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谋杀：科林尼案

光从名字来看，没有人会去设想这是一部复仇片，但是随着剧情的深入，复仇这一元素也不单单是它的重点。

影片开头就铺设了伏笔。德国某酒店发生一起残酷的杀人案件，科林尼枪杀了某企业家梅耶后主动投案自首。

各项证据都指向科林尼，但是作案动机却没人知晓。他自从入狱后就一言不发，对犯罪行为也是毫无辩解，很明显，杀人者就是科林尼。

可是，犯罪动机是什么？没有证据表明死者与科林尼相识，可从尸检报告来看，这绝对是一场带有私人恩怨的犯罪。

三枪全部打在死者的头部，鼻梁断裂，面部严重毁容，这表明嫌疑人曾猛烈地击打过死者的面部，而这些举动都彰显了一个事实，他对死者有着很深的仇恨。

影片开始没有给出科林尼枪杀梅耶的镜头，就是在暗喻这起案件并不是表面上所呈现的样子，接着另一位主角的出现引领了接下来的事件。

卡斯帕授命担任科林尼的辩护律师，他的出现，不仅是一个律师的身份，更是能揭开故事谜底的人。

以一把十分罕见的手枪作为整个故事的转折点，由此撕开了尘封多年的秘密。原来，梅耶曾是一名纳粹军官，他在战争期间无情地杀害了包括科林尼父亲在内的20名平民。

但他却逃脱了法律的制裁，皆因为德国在1968年颁布的《德雷尔法案》，对梅耶的追诉期超过了时效。

所以，科林尼选择了自己动手。

显然，这是一部复仇类型的电影，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从科林尼自首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得到了一次正义，只是这个正义只属于他自己，他不在乎自己的生死，只想赶快了解此事。

但是卡斯帕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他执着于找出背后的真相，正是他这份决心，给科林尼带来了第二次正义（真正的正义）。

结尾，科林尼自杀了，没有审判，也没有正义，只有摆在眼前的真相。

对科林尼来说，看到迟到的正义终于来临，就是让他放下多年遗憾的根源。

对梅耶来说，在面对科林尼时，他便知道搁在心里的大石块终于可以落地，所以跪在科林尼面前的他，没有反抗也没有逃避。

他用自己剩下的大半辈子来弥补自己曾犯下的过错，这也是为什么在卡斯帕眼里，梅耶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人，就像是他父亲一样。

设定他们三人间的复杂关系也让该片有了更多的冲突，谁袒护谁？这不仅是卡斯帕要面对的问题，更是那些经历过战争时期的人和政府要面对的问题。

一个人究竟是不是战犯？法律应该对他做出最好的裁决，不仅是为了给那些经受摧残的家属们一个交代，更是为了维护法律存在的意义。

其实这是一部反思历史题材的电影，铭记和弥补是它的主题，因为没有人做这些的话，死去的人便没有了意义。

电影前部分的铺设和叙述很丰富，但是后面发力不足，有些仓促，导致头重脚轻。卡斯帕带来的反转与之前的铺垫不够搭配，就是前部分的悬疑色彩过于浓厚与背后的真相没搭上的原因。

不过，它依旧是一个好故事。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从整体上散发出一种久违了的“经典剧情片”的气质。围绕一起凶杀案，以控方和辩方的法庭交锋为故事线，塑造律师、被告、受害者等各有动机和性格特征的系列人物，最后带出颇具历史深度的社会议题，完成主题升华，并留给人广阔的思考空间，余味袅袅。敏锐的观众自然会意识到，以上评价几乎适合所有的法律题材经典电影：《刺杀肯尼迪》、《因父之名》、《控方证人》、《大审判》……等等，是熟悉的套路，但能做到经典，自然各有其特色。而能与这些经典相提并论，本身已经是一份殊荣。

影片一开头，就以“留白”的方式交代了罪案本身——案发过程被略去不表，老人的惊讶直接切入嫌犯浴血，惊世骇俗地出现在酒店大堂。被“反转反转再反转”的“诡叙”惯坏了的我一度猜测案发现场一定另有隐情，留待法庭揭露，营造悬疑气氛。没想到影片的气质如此古典——缺失的罪案现场最后揭晓，只是为了塑造人物，掀起情绪高潮。被酣畅淋漓的一段复仇戏“心灵马杀鸡”之后，我不禁反思，电影的剧情是否需要那么多的“反转”和“包袱”？我们是不是已经在“叙事资本主义”的邪路上走得太远了？

所谓“叙事资本主义”是我发明的一个词儿，就是努力在有限的影片（剧集）长度内塞进尽量多的信息、线索，制造重重“反转”，以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本来，制造“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悬疑是剧情片的看家本领，不然既没有恢宏的场面，也没有激烈的奇观，观众凭什么盯着几个演员从头傻看到尾呢？像《控方证人》、《非常嫌疑人》等影片，都凭戏剧性的反转成就了一代经典。“反转”本身并无原罪。可惜最近几十年，为“反转”而“反转”的倾向愈演愈烈，为了让观众张开惊呆的尊口，编剧们开始抛却人物塑造、剧情合理性这些根本不顾，一味追求“分分钟刺激”“秒秒钟惊呆”，不但是不管人物性格特征，而且有时候连剧情前后都合不上。更有甚者，挖坑不埋，一切敬请期待续集，只要哄你看完全片就行。编导连基本的职业操守都弃若弊屣，实在令人齿冷。

在这波大潮之下，衍生出所谓的“高智商电影”，诸如《看不见的客人》、《海市蜃楼》、《网络迷踪》、《恐怖游轮》等等。其中翘楚，当然是被影迷们奉为新晋大师的克里斯托弗·诺兰的作品。他的每一部片子，无论类型是科幻、战争还是犯罪，密集的信息量和步步惊心的悬疑是必不可少的标配，也是成功的秘诀之一。可就算是这些环环相扣、逻辑缜密的良心之作，在我看来也是得不偿失——将影片的主体“人”让位给了“故事”，将人性深度兑换成了叙事快感，是否也是一种舍本逐末？

相比之下，《科林尼案》的“老派”其实是一种可贵的品质，虽然已经遗落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太久。观众们看完全片，记得的不是迷失在各种算计和迷宫里的焦虑，而是清晰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编剧所要表达的主旨。记得的是一个被战争摧残的家庭，几个被剥夺了正常生活的受害者，他们令人一掬同情之泪的遭遇，以及有良知的人们为讨回公理、维持正义，不惜冒险犯难的浩然正气。当看到小镇暮色中携手走远的父子的背影时，多少感慨，令人无语凝噎。一种崇高的宣泄和升华喷涌而出，这正是好的艺术作品所应该达到的境界。远非各种匠气十足的“高智商电影”可比。

影片几个主要人物的设定很有意思。一个意大利蓝领谋杀了一个德国富翁，隐隐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70年多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担任辩护律师的律师来自土耳其裔移民家庭，对手是金发碧眼的前导师，曾参与制定庇护纳粹余孽的恶法。主角决裂了同样美艳的金发富家恋人，雇佣了一个意大利太妹。所有这些设定，都带着一点同情少数人群和边缘族裔的左派立场，将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当然，倾向无所谓好坏，只要考虑一下整个西方基督教文化就奠定在信仰如羔羊般被献祭的耶稣基督就好了，这坚若磐石的信仰自然会影响到各种艺术作品。

最后致敬一下影片中扮演罪犯的老英雄弗兰科·内罗，年轻影迷恐怕想不到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大叔居然拥有堪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傲人履历。他最著名的银幕形象是“姜戈”。没错，就是那个拖着棺材浪迹西部，迷得昆汀·塔伦蒂诺神魂颠倒，几十年后还专门拍了一部《被解放的姜戈》隆重致敬的那个“姜戈”。虽然在大半时间里他神色木然，可那只是剧情需要，随着真相揭晓，他的冷峻随回忆涣然冰释，将一个童年因无心之失害死了父亲，长大后不婚不育矢志复仇的“罪犯”内心丰富的层次一一诠释出来。他出色的演绎证明了，“姜”确实是越老越辣。

不得不佩服德国人反思历史的能力，尤其是关于二战和大屠杀的，还孕育而生了独特的文学体裁：反思历史小说（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然而，德国人这种具有深度思辨的能力不是源于执著，而是对挥之不去的历史阴霾的探索。电影《科林尼案》改编自同名小说，原著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就是如此。

费迪南的祖父巴尔德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是纳粹党维也纳大区领袖，并在纽伦堡党卫军审判中因危害人类罪被判刑20年。背负着席拉赫的姓氏，费迪南在成长过程中遭受了不少非议，也经历了复杂的自省。费迪南本身也是一名律师，他的作品也大都与刑事犯罪有关，《科林尼案》可以说是他长久以来司法经验与身份自省孕育出的集大成之作。

但是费迪南·冯·席拉赫这种霍桑式创作呈现的不是单独个体的故事，它更具有代表性，它携带着重新追溯历史与正义的任务。故事中的人物设定呈三角形，即律师卡斯帕·莱尼（Caspar Leinen）、被审判者法布兹奥·科林尼（Fabrizio Collini）、死者汉斯·梅耶（Hans Meyer）。这种类似于三角恋情的人物关系把律师莱尼置于摇摆不定的位置，他是死者的义子，也是科林尼的辩护律师，他究竟要如何摆放自己的位置，倾向于哪一方，维护哪一方的利益，这是莱尼、费迪南你以及其他大屠杀后出生的德国人需要面对的问题。

谋杀梅耶的案情铁证如山，科林尼是凶手，他对此也并不否认。然而当主人公律师莱尼拨开层层迷雾，寻求谋杀的动机的时候，对于死者汉斯·梅耶的审判才刚刚开始。对于剧情我不再做赘述，情形更加复杂，人物关系与故事结构营造的冲突也很有看头，但不是我讨论的重点。最后明显的是，随着尘封档案的缓缓揭露，被告科林尼从施害者变成了妥妥的“受害者”、“复仇者”，汉斯·梅耶曾是一名纳粹，杀害了科林尼的父亲。而因为《德雷尔法案》，汉斯·梅耶被认为是从犯而享有刑事犯罪追溯期，这一点让科林尼无法通过正当的法律手段起诉梅耶，所以他才选择自己动手，为父亲雪恨。

这里插一句，故事把陈年往事设定在意大利也具有典型意义，原因是纳粹德国在意大利战场上的行经一度被吊诡地解读为“正当的”、“干净的”，“荣耀的”，这种荒唐似乎在影片中的法庭再次上演，对死者的审判和辩护开始了：梅耶十分是有罪的？

至此，这个电影俨然是对一系列二战后审判的另一种反思。据我所知，让汉斯·梅耶逃脱法律制裁的《德雷尔法案》与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时候参考的法律情形类似，它们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自19世纪的法律体系，即刑事罪犯必须要以其本人的判断与动机实施的杀人行为，才会被认定为谋杀，这当然不应该适用于战争，尤其是二战那么独特的战争，且也与国际法不兼容，影片中也有提到。这样已一脉相承的法律制定行为实质上是对部分法西斯行为的“非直觉”描述，更像是巧立名目地为犯人脱罪，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为许多德国战犯打造了“免罪金牌”。

这种法律体系背后是对集体犯罪中犯人身份的区别对待产生的。其实1954年的一系列同盟国战争犯罪的审判就已经把战犯与军人身份作为主要讨论点了。军人的职责与荣誉，在战时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对战时军人身份与价值的认定不仅对审判结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军人未来的发展也至关重要，不论个体或者集合。历史学家Kerstin von Lingen曾给出这样一个例子，二战落幕后，纳粹国防军的许多军官对战时军队的身份进行了回溯与重建，他们将国防军与党卫军（SS）对立起来，以此展示自己在战争中所作所为的正当性。这样的行为正如法国学者Maurice Halbwachs所说的，面对重大国事，社会团体会自行创造出一个“参考的框架”（frame of reference）来协助自身在社会格局下身份的建立。Reinhart Koselleck在《Verbrechen erinnern: Di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Holocaust und Völkermord》对审判中的讨论如此介绍：通过对德军行为的主动和被动两方面的阐释，二战时德军身份包括给予意图（Sinnstiftung）和索取意图（Sinnforderung），分别指向了军队个体经历的叙事建构与国家层面更能接受的集体叙事建构，后者与历史法学派的观点不谋而合。于是，许多战犯被去纳粹化，逃过或缓和了处罚。这正是科林尼所要报复的，战争给了他终身的创伤，而司法上的不公对他造成了第二次伤害。

与其说这部电影的主要情节起伏脉络都在解答“谁是受害者？”这一问题，辩证地看，在更加宽泛地延伸中电影提出的问题其实是“谁是受审者？”当受害者这一身份从死者梅耶转移到被告科林尼这一时刻，法庭审判实际上也就转向了，苦脸法官惊愕的神情说明了一切。究竟是谁迫害了科林尼？是希特勒、是党卫军、是汉斯·梅耶，但是也是德国的司法体系、《德雷尔法案》、以及当时只是实习生的理查德·马蒂涅博士（Dr. Richard Mattinger）……甚至是当时的西德连邦议会。就此科林尼案不仅仅是对某一个逍遥法外的纳粹军官的重新审视，而是对大屠杀及战后政治的重新反思，可以被视作对于自纽伦堡审判以来纳粹德国对军队以及军人所构建的身份的审判。

这也就是《科林尼案》比起类似情节的影片《八音盒》对二战历史及其战后历史的回溯更偏僻入里的地方。当然我在此并不是踩一捧一，事实上，就观影体验来说，老派的《八音盒》看起来更加舒服，整部电影丝毫不逊色《科林尼案》。但是两部类似的影片叙事目的并不一样。《八音盒》里的麦克·兰斯洛只是个在逃的战犯，庭审用一位一位证人的证词累计把他的罪行刻画得入木三分，而他本人对历史的否认巧舌如簧都让这位战犯更加令人憎恶，影片最后真相大白，给他定罪，人心大快；而《科林尼案》却触及了更广泛而且深刻的领域，影片对梅耶罪行的呈现比较单一，梅耶下跪接受复仇者的审判，这都大大削减了梅耶作为战犯的丑恶形象；更加巧妙的是，情节上，一开始梅耶已死，他已经被审判，被执行，到影片发展到最后的悬疑不再是战犯能不能被处决，而是关于法律的偏倚如何补救、正义如何实现、对待历史态度的深层次反思。梅耶与兰斯洛不同，他不是通过隐姓埋名，不是通过逃跑，不是通过谎言与诡辩逃脱了审判，而是不当的法律给予了他逍遥法外的权利。

《科林尼案》的结尾处理得很高级，审判没有结果、正义没有被修正、德国民族的救赎未完成。正如德国1995年为大屠杀研究成立的弗里茨·鲍尔研究所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对大屠杀的记忆和对民族社会主义犯罪的对峙可能已经是当下德国社会亟需关注的问题，过去犯罪所造成的广泛的辐射还没有被大众充分意识到。”历史就是这样，有些错误也许不能被弥补，它们留下的创伤和负罪感会流淌在一些人的血液中，它们制造的危险也一直躲在世界的某些角落，伺机而动，当你遭遇它们、审视它们，你无能为力，只能转向自身去思考和汲取教训。

当一个绝望的男人决定去赴死的时候，他在想什么？

当一个普通的意大利工人科林尼冷静的有点可怕的走进总统套房的走廊，去准备杀死那个位高权重的老人迈耶的时候，他一定知道，这条路既是一条复仇之路，也是一条救赎之路，杀死那个男人的同时也是在让几十年备受煎熬的自己得到解脱。

故事就这样引人入胜的展开了，我们不禁要问，科林尼为什么可以那么平静的杀死一个看起来那么绅士的老者？然后自己解脱般的去选择自首，这里面一定有一个非常离奇曲折的故事，这个疑问使我们观众一下子看进去了，迫不及待想解开这个谜团。

然而导演却没有那么着急，开始掉转镜头对准一个从底层逆袭的新人律师卡斯帕身上。看到一些评价说，前面浪费那么多时间聚焦那个律师的生活干什么，我不这样认为，因为导演拍摄这部电影的目的除了在反思历史，清算历史，也在着重挖掘人性中善与恶的摇摆地带，人不是非黑即白的动物，我们内心深处的善念与恶念永远是互相并存的，彼此缠绕，彼此争斗着主宰我们的心灵。正如第一个对准律师的镜头就是他在浑汗如雨的自由搏击，象征着他内心善与恶的彼此焦灼，面对法律的正义与人情的偏袒让他左右为难。

卡斯帕——是正义的坚守者还是罪恶的帮凶？

导演用前面1小时很大的篇幅在刻画律师与整个迈耶家族非常深的情感羁绊。

迈耶对卡斯帕来说是教育他成长，给他缺失父爱的童年带来欢乐，帮助他从社会底层逆袭到精英阶层的慈祖父般的存在。同时，卡斯帕也与迈耶的孙子，孙女一同在大家庭里生活，见证彼此的青春成长。导演越是强调卡斯帕与整个迈耶家族的情感羁绊，越是突出卡斯帕身份归属感的困惑，自己即是迈耶家族一份子，但同时也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律师，是站在正义的这一边，还是偏袒人情的那一面，望着天秤两端为难的他，不断接受人性的拷问与善与恶的审判。

当律师卡斯帕一边看着迈耶尸检一边回想起他开车带着小时候的自己兜风，教自己识字 时，导演运用镜头交叉剪辑，让丑恶腐朽的尸体与美好无忧无虑的童年的回忆交织在一起，让童年的光辉与死亡的黑暗一同呈现在观众面前，善于恶彼此互相缠绕的主题再次点出。

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卡斯帕与父亲一起追溯整理相关案件资料的过程也达成了他与亲生父亲缺失成长陪伴的和解，在长大成人后，他与父亲在追寻正义的理念上达到一致。

影片最后有一个镜头是在案件结束后，他来到科林尼的故乡，在重归平静的街边咖啡馆小憩的时候接收到了一个孩子的足球，这里镜头意思是他收到了来自科林尼生前没有来得及说出的那句感谢，感谢他为科林尼和他父亲所做的历史的清算和正义的声张，他和父亲终于在天堂团聚，终于可以安息了。

而迈耶和科林尼这两个人物更是善与恶不断反转的更鲜明的例子。

杀人魔头与慈爱祖父，一级谋杀犯与复仇大英雄，正义的律师与罪恶的帮凶，这些看似绝对相反的人物身份却在同一个人身上不停的摇摆是本片在刻画人物的看点所在。

科林尼——是杀人如麻的谋杀犯人还是视死如归的复仇英雄？

科林尼的扮演者老戏骨弗兰科·内罗演技含蓄内敛，仿佛硬汉柯林特伊斯特伍德老爷子附身，从自首后心如止水一言不发，到看到年迈故乡同胞热泪盈眶再到最后对历史的清算和追问情绪依次递进。

科林尼这个人物的戏都在内心，他眼神坚毅，愤怒的外表，绝望和悲伤的内里，虽是谋杀犯却有着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当他回想起1944年发生的屠杀平民事件往事时身体不由自主的抖动和颤栗也在表示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心魔”，是他始终不能平复的伤口。这个伤口他尝试过诉诸于法律来解决，但无疾而终，所以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一条决定让杀人者偿命，自己的人生也一同消亡的毁灭之路。

当科林尼终于说出内心的呐喊——法律为什么站在杀人犯这边！说自己已经没有家了，也无儿无女，剩下的唯有自己心中那点正义时，他委屈的眼泪让我们观众动容。还有一个细节是，当他听见律师的质问——迈耶应该被判有罪时！他第一次微笑了，第一次眉头舒展了，他朝着远方天堂父亲的方向看了看，露出了释怀的眼神。这些小细节的精准刻画，让我们看到了人物的情感转变。

迈耶——是慈祥祖父还是杀人魔王？

过失杀人诉讼的时效是20年，因为这个条款，他曾被判无罪。但律师认为这个法律条款的制定本身就是个丑闻。

为什么迈耶当年会对卡斯帕律师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那么好？因为他年轻时作为纳粹军官残忍杀害贫民，杀害一个无辜贫民孩子的父亲，毁了这个孩子的家庭，毁了他的一生，他老了之后，开始反思自己曾做过的罪孽，之所以对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底层孩童那么好，给他教育，给他车，培养他成长其实也是对自己年轻时犯下大错内心的赎罪。

而最后迈耶死在那时候孩子科林尼的枪下，迈耶的死与当时科林尼父亲的死交叉剪辑，也是天道轮回，生死报应。迈耶家里书柜里一直藏着的那把二战时期德军特制的瓦尔特P38手枪，也是在证明他无论现在是一个多成功的商人角色，战犯角色始终无法更改，是他一辈子的罪孽与耻辱。

这部电影的可贵之处是在反思历史，清算历史的同时还能够无任何立场的对人性中最复杂的那一面展开深入的挖掘，影片结尾案件的突然终止也是在给观众自己去评判谁对谁错的开放性空间。影片中那些人性隐秘情绪互相矛盾，互相对立，互相焦灼的细腻表现正是善与恶是始终对立，又始终互相依存着的最好证明。

影片之外，法兰克福大审判后，德国大众不断对历史开始反思，舆论迫使政府开始对纳粹犯的追责和清算，1979年，德国联邦议院对法律做出修改，规定“特别手段杀人”无追溯时效，其中包括连环杀人、满足特殊性癖好以及基于种族原因杀人。由此，德国开始了对纳粹罪犯的无限期追责。

《无罪谋杀》让我想起几年前的一部电影《朗读者》。尽管前者披着犯罪片的外衣，后者让人记住的是它惊世骇俗的绝世爱恋，但两部电影的视角是相通的——在现代世界如何对待二战战犯，尤其当那个人与你有亲密的社会关系时，你将站在社会公义的角度还是个人情感的角度，天平将倾向哪一端？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正义。但实际选择没有那么简单。两部电影之所以勾连起人们复杂的情感，让故事走向幽暗深处，恰恰因为战犯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在现代社会，他们和我们一样，有工作有家庭，过着平凡的生活。当他们把过去隐没，你对他们的这段过去一无所知，当你某一天忽然发现密切交往的爱人或亲人曾在历史上扮演极恶的角色时，你将如何面对？

《无罪谋杀》和《朗读者》一样，抛出了极为残酷的问题。

《无罪谋杀》

《朗读者》

有意思的是，这两部电影的男主角都从法学院学生走向社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律师，相对于亲情爱情，两人都偏向更为严肃的社会情感，站在人类的正义这端。《朗读者》中的男主角对与汉娜（凯特·温斯莱特）的一段生死爱恋极为羞耻，而《无罪谋杀》中为杀人犯科林尼辩护的律师莱宁也显得十分冷酷无情，他不顾前女友的情面，更不顾待他如父的死者汉斯·迈耶的情面，坚定地走向了被告辩护方。

许多观众都能从这两部片中看到德国现代社会仍在对二战反思的态度因此大加赞赏，但我从情感深处却认为两部电影表现的反思是微妙的，也并没有走向同一条路。

在《朗读者》中，战犯汉娜被审判时，她无辜地道出“我只是完成我的工作”，令人惊诧但又合乎情理。从观众的角度而言，我们极易对她产生深深的怜悯，因为她确实是杀人链条上微不足道的一环，不过做着本分之事。

而在《无罪谋杀》中，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是完全相反的。明明莱宁的教授马丁格抛出了一个令人深省的问题：在当时那个时空里，在战争状态中，汉斯·迈耶也是在做着一份党卫军军官的工作，完成他分内职责（追杀意大利游击队并且因此牵连到无辜平民）——但为什么，他至今已被残忍杀害还要被追问历史的责任？谁又能保证，你在当时的环境里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同样性质的故事，发出同样的问题，答案却走向两端。《朗读者》中我们会站在战犯这个角度，考虑到她也是人，是战争工业中的一环；而在《无罪谋杀》中，我们却不会姑息汉斯·迈耶的罪过，哪怕他余生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仍然死有余辜。——我不禁好奇，造成这种情感偏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细节。

在《无罪谋杀》中，战争的恶通过非常具体的方式表现出来，它极为残酷，极为血腥，因为汉斯·迈耶利用一个孩子的单纯，让他眼睁睁看着无辜的父亲因自己而死。

科林尼背负了一生的罪责，不仅包括对汉斯·迈耶的仇恨，还包括对父亲的愧欠。他杀死汉斯·迈耶的行为极为残暴，却包含了两种深刻的情感——复仇与赎罪。当战争像天空中的云一样散去，人们在意大利那阳光明媚的广场上可以继续平凡的生活时，孩子科林尼却背负着仇恨与懊悔长大，他度过了悲惨的一生。

《无罪谋杀》剥洋葱般将一个无情的杀人犯的过去剥开，用律师莱宁的心和眼，我们一点点追寻这起案件的真相，穿越层层迷雾，最终到达1944年那个阳光明媚的小镇广场。——那里正发生一件泯灭人性的事，只需一瞬间，就足以影响人的一生。

正因对个人生活的聚焦，我们看到了战争如何对受害者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当莱宁的教授问出“汉斯·迈耶不过是做他分内之事”时，我们从内心深处都不会原谅这个恶魔，因为他的恶恶得光天化日惨无人道。我们无法忘记孩子绝望的眼神。

从这个角度来说，《无罪谋杀》绝对站在了受害者一方，它把《朗读者》中抛出的问题引向必须通往谴责与反思的路，不容我们对战犯产生怜悯共情。哪怕他们作为常人被残害至死的生命最后一刻如此恐怖，我们观众却不会惋惜。因为汉斯·迈耶毁掉了无数科林尼的一生。

所以试想一下，如果《朗读者》中汉娜不是在口述，而是电影不断闪回蒙太奇那些被她送进集中营的人们的死亡或劫后余生时，我们会为谁流下眼泪……还是说，同情和悲伤根本不够消解战争的残酷，在这里面，人类共同扮演了恶人，也共同成为了受害者？

凯特·温斯莱特扮演的战犯汉娜

《无罪谋杀》中还有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是战犯子孙如何面对家人的过去和他们自己的身份。

如果说莱宁作为一个法学专业学生，一个应将公平正义视作职业理想的人做出的选择无可厚非，那么他不管怎样对汉斯·迈耶一家冷酷无情，他都有他走向正义的理由。但是对汉斯·迈耶的孙女来说却不是如此。她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是战犯的后代，她一生至亲杀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她自己要如何面对历史，面对社会，面对未来，这是一个更加残酷的问题。

让我印象深刻就是电影中的一个细节——当历史真相最终被解开后，法庭外，汉斯·迈耶的孙女坐在椅子上久久不能平静。她问莱宁：“我也是那样的人吗？”这个问题问得人心碎。对莱宁来说，追寻正义责无旁贷；可是对汉斯·迈耶的孙女来说，追寻正义意味着对至亲的“背叛”。我将选择相信什么继续生活下去，包括脑中存储的关于亲人的回忆，如何面对这份回忆——是远离十恶不赦的他，还是原谅十恶不赦的他，似乎没有可以容我走下去的道路。而我的自我之中是否包含着上一代恶的基因，人们又将如何看待我？这对德国人来说是一个难题，如果放在中国社会，将更是一个难题。

从这个角度而言，包装为好莱坞式犯罪片的《无罪谋杀》，背负了更加沉重的社会意义。它不仅延续了德国社会对战争反思的传统，还将观察的视角深入到个人生活中——我们清晰看到，战争如何在战争结束以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他们至今被道德的重重枷锁困扰，无论是战犯的后代，还是受害者的后代，每个人都在具体的生活中真切面对诘难与悲痛。这也是战争的残酷，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科里尼案件》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

在我看完电影以后，出于好奇去查找了电影相关资料。我惊讶地发现，原来电影原著《科里尼案件》的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他的身份中确实包含了这两个极为具体的问题——既是一名坚守正义的律师，也是纳粹战犯的子孙。他的祖父正是在纽伦堡审判中被指控为纳粹主犯之一的巴尔杜尔·冯·席拉赫！

巴尔杜尔·冯·席拉赫18岁加入纳粹党，1931年成为希特勒“帝国青年团”领袖，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中因“危害人类罪”被判处20年监禁。直到去世之前几年，年幼的费迪南德才对这位祖父留下一点直观感性印象。

在我看到的访谈中，费迪南德对祖父的态度既像是坦然面对的，又像是讳莫如深的。有时他愿意直截了当地来谈一谈祖父，有时他又避之不及。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费迪南德说到祖父墓碑上的一句：“我是你们中的一员。”这不仅对他来说，对我们看似局外人的旁观者而言，都是一句警世恒言。

“我是你们中的一员。”——在我看来，就是《无罪谋杀》这部电影的核心观点。作为战犯的恶人，有善的一面；作为杀人犯的恶人，亦有善的一面；作为亲人的人，还有恶的一面……绝对的善和恶并不存在，我们更多时候都在模糊的灰色地带，因为不同时空产生的问题做出自己人性某一面的选择。

当汉斯·迈耶的孙女低头沉思问出“我和他一样吗”，这是一个极为残酷的问题，就像作为律师的费迪南德问他自己，我和祖父一样吗？

故事中的莱宁正是费迪南德分身出的另一个自己，他对电影中的她说：“你是你自己。”

这句话让人解脱，释然。可以想象费迪南德带着问题写到最后，他对历史和自我都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战犯下一代不应背负战犯的恶名，而应成为独立的人继续生活下去，但他们又应比普通人对战争更有道义的责任，他们更应该为这沉痛的历史延续自己追寻正义的职责。

律师莱宁和汉斯·迈耶的孙女，正如费迪南德的分身自我

最后也是我个人好奇所致，我发现《朗读者》的原著作者本哈德·施林克与《科里尼案件》的作者费迪南德竟同是法律专业出身的作家，施林克还是费迪南德学生时代的法律教授，这是多么神奇的巧合！他们以不同类型的故事抛出相似问题，虽然审视战争的角度不同，但两部著作改编的电影都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战争延续的罪恶和人性中极为复杂幽暗的一面。

我非常喜欢《无罪谋杀》中马丁格教授说的一句话。当莱宁让他以法律史专家的身份接受庭审时，他从原告辩护席走向证人席，开着玩笑说：“换个角度看看这里也不错。”在法庭的中央再看一看原来是战犯的被害者，和原来是受害者的杀人犯，还有世间高高在上的审判者，历史没有因此改变，情感和反思却变得不同。

是的，“换个角度看看”，这正是《朗读者》和《无罪谋杀》共同抛出的问题。让我们换个角度，再看一看人性与战争。

首先感谢#桃桃观影团#提供的观影机会，但很遗憾这部审判纳粹暴行的片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人心，也就临近片尾科林尼自杀后情绪才略微调动了起来。 原因有二，其一:影片叙事有种左右横跳+强行推进的迷惑感，粗略捋下剧情:一开始莱恩傻乎乎接了案子准备为凶手辩护→发现被害人是熟(en)人(ren)准备打退堂鼓→转头又对老相好表示得尽律师义务(咱可不是亲属关系哦，回避不着哦)→见科林尼死活不开口便开始划水顺便跟老相好打一炮(绿帽+1)→发现凶器有蹊跷果断化身名侦探（太弱智了）打算背刺→约老相好再打一炮(绿帽+2)然后偷摸搜集证据准备背刺→隔天在法庭上掀桌“異議あり!”→四天就挖出了迈耶黑历史(之前早就给了护照的镜头，诶，我就不去查就是划水，就得先跟老相好搞搞不伦，就是玩儿，DDL是第一生产力！）→马丁格反杀一回“法院早就判啦，迈耶是无辜哒，血亲复仇damedane”(可电影都给了迈耶准备在童年科林尼面前杀了他父亲的镜头，这么变态的人渣还有脸说无辜?这什么弱智阴间辩护?）→莱恩懵B了“科林尼你丫之前咋不跟我说?跟我这儿挖坑玩儿呢?”→科林尼痛心疾首“这国怎，总亏民，我陷思，定法问!”→一查还真这么回事儿→马丁格GG→科林尼自杀。 其二:人物刻画比较扁平，科林尼还好些，眼里的悲愤、大仇得报后的空虚和解脱都能让人感同身受，你一开始死活不开口就不开口吧，可从莱恩身上就很难看到法与情的纠结(也不是没有刻画，但就那几个画面很难让人产生共情啊)也看不出对律师职业道德有多坚持(前期不是打退堂鼓就是划水，也不知道马丁格后不后悔当时点了他一句，后边查案与舆论的阻力也不是很大，对比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戏剧冲突的张力简直差远了)哪怕是最后的正义审判也略显爆发力不足，拔屌无情搞不伦的形象倒挺令人印象深刻的。剩下的角色里老爹&太妹纯工具人，老相好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马丁格表现拉胯卖相还行，哦还有挂掉的发小就是个最后憋了的电灯泡，简直不知所谓。 本文文笔是有些胡闹轻佻，但实属不吐不快，不过虽然片子不大合我胃口但若能让观众对当年那段历史产生兴趣，去了解去反思，我觉得还是值得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