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光奏鸣曲

奏鸣曲，Sonata。
第一乐章：快板乐章，奏鸣曲式。
第二乐章：慢板，变奏曲式、复三或自由奏鸣曲式。
第三乐章：小步舞曲或谐谑曲，复三段式。
第四乐章：快板或急板，奏鸣曲式或回旋曲式。

四十五岁，更年期女性。快乐的快板被抽掉。从不再被弄脏卫生巾的那一天开始，新的乐章开始。或许，是新的一首乐曲开始。慢板。

更年期，潮热，烦闷，头晕。身形还维持着少女的体态，远远看还是年轻的模样。只是茫然地从医院得到诊断后坐在公车靠窗的位置，模糊的街灯映出她茫然的半边脸，眼下的皮肤已然有些松弛了。

在大陆工作一直失联的丈夫，谎称上了台北却宁愿在高雄和男友鬼混也不愿意接听电话的女儿，手术后在床的妈，过时的成衣厂发了最后的薪水，和一台缝纫机。贴了壁纸边角一直卷起的房子，灯光青黄惨淡，照得屋里游魂一样的人脸色发青。

生理的，心理的，无法被排遣的烦闷，和一直抽纸却擦不完的汗，在海洋性气候的台湾。

对床的男人失去了视力，行动能力，表达能力，或许还有听力，和家人。他唯一的表达途径是受损的声带里喑哑的嘶嘶声和呻吟。如果可以用语言表达，那可能是嚎啕大哭也无法发泄的悲怆。

她为他擦拭身体，触碰他即使受伤还是充满生命力的身体。如果说从一开始带有情色欲望的意味，指掌开始接触，摩挲，交握开始，就有了彼此慰藉的神圣意味。

当他开始听得见，她回避了。他用拳头击打窗栏，那是唯一可以替代他发声的途径。从窗帘掩映的缝隙里她的背影萧索地，瘦弱地，单薄地，小心翼翼地露出小半张想要探听却不敢探听的脸。

她像游魂一样，站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中央，又像游魂一样回到医院。她用口罩蒙住自己的脸，又蒙住他的眼睛。他嘶哑着断断续续地哽咽，听起来摧人心肝一般。即使拥有语言，也不能像这样失语者的呐喊更让人不知所措。

离群索居的人，很容易失去那一点脆弱的和世界连线的线索。吃一顿快餐店的晚餐，要比划着穿上好看的衣服，坐在窗边位置迫不及待戳破珍珠奶茶的盖子。像看一个新的与己毫无关系的新世界，美丽，热闹，而陌生隔离。

垃圾收集车慢慢从远，到近。扩音器播放的音乐声，从小，到大。门一直打不开。直至音乐远去，消失。她崩溃，哭泣，暴怒，拍打。门开了，她跌坐在地上，漆黑的楼道里轻轻地回响着她的哭声。

终章，回旋曲。

任何年龄层过渡段都是如此惶惶煎熬。从孩童到青春期的惊慌失措，从少年到适婚青年的定位迷失，从青年到麻木定式的中年。找不准下一步该踩在哪里，又回忆不起到底从前的哪一步开始走错，才走到荒唐无稽的当下。

如果人生也可以是一首奏鸣曲。从四十开始，会是新的一章，吗。

想重温许鞍华的女人四十了。

很多看过《回光奏鸣曲》的人都会说这有蔡明亮的影子，在《黑眼圈》中那个替李康生做护理的陈湘琪，此次又照顾了一个严重受伤的病人。电影末尾那个破门之前让人崩溃而又无助的长镜头，则是典型的现代主义人格困境，和《爱情万岁》长椅上七分钟的哭泣一样，是难以纾解的常态。

另一个共性是慢，绵延的心理时间几乎构成电影的全部，片中的台词极少，在30分钟之后就失去了对白。蔡明亮同样是惜字如金，他的叙事就是典型的空间与身体的叙事，在一种自我消受的虐习中达到一种浪漫主义的荒谬感。《回光奏鸣曲》同样是以阉割对白的方式走向身体刺激，再用人物的行动洞察他们的心理，失语的男人与被压抑的女人之间的故事，经由他们彼此的身体接触而达到暂时平复。在病房的场景中，围帘构成了两个独立的空间，成为女主角窥视男主角，以及避免被他人窥视的遮蔽物，也成为日常自我与真实自我的分割。影片中一次次的视觉都直观性地通往女主角的心理体验，她在擦拭男主角壮硕胸部的时刻，必然地产生了性的隐喻，最终推向她对自己身体的探视——自慰的那场戏，被导演处理为梦境，在炫光镜头和弗拉门戈音乐之间，恍如洞里春光。这是潜意识里的一种自我释放，在那样一个年龄，人都有回溯青春的一种本能。

影片从陈湘琪扮演的女主角被医生确认为更年期开始，同时她面临女儿的离开、婆婆的病重以及和丈夫的长期分居，空巢自此成为一种坐茧自缚的空间。影片里构造的她的房子，也一如蔡明亮的烂尾楼，在壁纸脱落以及生锈的水龙头之间透出一丝腐朽，它与人的麻木形成自然的呼应。《回光奏鸣曲》其实是讲述一个人生存状态的电影，陈湘琪在知晓自己进入更年期的时候，也正是从麻木中走出而步入焦虑的过程，这种焦虑让她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让她对跳舞、对漂亮的鞋子、对口红、对年轻时候的衣服，对这种种年轻女子的周遭事物重新产生了激情。至于病房里来的男病人，隐喻了她对于性的觉醒，在一种绝经后的日子里重新唤醒了身体的过程。

在电影里东明相没有一句台词，只是躺在病床上用极有限的肢体语言表达一种本能，这是被限制的身体内部的冲动，当他用力锤击床沿的节奏声过渡到室外火车的节奏声，一种巧合的视听剪辑象征了这种冲动的力量。对陈湘琪来说，更年期是一种生理的限制，派不上用场的卫生巾也只能用来拿作擦桌布，而在空间上，烂尾楼式的住宅以及病房压抑的气氛，也成就了对人物的限定——她最后可依赖的对象，也是她的丈夫也在电话中失联，几乎等于陷入无助的困境。在电影的后段，影片揭晓她的丈夫并非是在上海，而是在台北，并且有了外遇，这种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的对比中，呈现了现代社会荒诞的一面。

导演钱翔有意摈弃了华丽的镜头，此次的摄影有着日常朴素的风格，用极浅的景深镜头来表述人物（心理层面）的在场/不在场，于有限空间中制造出极强的张力。一种明显的手持效果跟从戏中人物的动作与情感转变，带有一种呼吸感，是对人物情绪一种精确的捕捉。陈湘琪在影片中也只有极少的台词，尤其是在电影后段的一个小时里，她几乎处于失语的状态，这种话语上的封闭开始为电影积蓄力量（用以平衡或抵抗日常压抑的力量），导演却在背后谋划人物的出口，在电影最后的那个长镜头里，陈湘琪面对锈锁的房门，撕心裂肺地推拉撞踹，每个人都能感知这种无助和压抑的力量。当这扇门最终被打开，似乎每个人都得到了纾解，虽然这种“出口”本身是象征性的。

《回光奏鸣曲》的英文名字是EXIT，也就是“出口”，电影里的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生命冲动找寻这个出口，在抵达出口之前，他们都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茧壳之中。这是现代中年危机的一种身体化的展现，对过往的回溯在此时构成了她们自我的意义，也成为她们通往有知觉的生活的开始，这大概就是整部电影所要表达的意图。也许真正到了这个年龄的人才有最直观的体会，就像电影里的陈湘琪，她几乎是用自然主义的风格传达自己的身体语言，这种表演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她与导演有着极高的默契，处处都精准而达意，获得Golden Horse Award的提名自然也不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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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坐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煩。」（《世說新語•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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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影裏，陳湘琪飾演一位住在高雄的織工。她中年生活的一切突然被逐一得瓦解：公司突如其來的解聘、女兒叛逆不歸、婆婆住院看護，這一切都在層層剝削她生命的活力；於是乎，女工幾乎不再開口了。無語，是因為她活得太累太疲乏。

《迴光奏鳴曲》作為資深攝影師錢翔首次跨入執導長片的處女航，卻使用了大膽得不似新手的的拍法：從開演二十分鐘後直至結局，所有演員就幾乎不發一語，以肢體動作與顏面神會來發展所有的劇情。並非無聲，卻很沉默，片中的沉默時刻，都有一種罕見的蒼勁清冷的基調。在鏡頭的異化之下，《迴光奏鳴曲》中的整座高雄都成了水泥牆與腐朽物的棄置場，不自然的慘白色調與舊繡質地，讓高雄無比蒼茫也冰冷，彷彿是都會人們溝通的虛偽，終將自己的住處也累化出了冷漠的市容。切合了沉默這主題，也造成了影像上的奇觀。

我是去導演場看的片。電影播畢，有觀眾問「為什麼選擇了這種方式來拍電影？」錢翔的回答是「因為我認為言語永遠不夠真實。」為此，《迴光奏鳴曲》選擇了從敘事形式上就徹底丟棄了對話，來逼使觀眾反思對話。

近乎默片的演出緊扣在單親織工的一切，因為沉默處處充斥在她的生活與生命之中。織工不停與女兒溝通，卻落得女兒有應無答，對比女兒跟男友在電話中的有說有笑，這對親子因多話而失格的關係，是話語不能甚至阻礙溝通的印證。這也是《迴光奏鳴曲》對觀眾擲問的隱題。它在問：「言語是否在不自覺間宰制了我的情感，進而宰制了我們的生活？」

言語的誠實，其實無時不刻左右著我們情感與生命的真實。人說的話總是太容易夾雜謊言與曖昧，且總不自覺；當我們漸漸相信他人喧嘩中的謊言，也被自己回話中的曖昧催眠時，人與人對彼此的情感也就逐漸麻木，再無溝通的可能。

這不禁讓我想到《世說新語》裏的一段記載：「高坐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煩。」對於崇尚靜默的南朝文士而言，為了隔絕凡煩的叨擾，偽裝成一個啞巴是一種必然的修道，因為言語能騙眾生，更能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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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言語是這樣使人性失焦的媒介，《迴光奏鳴曲》的故事則讓我們看見一位凡人因緣際會抹殺了這個媒介後，反而「修得了道」，從麻木中重新發現了自己的人性。

當織工逼近無望之際，她卻意外從一位暫盲暫啞的傷患身上得到某種牽絆。織工從與傷患手把著手的肌膚之親中，逐漸找回了一種真摯的溝通，也讓她那被現實生活的洪流壓抑無邊的情感世界，終找到了一道洩洪的出口──本片的英文譯名，就是EXIT。織工的生活失業又失落，卻沒有因此失焦，在經濟與肉體的「發聲權」雙雙被剝奪時，她反而因禍得福，成了當今碩果僅存的修道者，她摸索自己的內在，也摸索著人如何能不用說話，也能理解彼此。

平心而論，作為操作無聲演出的概念型電影而言，《迴光奏鳴曲》玩得只算拆強人意。無聲演出在今日本來就算不上甚麼新鮮的嘗試，每年總不乏些有才導演（自認或公認則自由心證）去挑戰默片。跟幾部默片名作相比，《迴光奏鳴曲》顯得錢翔想拍默片，卻克服不了肢體動作表達有限的難關，只得讓電影耗上三分之一的開場時間才說完了女工失業的「序文」。鋪陳長得令人無奈，而且說得實在太多，顯得默片的「正文」沒那麼沉默，也沒多麼會玩。加以片中有幾段「用牆壁演戲」的調度，實在頗有蔡明亮電影的味道，配上陳湘琪做為蔡明亮御用女演員的身份，也讓錢翔的這份挑戰背後徘徊著蔡氏風格的影子，且晃動得有些勉強。

但《迴光奏鳴曲》在角色情感上的丰采仍舊是動人的。若說這層「修道」之旅是全片的主題，詮釋這些「道人」的演員們就是首功的龍睛。

東明相飾演的病患固然是他個人又一回的出色，但貫徹全劇九成的表演能量，都在主人翁陳湘琪豐沛的演出層次上。陳湘琪透過視線的恍神、兩臂的無措與肢體不自主的駝背，讓她飾演的角色女工雖不開口，卻能散發出一股在期期艾艾與支吾其詞間游移的氣息，把這個壓抑極深的情緒醬缸描摩得無懈可擊。全片的情節迭落也全然聯繫在陳湘琪演出的層次變化上，最高潮點的破門大戲，她的演出隨著長鏡頭一氣呵成，醬缸爆裂那瞬間的澎拜，拿下一座金馬影后，實不過分。在《迴光奏鳴曲》這環概念抽象，形式刻意的框架中，兩位演員賦予了作為電影藝術而非禪語真正需要的動人感性，才讓電影強調的真實情感有了服人的一瞬。演員們的出色詮釋，挽救了這部電影差點淪為全然說教的錯棋。

或許《迴光奏鳴曲》就不該是一部長片。這則授道記該是一小時的特輯甚至短片，表現上會精鍊得多。雖是如此，假如接受了錢翔玩默片形式玩得不夠好的事實，就全片整體的圓融觀之，《迴光奏鳴曲》仍是我在2014年印象最深的臺灣電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