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海

《下海》。6分。

阿美编剧，奥利维耶·梅斯导演，齐溪、耿乐、王茜主演作品。

下海，站街。上世纪90年代末东北爆发大规模下岗潮，女性失业尤为严重。很多女人听说当法国保姆能赚钱，到巴黎后发现求生无路，只好去“站街”。

题材很现实，故事很平庸，齐溪付出尺度很大，导演掌控水平很差。

看完片后，心情没发好，毕竟是讲述的女性在海外被迫走上的站街路。豆瓣上的争论大多聚焦在对“贫与娼”，反倒没人关注这个故事，也没人关注演员的表演。非常遗憾。我不支持站街，但更痛恨这个磨灭人前途的社会。

虽然片中打了大片马赛克，但毫无疑问，齐溪的表演是值得点赞的。查资料才知道，原来她是演员王传君先生的夫人。

下岗，现在听来略带“过去时”味道的一个词。

但在上世纪90年代，它却是“进行时”，甚至还形成了一股“潮”。

调查显示，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中，总共波及的城镇企业职工多达2278万人（统计数据截止至1999年）。

记性好的观众，应该记得不少国产片里，就出现过被“下岗”的情节。

比如《万箭穿心》里的马学武，《钢的琴》里的陈桂林，《暴雪将至》里的余国伟等等。

《钢的琴》剧照

往近了说，前不久上映的《地久天长》中，咏梅所饰演的王丽云就是下岗浪潮所波及的一员。

不只是电影作品，那时候的各种艺术形式里，都难以避免地要提及下岗这一主题。

1998年，刘欢写了一首鼓励下岗工人的歌，他唱到：

“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1999年，黄宏在小品《打气儿》里也说道：

“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但是，下岗对一个工人来说，真的是一件容易接受的事吗？

并不。

当时的下岗潮所影响的人，大多是年纪不小，也没有什么一技之长的普通工人。

上有老，下有下，有一大家子人需要养活。

《万箭穿心》剧照

根据一份1999年，对多地下岗职工的调查显示：

“在这些下岗工人，80%至90%都是进入社会声望较低的传统零售、服务业，或是临时就业岗位。”

男人们，尚可出卖劳力，做一些苦脏累的活。

而一些被生活逼得无路可走的女人，就从“下岗”走向了“下海”——

这是一部注定无法在国内上映的电影，因为尺度太大。

由一名法国导演执导，曾经在2017年的釜山电影节上展映。

但，片中的主要演员都是中国人，喜欢看文艺片的影迷应该不会陌生——

饰演男主角的演员耿乐，之前出演过《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往春天的地铁》，以及前两年的《嘉年华》、《相爱相亲》等电影。

《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

另一名女演员曾美慧孜，去年曾凭借电影《三夫》提名金马影后。

《三夫》剧照

《地久天长》的导演王小帅，担任了《下海》的监制。

巧的是，在《地久天长》中饰演茉莉的齐溪，在此片中饰演了女主角张丽娜。

张丽娜是一个东北人，结了婚，有一个小孩。

不幸的是，她下岗了。

90年代末的下岗工人，很难再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就算找到了薪水也相当微薄。

但是张丽娜听说，去法国当保姆，每个月能挣2000欧。

折合人民币两万多一个月（90年代的汇率），这是在国内想都不敢想的数字。

于是，张丽娜抛下丈夫儿子，甚至还为此借下高利贷，启程去了巴黎。

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漂泊的不易，经历过的人都懂。

更悲惨的是，现实还给了她重重的一巴掌——

拨通第一个招工的电话，对方告诉她，一个月薪水500。

第二家打过去，甚至连500都不到。

她懵了，这和当初说的2000也差得太远。

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你不做，别人还抢着做。

“巴黎最不缺的，就是来这里当保姆的中国女人。”

想到欠下的高利贷，以及在老家的丈夫儿子，张丽娜忍了。

她来到雇主家里，进门就惊呆。

对方给她安排的住处，是一个杂物间。

床旁边就是洗衣机，头顶是柜子，连站直了转个身都困难。

而保姆这活，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

家务全干，还要带孩子，一个月只休息两天。

到了第一个月发工资时，雇主还以摔破花瓶为由，扣了她100欧。

“你们这些东北人就是这样，粗手笨脚的，啥也干不好。”

张丽娜终于忍无可忍，要了工钱，背上包就走了。

失去工作，张丽娜又开始在巴黎街头漂泊起来。

幸运的是，在街边的餐厅，她认识了一名东北老乡李玉梅。

三两杯酒下肚，俩人产生了“他乡遇故知”的惺惺相惜。

李玉梅带张丽娜回到住处，找了个落脚的地方。

一个不大的房间，摆满了上下床，一个床铺每周的租金是120欧。

李玉梅交了租金才发现，这里住的全是来自东北的中年女人。

她们都是从事性交易的站街女。

一开始，张丽娜对这群人充满排斥。

不和她们说话，不一起吃饭。

她仍然想找一份正经工作，为此跑遍了巴黎有华人居住的大街小巷。

可结果都相同——每一家都把她拒之门外。

迟迟找不到工作，家里欠的贷款又催得紧。

张丽娜心中的最后一道防线被彻底击溃。

她开始尾随李玉梅，观察她是怎么站街的。

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很快，张丽娜就向沉重的现实妥协了。

短短几天时间，她就成了一名业务熟练的站街女。

男人的眼睛一瞥，她就知道对方的来意。

比个手势，谈好价钱。

几秒钟的时间，一笔交易就谈妥。

张丽娜彻底“下海”了。

但，她可不敢告诉家人。

于是工作的时候，她就浓妆艳抹，媚态十足。

到了和家人视频聊天时，就卸掉口红，扎起马尾。

脸上也终于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

站街这事儿于一个女人而言，无疑是耻辱的。

有时候，还会遇到不尊重女性的客人。

这些苦楚，张丽娜无处可说，只能把牙打碎了往肚子里咽。

她知道，等她赚到还上高利贷的钱，赚到开一间店面的钱，她就能回家和丈夫儿子团聚了。

张丽娜原本以为，生活会这样渐渐平静下来，没想到家里又发生了波澜——

张丽娜的弟妹（丈夫的弟弟的妻子）听说巴黎当保姆赚钱，也想来这边干活。

更突然的是，还不由得她劝阻，弟妹已经把来巴黎的手续都办好了。

张丽娜要如何面对弟妹？如何掩盖自己的谎言？在这里就不多剧透了。

肯定会有人想问，既然她们在巴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为什么不回去呢？

其实，这些站街女各有各的难言之隐——

张丽娜是因为憋着一口气，不想回去让别人看不起。

李玉梅是因为要独自抚养一个上大学的女儿。

其他的女人，要么丧偶，要么离异，都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于是选择出卖身体赚钱。

像电影中这样的女人，现实生活中并不少。

据调查显示，90年代在法国的华人性工作者有600余人，到了2016年，这个人数增长到1300人。

而她们赚取的嫖资，一次仅有20至60欧，有时候甚至还更低。

此前，就有不少新闻报道过这类边缘人群。

其中不乏一些触目惊心的标题——

不少电影作品，也将镜头对准了这群人。

比如《上海，美丽城》、《站街女》以及今天介绍的《下海》等等。

拍摄《下海》的法国导演奥利维耶·梅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迷。

他的纪录长片《发高烧》，关注中国河南艾滋病患者的生存状况。

《去不息》和《猴年》则将记录了一户三峡“移民”家庭的真实生活。

奥利维耶·梅斯（右）来中国交流学习

《下海》是他的第一部剧情长片，片中也有一些玩转中文的情节。

有两处谐音梗，尤其让我印象深刻——

张丽娜第一次来到李玉梅住处，问这里的女人是干啥的。

李玉梅的回答是：“给逼的”。

一语双关，都是被生活给“逼”迫的。

片尾，张丽娜来到丈夫的住处，俩人给儿子煮面。

张丽娜问丈夫：“要（有）蒜吗？”

丈夫不做声，扭头指了一个方向。

“算”了吧，生活再一地鸡毛，日子还得继续过下去。

泰戈尔有句诗：“世界以痛吻我，我要回报以歌。”

回报以歌太难，能够做到像张丽娜、李玉梅这样，在生活的重压下好好活着，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当然不是鼓励这样的做法，但是，当指责这些女性为了生活出卖肉体时。

那些把她们推下海的无形双手，就不值得反思吗？

海里或许很脏，但笑贫不笑娼的岸上，也干净不到哪里去。

*本文作者：张不才

< END >

傻逼导演蒙谁呢，时空观还没搞清就敢拍，明明设定在九十年代，电视里跳出的现代词汇、街边的新款汽车就不说了，他妈的法国嫖客还拿着全面屏智能手机拍女主，合着是急着投奖没空琢磨呗。

另外，你一个欧洲导演，咋就突然对某发展中国家的 lay-off tide感兴趣了呢?拍点禁忌镜头就洞察人性、揭露时代遗憾了?看了四十分钟，没看出洞察啥人性和遗憾，只看到一只白种鸡居高临下的愚蠢偏见，我仿佛能透过屏幕听到这只鸡哼哼:瞧瞧我可把这低劣的民族、黑暗的国度曝光了，瞧瞧我悲天悯人的上帝视角，瞧瞧我现实主义的运镜手法，瞧瞧我横扫国际大奖的祖传老剧本:落后的国家、专制的政府、萧条的经济、善良的老鸨、走投无路的女主在异国他乡身不由己地走向糜烂和毁灭，当然，不用继续看就知道女人的丈夫抛弃之了，否则不够惨，不够阴暗，不够了解人性。

我可去你的吧，傻逼低成本三流色情西洋鸡导演，回家拍黄片吧，别玷污电影这门艺术。

东北人这个改开以来具有高流动性的庞大群体，与四川人、温州人一样在很多中国人眼里的地域印象是：具有广泛流动性的人；

就外出工作发展、创业打工的人数上来说，东北无疑是中国所有地域里最突出的地方之一，49年后以重工业、国企为主体的东三省，曾因五六十年代片面倾向发展重工业、偏废轻工业的发展模式而吸收了大量就业群体，

但随着90年代国企改革下岗潮开始，东北似乎已很难负担很多本地人口的就业，于是大量东北人开始外流自行寻找门路、找寻其他地方的发展机会，这其中不止有面向国内其他地区的，也有面向国外的，

故事中的女主角通过跟团去法国，然后脱团自行离开、滞留法国在当地找工作赚钱；而因为未经合法手续办理签证在法找工作；加上法国自身的移民政策上，就已造就大量移民群体，本地都未必有对应数量的就业岗位来吸纳的大背景下，就更只能沦为边缘的廉价劳工了，

电影中反映的状况是：在法国，对中国人歧视最严重、剥削最厉害的反而就是部分华人；虽未在法生活过，无法准确判断，但对华人海外窝里斗的情况常有耳闻，尤其是东北人这个在国内就已被某些人塑造出不少刻板印象的群体，在海外华人社会那的情况也可想而知，

走投无路又迫于欠账和脸面不愿回国的她，无奈开始从事性服务行业，从她做出选择开始，就已预示着后面回国的遭遇，因为在一个性产业尚未能合法化经营的地方、在一个男性的性观念里大量存在民族主义情绪的现状下（认为中国女性向外国人提供性服务就是受辱、掉价、丢面子），这两种双重污名化观念大行其道的环境下，中国女性在国外向外国人提供性服务来养家，对丈夫来说觉得受到奇耻大辱的可能性相应就会很大，

接着老家看到自己出国发展经济条件转好的女性急于过来，无力阻止，最后不得不带新人入行，这种无奈之举于是变为：推老乡入火坑之类的道德谴责顺理成章、道貌岸然的攻击对象。

又加上回乡后，丈夫的不理解，这些原本为家里发展已忍辱负重的女性，想赚到需要的钱回乡团聚，回乡后却得忍受多重的压力，以及小心翼翼不让本地人知道自己在法国所从事的真正职业。难能可贵的是导演没有一味的悲情渲染和使劲卖惨，而是点到为止、符合实际，所有的矛盾、痛苦都是弥漫在日常生活的具体处境中的，而不是浮夸的。

这可以说是与鼓吹光鲜亮丽、高大上全球化的那批人的述说相比，近在眼前又咫尺天涯的地方全然相反的“低端全球化”案例，详述全球化在给渴望改善生活的贫穷者带来改变的同时，也相应施予各种冰冷打击的另一面！

那场在法国从事性工作的东北姐妹们一起过年的戏，真是拍得既写实又动人，她们互相间的敬酒、跳舞、唱歌，不也正像是其他任何一个职业群体的年会聚餐吗？

非常意难平，回想细节更让人唏嘘。在那间上下床拥挤的小房间里，她们虽说是下海的女性，但都把这件事看做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印象深刻的是，里面的人有的是为了自己女儿上大学而赚钱，有的是为了自己儿子买房而远渡重洋做这份“高薪”工作，孩子是独立的个体，已经到了有自己生存的能力，为什么要为他们而活呢?这背后是一个更大的社会问题，社会结构如此，社会的思维定式或者说在他们一代人的思维定式就是如此。不处于当时的背景，不经历他人的人生，难以揣度他人的想法，纵使自己再多的不理解和无奈。 为了生存，灵魂只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在主角崩溃大哭的那一晚得到的安慰是“刚开始都是这样的”我不禁想，或许她们在开始的时候都是不愿意的吧，如果不是被逼无奈，谁会踏上这条路?长久过后，这样的生活已经是她们主要经济来源，人也难以抽离。即使主角最后因此还清了债务，这段经历也毁了她往后的人生。如果代入生活，一个现实中的女性中，难以想象的是究竟她需要遭到多少的身心摧残，该承受多大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即使上岸，也永远忘不掉吧。 我仍觉十分悲哀及心痛，她们也只是在边缘世界中迷失了自我的人罢了，在远洋外，没了生机、没了领略，更没了自己的人生。 “海水冷，岸上更冷”

本片女主齐溪为了改善生活，为了儿子，在老公耿乐劝阻无果后硬是去了法国，为此欠了一屁股债，到了法国发现当保姆根本赚不到钱后，她认识了大姐，大姐劝她回家，可她为了面子，为了一口气，硬是留了下来，慢慢走上了站街女的道路。 最后回到家乡，耿乐知道这件事后，选择了离开，他没有要任何的东西，只是接受不了老婆的行为。 曾美慧孜饰演齐溪的妯娌丹丹，她老公看到齐溪去法国赚到了钱，就逼着老婆也去。 曾美慧孜去了之后才知道齐溪原来做的不是保姆，她开始崩溃，但为了现实她还是做了，可没做几次她就受不了了，为了丹丹和自己，齐溪决定带着丹丹回国。 丹丹老公知道老婆做了这个之后，大发雷霆。 很多人看完本片痛斥男人是那个当女人上岸后不给披衣服的渣，是那个既骂老婆婊子又拿着老婆站街赚来的钱潇洒的渣。 有人说现在的社会笑贫不笑娼是三观不正，是道德有问题。 而我看完有些别的看法，我感觉不管是站街女这个角色，还是老公接不接受自己，都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耿乐不接受齐溪的回归是因为一切都是齐溪的执念，耿乐觉得自己没错，而齐溪也知道自己有错在先，如果她们安于原样，或许过得苦一点，但不会发生这一切。 丹丹的老公选择接受是因为整件事是他做的主导，如果不是他，丹丹也不会这样。 90年代，东北下岗潮，多少人因为穷而全家人一起自杀，因为穷而由老公踩着自行车送老婆去做那些事，还得在门口等着。 那么多的身不由己，不是一句三观，一句道德就结束的，对于他们错不在职业的贵与贱，只在于你所做出的选择自己能否承受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