的存在，即对人类普遍精神状态的发现，比如“孤独感”、“荒谬感”、“人性恶”，现在很多人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但这种个体意义上的人，并不能够让我们看到所谓“本质”，马克思指出，“人就其本质意义上来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的解释可以弥补对“存在”的片面理解，让我们看到在“生存”之外，作为人的生活、生命也是存在的。

同样写到了母亲去世，我们也可以将《东京物语》和加缪的《局外人》比较一下，加缪的小说，写到莫尔索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后，并不像俗人一样表示哀痛，他认为自己的哀痛是属于个人的，没必要表现出来，所以在母亲的葬礼显得很冷漠，而这在最后的法庭上，竟成了他“不是好人”的证据。这里可以看出加缪对社会礼法的蔑视，以及对生活荒谬性的深刻洞见。《世说新语》里记载，阮籍的母亲去世时，他正在与别人喝酒，听到消息后，他没有表示什么，继续喝酒，而等到酒醉后，却突然吐出一口血，放声长哭起来。所以鲁迅说“竹林七贤”表面上蔑视礼法，其实更重视礼法，他们只是因为礼被别人利用，所以以蔑视的方式来表达敬重。

《东京物语》不同，它没有《局外人》、《世说新语》那样的戏剧性，也没有对“社会规范”进行形而上的思考，他关注的是日常伦理之中的人们，从亲情的变化中体验世态炎凉，这是平实的视角，也更能让人感受到他忧虑的目光。对伦理的关注，表达方式的含蓄，这可以看作民族文化的影响。如果我们从伦理的角度来看，可以将李安的影片与小津进行比较，如果说小津的影片描写了传统伦理（父女关系、父子关系等）解体过程中人物的苦恼，那么李安则在《喜宴》、《推手》、《饮食男女》及以后的影片中，也同样展现了旧伦理的解体，并试图重建一种新的伦理（生活行为规范）。

小津一辈子都是单身，与母亲住在一起，直到母亲去世，他平时酷爱喝酒，对艺术精益求精。只有了解到他的生活与精神状态，我们才能更深刻地了解这部作品。正如喝酒不只是风雅，而是要舒缓内心的疼痛，艺术也不只是美与消遣，而是隐痛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如果我们这样来看，就不会只关注表面上的东西。

  《东京物语》里饰演“父亲”的笠智众，在小津的不少片子里饰演过父亲的形象，在小津去世后，他在黑泽明《梦》的最后一节“老水车”中，饰演了一个老人，在影片中，他告诉我们朴素、自然生活的重要性，而这正是“父亲”一再告诉我们的，由他来饰演是再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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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几部小津安二郎的电影，目前把最高分给了《父亲在世时》。当然，小津的故事都来自活生生简单的生活现实，《父亲在世时》也不例外。不过，即便看似这样一对波澜不惊的父子，其实也需要很多的机缘巧合才能谱写出那样深沉的情感。一边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以及自律的父亲，一边是一个懂事、内敛、自立的儿子，两者的共存，故事才张弛有度地进行到最后，否则一切必然突兀。

最后儿子良平在火车上说，我从小就希望和父亲一起生活，但是到了最后也没有能够实现。不过好在我们两个一起度过了愉快的一周，有这一周也足够了。也许就是因为长别离，让短相聚变得如此珍贵，也在记忆中能够格外清晰。我们很多和父母朝夕相处的人，反而不会生出这般留恋。

电影在两个地方让我比较有感触。

第一个地方是笠智众饰演的老师在失去一位学生后坚定地辞去自己的教师职位。当另外一位老师劝他，大家都能理解他已经尽到了自己做老师的职责，无需要到辞职这个地步的时候，他坚定地说了一些话，内容大致是：那个在郊游时意外去世的孩子出门的时候还是欢欣雀跃的，路上还给父母买了手信，对于孩子的父母来说，三天后回来的居然是一具冰凉的尸体，那种悲伤感受是难以想象的，也必然责怨老师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义务。作为自己，其实如果当初对学生进行更严厉的警告，可能这样的事情也不会发生，所以无论如何都是非常自责的，也难以再面对自己的学生。
这种发自内心的担当让我颇为折服。

第二个地方是大学毕业的良平开始了教师的工作，他和父亲聚会的时候，临别了，他非常羞赧地提出要给父亲零用钱，虽然不多，也请收下吧。这时的笠智众就说，没关系，我就收下了。并且双手捧着包着零用钱的小纸包放到额头上，十分客气地说了两遍谢谢。
这只是电影缓缓地叙事过程中无数父子之间彼此尊重的表现之一。

总的来说，我也不是一个特别喜欢日本人的人，不过电影让我不得不佩服在日本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传统美德，而这些美德和中国人丧失殆尽的礼数和良知相比，有时候让人觉得有些刺骨。

有人说，他们倒不是特别喜欢小津的这部电影，因为电影中的父子似乎没有太多私人感情的流露，父亲更多是一个有规矩的长辈、一个尽职的员工，儿子也不过是一个听话的角色。确实会给人这样的印象。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确实反而更能从中体会到父子深情，因为在我看来，父子的感情建立在彼此的尊重之上，这和我们中国人通常的伦理价值观稍微有些不同。我们现在多看到中国的小孩和父母没大没小，看到这种情况往往一笑而过；或者我们比较接受欧美那种直接的情感流露；或者我们也已经习惯子女称呼父母“老爸”“老妈”，仿佛是一种很时髦的和父母关系融洽的表现。可是电影中的父子（或者说在日本人的伦理道德里）却遵循最基本的彼此尊重，在此基础上再去表达一些私人的情感，感觉上会有一些忸怩，却不难理解。比如父子都出现过为了彼此的聚会推掉了他人的邀约，比如父子一起垂钓的场景，比如父亲要去东京时给儿子准备内裤袜子和邮票的细节，不能说感受不到其中情感的细腻。

此外，这时1942年的电影，讲述的应该也是要稍微早些年的事情，也就是说，故事的背景应该是在日本发动二战之前或者初期，大家的生活还没有被战争影响。不过生活的贫困显然还是挺明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奋斗的意志是在支配当时的日本人的，所以某种程度上也能理解父子之间的理性交往。

笠智众一直都被日本人当成一个典型的“父亲”形象。1942年的时候他38岁，从一个年轻老师到最后终老，我觉得他在这部电影里展现了比在其它电影里明显的演技，尤其在诠释年长的角色时，拿捏更到位。

《父亲在世时》很让我感动——内敛、向上、丰富的人生以及建立在尊重基础上的感情。小津的电影本来都是需要一点耐心和mood去观看的，这部尤其是，如果能够认真看完，一定会有这样的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