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纪人

跟《真相》一样，《掮客》也有一个老问题，是枝裕和“水土不服”了吗？答案是肯定的。

在缓慢的抒情之中讲一些文字描述不出的残酷，《掮客》保留有他几乎完整的创作特点，也因此，相比以前的作品，我反而能从中捋出他的创作痕迹。它让我恍然大悟，原来以往那些看似浑然一体的是枝裕和电影，是存在某种套路的。是枝裕和把套路移植在《掮客》和《真相》里，于是它才会现出了形。

如果详细展开说这种水土不服，主要表现在：一是视听和剧本、表演系统的不匹配，二是枝裕和叙事与韩语文化系统未做到匹配。

视听和剧本、表演系统的不匹配很明显。个人觉得，《掮客》有很类型的故事结构、猫鼠游戏式角色设计。《掮客》并不依靠好莱坞式悬念来推进冲突（请想象一版奉俊昊式的《掮客》），而是靠加重对道德困境的描画，让人物游走和摇摆于灰色之中，不断接受情感的考验。人物在故事里的位置没有变，但人物在道德天平上的位置不断在滑动。

在是枝裕和以往作品里，这种道德滑动是含蓄的，是无法也不能直说的，《小偷家族》直到最后才交待出一份关键信息，同时刺激影片的情绪达到高点。《掮客》则似乎让是枝裕和陷入两难，他担心说得太直白，但不得不把很多不可说的东西借人物嘴巴讲出来，比如几场裴斗娜的车内对白戏，如果不讲出来，这个类型化的故事在逻辑上很难经得住审视。

宋康昊、裴斗娜有更多类型片表演经验，他们的情绪浓郁且富有表现力。我们不妨与树木希林相比，后者更善于将情感拉长、拉薄，呈现一种绵长、耐人寻味的内心戏。

树木希林孤坐在海边，是枝裕和用一组镜头去呈现，那就是表演，换了宋康昊不太行，宋相对更需要他人递戏或者递给他人戏。宋康昊的时间是加速的，树木希林的时间趋于静止，更接近时间本身，也更接近是枝裕和视听系统的本色。

是枝裕和不得不对自己进行调整。剪接略显混乱，还有不少空泛的镜头，说明他试图从中建立自己的节奏。现实却是他一直被宋康昊的表演推着走。比如，缝扣子那一段室内戏，影片选择了不断切换单人表演镜头，其实很《如父如子》，却韵味不够。

至于是枝裕和叙事与韩语文化系统的未做到匹配，这一点不太好说明白。我本来想说“不匹配”，这个不匹配原则上不成立，它完全否定了任何可能性。但我还是想就个人感受简单谈一谈，论述“这一部未做到匹配”更恰当。

韩语和日语在表达上非常不同，《寄生虫》声调高、铿锵有力，《小偷家族》周正、客气、缓慢，即使最缓和的偶像剧韩语，和最激烈的类型片日语相比，两种语言也有很大差异。是枝裕和的镜头节奏与日语和日本文化密切相关，无论是法语（偏稠密）还是韩语（偏激烈），都会给他带来一定的挑战。

我们试想一下，在同一组“是枝裕和”式镜头里，日语对白，日式室内、街道的规整布置和色彩，能够让你更容易做到心平气地沉浸其中，但韩语语调，韩国街道的稠密与凌乱，则有可能让你心生烦躁而无法进入，你可能更想要一种洪常秀式的“戏剧间离感”，或者朴赞郁式的类型元素，来让自己保持沉浸。

再把语言想象成一种电影里的雨吧！是枝裕和的雨或许是急雨，也或许是绵雨，他的雨点似乎始终是一般大小的，雨和人的关系犹如愁绪没个尽头。但李沧东们似乎更爱大雨，雨滴大小不一，有的像把刀子，砸在身上生疼，有时则粘粘的，甩也甩不掉，那是韩国人被一个激烈时代撕裂的象征。

描画韩日两种不同的语言系统，两国导演有给出完全不一样的答案。是枝裕和倒也不必深入韩语系统里去，但他应该为这部电影找到适合的表达方式，这种方式依靠他的观察能力而生发出来，能成为他突破创作瓶颈的支点。

影片关于韩国的国民性描写也是匮乏的，不是没有，但基本属于游客水平，一些市场、街景、车上吃泡面等等，都是众多韩国影视剧里最常见的场面，且没有作为符号空间，予以特别呈现。当了解停留于浅表，他无法为故事给出深刻的国民性，也就只能让“善”和“爱”成为这部电影的终点了。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很普通的结尾。（纯属短评写长了。）

#掮客#（Broker ）（B+）这个电影不是也在探讨Pro Life的议题吗？如果生下根本不愿意养，也养不起，是否还要生下来？一时心软生下来了，但却还是抛弃，是不是不负责？这个片子看似是弃养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其实还是与堕胎有关。而且这部其实就是在宣扬反堕胎，你看出来了吗？

很多人看后觉得太乌托邦，不实际，太圣母，就是这个原因。故事里的每个人原本可能都不是好人，却因为一个小婴儿都变成了好人。这确实可能发生，但故事这样编排，其实还是在进一步宣扬生命的可贵，给你展示一个美好的可能性，让你了解，只要有生命，就有无数可能。

就像IU出演的这个母亲说的，虽然抛弃不负责，但打掉也是不负责的。她觉得只要给了这个孩子生命，她的使命就完成了，剩下的只能祈求孩子找到好心人。而故事里的孩子确实好幸运，真的一路遇到好心人。但现实中呢？多少这样的孤儿或被抛弃的孩子最终被卖到了不好的人手里，悲剧人生从此开启。甚至有的演变成杀人犯。。。

每个人看完这部电影都会被感动，甚至可能流泪，但每个人都知道它如此理想化和不真实。但这就是pro life的人希望你看到的。让你知道，生下来，至少ta有希望遇到好心人，不生的话，是剥夺了ta的生命权。但不同意这些的人，看完还是没办法彻底被说服。

最令我有共鸣的是女探员，最开始很反感这个母亲，责怪她没有责任感，认为她这种情况绝对应该打掉。可是最终，既然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也只能提供帮助。她应该代表了大部分观众的想法。

大部分的电影，其实都是pro life的。至少在我印象里，美国的电影基本上都是反对堕胎的，每一个意外怀孕的母亲几乎都把孩子生下来了，即使一开始犹豫。而且都会让你觉得是母亲自己的决定，自己的突然”醒悟。这个影片也是，不断强调不是那个男的要孩子，而是母亲自己选择的。

所以这些电影都是很虚伪地在不断地洗脑女性，那就是：每个做母亲的都不忍心。不管你情况如何，为何怀孕，你都会不忍心。

直到这两年，才看到两三部终于成功堕胎的电影。但是这些电影往往也很难在主流市场上获得很大的宣传以及获得很好的评价，大部分都是默默地上映，默默地被忘记。

这部《掮客》正好赶上了目前对于堕胎话题的高峰，很好奇ta在美国市场的接受度。

节奏其实算不错的，至少在我看的日本韩国电影里算是不慢的，还充满幽默。演员们都很出色，小男孩也很可爱，更突出的是群戏。几个人的公路之旅让我想起了Little Miss Sunshine这部电影，也是一个“不完美”家庭踏上一段公路旅程，经历很多矛盾与挫折，但最终更加懂得珍惜彼此，也都变成了更好的人。虽然本片里的不是一个真正的家庭，但大家在一起互动的场面十分温馨感人。

讽刺的是，看了一些男观众的评价，几乎没有一个谈到关于堕胎弃养等议题，都在高调谈论这位导演的个人风格，显示他们有多了解导演和日本电影。。。这就是最常见的房子里明明有个大象却装看不到，一直在避开重点。

要不是因为老田的分享，我真不会去看是枝裕和的这部新作，毕竟豆瓣评分摆在那儿。但即便做了心理准备，影片依然让我大跌眼镜，怎么可以烂成这样：失败的《小偷家族2.0》，伪善的反堕胎宣传片，全是尿点的伪底层生活剧，没有技术含量的演员演技，强行合家欢的烂片结尾！这可是拍出《海街日记》《比海更深》《如父如子》《无人知晓》的是枝裕和啊，怎么可以交出这样的东西！

更可怕的是，这部片子不仅存在剧情平淡乏味问题、人设脱离现实问题、剪辑详略不当问题，更有大是大非的观念问题。人贩子就是人贩子，什么掮客、婴儿转运站都是美化！我不想了解人贩子的艰难处境和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不想知道杀人犯的人生故事和堕落轨迹，不同情没有生育能力的人口收买犯，不认同只考虑生不考虑养的伪善反堕胎观！美化犯罪，同情罪犯，就是恶的帮凶。一车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却无比尊重一颗受精卵的生命权、无比关心怀中小婴儿的未来，这不是扯淡吗？！这部片子的观点放在美国取消对女性堕胎权的宪法保护、天朝人口拐卖crime依然猖獗的当前，简直就是为虎作伥、粉饰罪恶，不可原谅。

观念问题是硬伤，片中多次出现的剧情和人设bug也让人无法直视。女主文素英一开始在雨夜中将自己的孩子遗弃在教堂保温箱外面的地板上，连铺块纸板都没有，这是存了沙娃的心呐！后面在寻找买家的路上，对孩子的关爱还不如两个毫无血缘关系的男人，孩子哭了连看一眼都没有，还是对面的妇人主动过去哄，这非常有违母亲那种天然的反应。但如果你说她是个狠心的缺乏母性的人吧，又不尽然，某些时刻她会有护子心切的表现，比如破口大骂嫌弃自己孩子不好看的买家、激烈回怼指责其弃子的女警。合着自己的娃只能自己虐、别人说一句都不得？真不知导演究竟想塑造一个怎样的母亲形象。

一个在城乡结合部开小裁缝店、负债累累的loser，一个孤儿院出身、在教堂当临时工的底层，他们的积蓄居然可以支撑三个大人、一小孩一婴儿数天的吃穿住行和看病费用，还能住有沙发台灯的酒店房间、买高档的婴儿背带、坐高铁逛便利店……女主还一路带着摆满台面的化妆品、带几个月大的婴儿居然能睡整觉……导演和编剧脱离真实、脱离底层人民的生活究竟多久了啊？连观察和想象能力都缺失了！这个毛病在《寄生虫》里也存在，穷人不像穷人，富人不像富人，剧情全靠脑洞和意淫，居然还能斩获无数奖项，真是无语。。。

原载《环球银幕》

你完全可以说宋康昊代表着韩国，在他于今年5月拿下戛纳影帝之前之后都是。作为韩国唯一一位问鼎戛纳、拿下欧洲三大表演类首奖的男演员，于此时来谈论宋康昊自然拥有一个清晰的焦点，但事实上，以角色构成的那些繁杂之点，早已遍布进韩国文化与时代的织布，成为了宋康昊自己的密网。

他以表演和角色之网，捕捞起现代韩国民主化前后一辈中青年的时代缩影，并以此凝练出一副副韩国男人的面孔。他们或是那个失意的、总为家庭奔忙、权威摇摇欲坠的父亲；或是在黑帮匪道与善恶军警里摇摆、难寻真相的无力者；又或是那些被权力缠绕、间或为之窒息的牺牲品；当然，也是机缘巧合担当起婴儿“掮客”的象征之父。我们通过宋康昊得以读取韩国，也通过宋康昊的痛苦检阅韩国的痛苦，正如我们通过宋康昊的脸窥见无数韩国男人的脸。他，就是那个韩国男人。

韩国男人的脸

“帅哥有很多，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宋康昊

当我们谈论到宋康昊，父亲一定是个绕不开的标签，我们记得的那些宋康昊最经典的角色，几乎都与父亲有关。他们通常是韩国社会中最常见，也最面目不清的那些人。在故事的一开始，家庭、工作与社会话语的重压，令他们难以舒展身躯，也掩去他们作为人独特的面部肌理，正如《汉江怪物》中被推到极致，甚至有些迷糊的父亲康斗；又或是那辆飞速行驶、永不停歇的《雪国列车》上，身为制造者却只能勉力保全家人的父亲南宫民秀；同时也是《寄生虫》里那位如蛆虫般苟且的父亲基泽，“如无脊椎动物一般”地活着。

《汉江怪物》中靠经营小店维生的康斗，是在算不上是个多合格的父亲，但也正是这个被激发之后依然做不了什么的无能之人，才刚好以讽刺的姿态道出了民众难与体制抗衡的黑暗。宋康昊更多是以眼神去诠释康斗的，他双目中透露出的那种迷茫，也就是被安排的大多数对于命运的迷茫；曾在他脸上绽放的无知微笑，就是个体幸福之于体制而言的虚妄；他在手术台上的挣扎反抗，又是牺牲品被权力开颅的必然命运。宋康昊的表演，是站在韩国民众长日已久积累的国民状态中的。也正如导演奉俊昊所说，宋康昊“通过吸收韩国的现实来做到这一切。”

比起《汉江怪物》里的康斗，《雪国列车》里的南宫民秀似乎更有造诣一点，工程师的身份让他以类似知识分子的阶层出现，但也始终难逃“失能父亲”的结局，让女儿成为最终活下来的人之一，或许就是那为数不多父权得以超越强权的时刻。而在《思悼》里的暴君英祖，不惜饿死自己的儿子，则又刚好是南宫民秀的反面，他让君权征用了父权，成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失败父亲。

顺着这个序列看下去，《我要复仇》中的工厂主父亲东劲，则几乎是个全然的失败者。自认从未得罪过什么人的他，高中毕业后做电器工程师起家，是没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奋斗一代。然而妻子却在经济崩溃后离开了他，讲述起这段过去的时候，宋康昊饰演的东劲眼中神情中没有任何责怪，有的只是身为一位男性，身为丈夫和父亲的失职感。似乎是要呼应于影片本身的器官贩卖主题，宋康昊也用一种生理本能般的疲惫演绎着东劲的崩溃。当得知女儿去世后，他在河堤上蹒跚而行的机械感；在电击裴斗娜的残忍时刻，他状如失聪的木然感；在最后的宣判时刻，他也终于以自己的身躯付出了血肉的代价，证明了激进组织的存在。

宋康昊赋予这些父亲的，是一代韩国男性承担家庭支柱，却又难以在社会功能和家庭功能中调停的尴尬，东亚社会施放于男性身上的重压，于精神于身体均是毁灭性的打击。身体在这些影片中时刻被宋康昊调用为机器，投影出韩国男性的脸，那是一张张被拓印上父亲和丈夫诅咒的面孔，父系体制与他们而言是权力也是诅咒，更多时候，是缠绕并绞毁一切的噩梦。而这个被噩梦困扰的韩国男人，从未胜利过。

暴徒与黑帮

“喂，你有火吗？”

——宋康昊

大家都会说宋康昊拥有一张平凡的脸，也正是因为这种平凡，他才得以绕过从好莱坞习得精髓的韩国娱乐工业，蔑视明星制，成为角色意义上的明星。这张脸既可以是典型的韩国父亲，也可以是终身都献祭给权力的肃虐君王，同时也可以是那些挣扎于暴力漩涡里的狂徒。他的圆润既可以浸润家庭的亲和，也可以砂洗于枪火的高温熔炉；他的皱纹既可以来自家事的风霜，也可以成为血色伤口的温床。但可以确定的是，暴力对于宋康昊绝不是天生，而是更多来源于演绎。

在李沧东的处女作《绿鱼》里，宋康昊饰演的黑帮小弟甚至比老大还要惹眼。在鞠躬送走老大后，来到复员回家的男主角面前，“喂，你有火吗？”，是这个人物的第一句台词。等到再次与男主角相遇，“有火吗”的台词复现，宋康昊在两次关于“借火”出场中便构成了一种表演上的复调。送走老大时，是耀武的高傲；再次现身时，则是戏谑调笑的自得。彼时的宋康昊尚未为人所知，但大家仍对这个混混角色印象颇深，甚至以为导演是雇佣了真正的黑道来饰演的。

这或许和宋康昊处理表演的方式有关，在《寄生虫》的访谈中，他曾提到自己在表演时并不是单纯地沉浸在角色里，而是试图去理解关于电影的整体框架——那些更为宏大的叙事：“我试着思考本质是什么，我需要传达给观众的信息是什么？当我在角色中看起来很自然时，那或许是这种努力的副产品。”

不过宋康昊呈现的这些暴力者往往都未曾拥有纯粹的暴力，在朴赞郁的《共同警备区》里，宋康昊专门为这个北韩士兵学习了北方口音，南边与北面、自由与封闭、警戒与融入的边界一点点被宋康昊的角色拆解。不论是对于中立方的调查视角来说，还是对于观看这部电影的南方、以及更广义的南方而言，宋康昊都承担着那个闯入者和弥合剂的角色。于是他在展示暴力时必须执行拯救，在流露艳慕时也必然分泌厌恶。那场关于糖果的戏或许可以成为这个角色的决定性时刻，这个旁观了南韩优渥一角的北韩人，展示拒绝的姿态只能是“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北韩能做出世界上最好的糖果！”。在这场文化与信仰的撕裂战中，他是保护者也是暴力者，而所有令人信服他是“北韩人”的表演，都源自于宋康昊精准控制的平衡——卑微的北韩士兵和高傲的前教官之间的混杂态度。

如果说父亲的关键词是失败，那这些与暴力紧密相关的角色的关键词便是被削弱的男子气概，也是宋康昊的“韩国男子图谱”中的一体两面。处女作《猪堕井的那天》里熟谙规则的文学同好，《密阳》里在当地如鱼得水却以大龄单身为失败标志的修车厂主，《蝙蝠》里在人道、神道与魔性中摇摆的神父，都是那些被削弱了男子气概的人。比起《共同警备区》暧昧游离的兄弟情谊，《杀人回忆》中的失意警探或许能让人产生更多共鸣。这个影响了大华语电影犯罪题材整个二十年创作的追凶故事，同样在在我们目之所及的故事里刻下了宋康昊的基因。

他所饰演的朴警探，驻于命案发生的小镇，凭直觉和主观臆断抓人，没有一次成功过。与汉城下调的苏探员讲究证据的理性破案理念不同，朴探员将毫无头绪的愤怒诉诸身体，对嫌疑人大打出手，亦是这一方乡土开化前夕的韵脚。当电影开场，第一个受害人的尸体在田埂被发现，宋康昊沿着小道骂骂咧咧走过去，用树枝圈出脚印，追赶着破坏证据的拖拉机，在紧密跟随他的长镜头中贡献了一段充满混乱、破坏与无知的表演。关心凶案的正义本能，和毫无章法以至于破坏了现场证据的乡野闹剧混合在一起，展演了那个时代杀人的真相。这段表演对于导演奉俊昊来说是无可替代的：“你可以感受到宋康昊的爆发力对长镜头的贡献之大。他扮演着一个填补混乱之间空白地带的角色。动物本能和广阔视野在他的身上同时存在着，令人印象深刻并诠释了整部电影。隐藏在整个《杀人回忆》背后的，是那个民主化前夕漫溢着白色恐怖的韩国，也是属于一代韩国人的杀人回忆，只不过犯罪者是时代。而宋康昊的表演，他看向尸洞的迷茫眼神，便成为了韩国历史的反照。

演员的现在时

让我当个看门人吧！

——宋康昊

回到一切的最开始，宋康昊的表演之路开始在演友剧团的舞台上，这个成立于1977年的古老剧团，由首尔大学戏剧艺术系的学生创建，带有强烈的反保守倾向，经常出演进步剧目，也时常遭到官方打压。1988年前后在釜山居住的宋康昊还是青年，但也已经感受到巨大的社会动荡和民主话题造就的浪潮，青年人无法在社会现实中释放的改造激情，可以在戏剧舞台上喷洒而出。

少年的宋康昊，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我对如何向观众展示故事很感兴趣，也正好看到了演友剧团的演出，那场演出让我有机会确定我应该前进的方向。”于是他离开釜山去到了首尔，花了对当时的他来说很大的一笔钱——6000韩元，买了一场戏的门票。在看完戏剧后，他去到后台，见到了当时的剧团导演之一柳泰浩，当时的二人都不知道，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他们将会因为《杀人回忆》合作。激动的宋康昊甚至对柳泰浩表示，只要留在剧团，让我当门卫也可以。当然，他的热情得到的只是善意的拒绝。之后，宋康昊花费了一些时间才被剧团接纳，一呆就是数十年，舞台对他来说，是不可替代的存在。他在《演友的三十年》中写道，“剧场是我唯一追求的向往对象。”

或许是因为没有受过系统的表演训练，宋康昊并不是那种纠结于细节的演员，《杀人回忆》最著名的台词之一，出现在DNA报告显示他们最关注的嫌疑人并非凶手的一刻，宋康昊掐住嫌疑人的脖子，要他看向自己的眼睛，问他“你每天早上也会起床吃饭吗？”这句台词其实来自宋康昊的即兴发挥，他说，这就是他如果真正遇到罪犯，最想对他说的话。有意思的是，宋康昊和奉俊昊在这方面高度一致，都厌恶排练，喜欢即兴创作。“我们都是那种随心所欲并立即开拍的类型，宋康昊模糊了即兴创作和非即兴创作之间的界限，他让我精心编排的台词听起来即兴而生动，仿佛每一刻都是一部纪录片，但他又能呈现它的对立面，让自己创作的即兴语句听起来像是导演预先写好的台词——因为它们与整部剧的节奏非常吻合。”

国民演员的称号，在认知度之外，于宋康昊还有更复杂的意义。最初以豪华男配角身份崛起的宋康昊，在2000年前后进入到鼎盛时期，并将其绵延二十年之久，这背后与之并行的，同样是韩国电影的上升期。自忠武路开启复兴时代后，身为三驾马车中的一员，宋康昊对韩国电影涉足内外、面见世界的参与程度，同样也代表着韩国电影之于世界电影的参与程度，这里既有《思悼》、《辩护人》这种描摹了韩国历史与父权，极度本土化的产物，也有《雪国列车》、《玉子》这样代表了工业化最高水准之一的商品；而到了《寄生虫》和《掮客》之际，则代表着整个西方电影世界从工业、学院和节展的维度，全面应允韩国电影登堂入室。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宋康昊的演员现在时，就是韩国电影的现在时，宋康昊的演员黄金时代，就是韩国电影的黄金时代。

海进 勇敢的少年怀着梦

海进大概生长在一个无比宽松的环境里，被父母抛弃的他自然从小也没有被灌输知识和道理，这个时候的男孩不知道什么对错，行动出于对善恶的模糊认识。从他偷偷藏到车上，被发现了也没有任何道歉，只是憋久了想出去小便。问他问题他都是如实回答，没有隐瞒和回避。对他来说没有可或不可，只有好奇和向往。

洗车的时候尚贤大概对他说了一万遍不要开窗，但海进还是开了窗，在泡沫水冲得最激烈的时候。对于他来说这个世界还没有什么不可以，无所顾忌也没有约束，不管是从外部还是自己。通过否定这个约束，他获得了整个电影中对于他来说最快乐的经历。

坐过山车，虽然有恐高症。这件事不管是尚贤还是观众应该都没想到，你怎么有恐高症还做过山车，就像花生过敏的人吃花生酱。“我不行”和“我想做”对于海进来说并不冲突，成年人会想，”我喜欢云，难道我叫云下来罩着我，爱一个人不一定要和她一辈子的“。但是对于海进不是，他想做他就会去做，所以他会在素英对大家说了感谢以后会对素英说，“素英呀感谢你来到这个世界”。不管是尚贤还是东洙，在那个时候都是一种感动和克制，还有一点无所适从，因为他们被社会冰冷得对待太久了，不敢或者有点忘了在感情上怎么勇敢。只有海进，单纯的少年敢于对自己喜欢的女生表达对她的爱。

东洙 挣扎的成年人

关于东洙应该是三个男人中刻画最少的，或许是因为他最沉默。在社会上跟在尚贤后面学做社会人，学着点头哈腰。想认命又不服，做不到和自己和解，在从少年（怀揣梦想）到中年（接纳自己）的过程中挣扎得生活着。

从东洙回学校的时候大家热烈欢迎的样子可以看出来东洙在学校的时候应该是大家最信赖的大哥，打架厉害没人敢惹，也有桌开啤酒这样会让小毛孩仰赖的技能，就连逃校也是逃得最久的一个，就像一个门派的大师兄，在学校里受人尊敬，独当一面。

但是到了社会就完全不是这样，他没有父母，没有依靠，只能在教会打工帮忙，也赚点不黑不白的钱，会打架，但是不敢做黑社会，因为东洙的性格还是温顺的，不希望被欺负但是也不会主动去招惹别人。东洙的眼神是在社会上被打压过的眼神，不坚定，不知所措。被母亲抛弃在足球学校里可能很普遍，但是在社会上确实如此刺眼，在社会的环境里会迅速加深自卑，所以东洙恨这个世界也恨自己的母亲。

直到他遇到了素英，遗弃了孩子但又舍不得孩子，素英痛骂说自己的孩子丑的夫妇的时候东洙应该心里也有一丝欣慰吧，是不是能从素英维护这个小孩的样子中看到抛弃自己的母亲维护自己的样子。东洙对素英不仅是因为荷尔蒙产生的男女之爱更是因为在素英身上看到了自己缺失的母爱。至于他在摩天轮上不过脑子说出的“我们四个一起生活吧”，则是想要极力追求自己人生中一直缺少的部分，但是又马上被打落现实，这个不被社会承认的组合并不能长久。他只能遮住素英的眼睛，假装这一刻就是永远。

尚贤 人到中年

尚贤，狡猾世故的中年男人，哼着过时的小调，做着一些正经或者不正经的生意，有一些小麻烦，但是相信自己怎么也能度过难关，毕竟也活了这么几十年了，早就不靠好勇斗狠，知道活着这个社会上靠的是人前低头人后谨慎，一张好嘴皮比一个好拳头有用得多。

尚贤可以说是这个电影中男人的最终形态，因为他可以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他了解这个世界的规则，默认自己是个小人物，知道哪些边界可以打破，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别人看不到他内心藏着对最心疼又越来越远的女儿的思念，如果可以他也喜欢给自己心爱的人最好的东西，不管是餐厅里的冰淇淋，还是游乐场里的玩偶猴子，摩天轮或者是4000块的照片。

在火车里素英说，如果早点遇到你们，说不定不会像现在这样。

尚贤在火车声中说，现在也不晚。

他没法像海进和东洙那样直白的说出来，只能就着噪音小声说一句。因为他知道这句话后面是重大的责任，是以后的每一天。在车里的日子是美好的，但也是因为这些日子是短暂的，尚贤的力所能及，大概就是这么几天。就像给女儿的冰淇淋，就是因为而且能见一次，所以我能给她买一个看起来很好吃的冰淇淋。他因为不能给自己女儿体面的生活而失去了女儿，所以同样的，这些东西他也给不了素英的小孩。对于他来说，喜欢素英，但是更希望素英或者素英的小孩有更好的生活，如果离开我才能让你幸福那就离开吧。他只能做到的也就是切断黑暗势力和素英的联系，哪怕这样会打破他的遵守了一生的生存准则。

被抛弃的孩子的一生

海进，东洙和尚贤，从被父母抛弃而无所顾忌的少年，到因为出生卑微而挣扎的成年人，再到接受自己的卑微的中年人。片中的三个男人大概就是被遗弃的孩子的三个阶段，因为被遗弃，没人管，所以几乎不会有转机，遗弃了小孩以后回来接他的母亲是40分之1，哪能通过足球摆脱这个命运的大概就是100万分之1。不管是在教会还是足球学校，对于弃婴来说，淘气的小孩变成坚硬叛逆的青年在被社会打磨成顺从圆滑的中年，这样的人生无可躲避，弃婴被抛弃的那一刻这样的宿命就已经注定。对于他们来说，只有抛弃他们的母亲是人生的答案，对于东洙来说，如果可以回到20年前他会对母亲说什么，他会说，我们一起生活下去吧。对于海进来说，眼前的素英告诉他，可能他的母亲也一样爱他，但是因为一些不得已的理由才抛弃了自己。对于尚贤来说，我不能给你好的生活，但是我希望你过你喜欢的生活哪怕这意味着要放弃自己的一切。

至于片中的设定，东洙和尚贤的认知里只有让小孩回归家庭才可以让孩子摆脱不幸的宿命所以才去卖小孩，则多少带了一些自己欺骗。

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因为某种际遇走到一起，组成类似家庭的亲缘关系，这是是枝裕和近年来探讨的主题。从《如父如子》掉包的孩子开始，到《小偷家族》里登峰造极的共生家庭，再到这部《掮客》。后两部电影更加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原因在于是枝裕和成功走出了日本家庭剧老套的亲情探讨，将视角投注到更加广阔、更加复杂的社会领域。环境往往是不被常人看见的阴暗面，人物往往是挣扎在犯罪与求生之间的边缘群体。无论社会给这类群体贴上了怎样的负面标签，是枝裕和总有办法从人性角度给予他们底线上的善良和尊严，从而让人在绝望中感受到默默温情。

丢弃婴孩和贩卖人口本应是触犯法律和遭受伦理苛责的不齿行为，如同偷窃一样，是人罪恶心理的展现。但如果，这些不齿举动是人身陷绝望困境后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而不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其罪恶性似乎能够减轻，也能够被理解。甚至于，如果丢弃和贩卖婴孩有着其他难言之隐，比如还掉巨额欠款，比如让孩子有更好的成长环境……似乎还能展化出人性深处的温情。人性的复杂性体现于此，没有绝对的善恶，善与恶在人身上总是共存。是枝裕和虽然看到了现实生活中边缘人群陷入的绝望困境，但他不是悲观主义者，不像今村昌平那样把人当作“蛆虫”刻画，他会给予每位小人物应有的善良和尊严。

在《掮客》里，贩卖婴儿变成不得不为的举动。对于尚贤和东洙俩哥们来说，把丢弃在教会“暂存箱”的婴儿卖掉，首先是一门赚钱（可以缓解巨额负债）的生意，同时因为本身就是弃婴（与拐卖孩童相比），也不必遭受道德责难。对于生母素英来说，把孩子丢弃首先源自她杀人后自保的动机，孩子将是逃亡的累赘；当她知道尚贤哥们要把孩子卖掉，她非但没有阻止，反而加入了“贩婴”之旅，因为她想亲自选择孩子的领养家庭，保证孩子有幸福的成长环境。还有刑警秀珍，她也想要婴儿被卖掉，这样她就能抓到贩卖人口的证据，把人贩子送进监狱。

但随着“贩婴”之旅的展开，一切慢慢发生了变质。原本没有亲缘关系的四个人（都是被抛弃的孤儿）因为孩子渐渐萌生出微妙的感情。与《小偷家族》里共生家庭模式类似，《掮客》里的四人像在一个原生家庭那样生活，每个人分担着维系家庭所必要的义务和责任。或许，这是他们自小到大都未曾体验过的家庭生活，从而激发出内心的柔情。“贩婴”的性质之所以发生转变，是因为外部力量的介入。刑警秀珍抓捕人贩的计划被发现，素英在秀珍的感化下变成合作者，她以让尚贤兄弟犯罪来获得减刑的交易。尚贤也由于债主追踪（受孩子生父之妻的委托）纠结于满足自我利益与不出卖同伙之间，最终他遵从良心，没有选择把孩子当作交易工具，踏上逃亡之路。

如果了解是枝裕和此前作品的话，《掮客》是一部相当标准的是枝裕和电影，有着是枝独特的编剧手法和用镜方式。电影虽然在韩国拍摄，由一帮演技精湛的韩国演员表演，但无论是主题、内容还是影像风格，都是典型的是枝风（日本风），不仅没有给人违和之感，甚至让人看不太出这是一部韩国电影——譬如《掮客》里饰演素英的李知恩像是《小偷家族》里松冈茉优的翻版，长相和神采都非常相似）。这说明了是枝裕和在海外拍戏，没有遭遇水土不和的困境。这种在不同国度、不同语言环境里，仍能保持导演水准的技能，只有真正厉害的导演才有，比如阿巴斯、侯孝贤、法哈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