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典

        “这个世界总是会改变的。”
        “除非我们去改变它（它不会自己改变）。……你不相信你和我可以改变它吗？”
        
        我突然之间好像又受到了某种启发。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理想主义者。他们追求正义，他们同情弱者，他们想要消灭不平等，他们想要每一个人都活得自由，他们想要每一个生命都受到尊重。
        他们要对抗的是世俗的力量。当他们慷慨陈词，人们只当他是涉世未深的满嘴胡言。现实冷冷地告诉他，如果我们废除奴隶制，种植园就会失去产出，国家就会失去战斗力，法国人就会踏上我们的国土——你就是要如此践踏这生养你的土地吗？
        那些微薄的支持不足以让他们抗衡历史的局限，追随者的热情不足以支撑他们面对无望的抗争——于是终于宁愿犬儒，当我无能为力，请就此住嘴，不要再谈及。
        
        这个国家——我是说天朝——从来并不缺乏“理想”。从古至今，正是一次次的“理想”促成了历史不断的轮回——是的，“轮回”。为什么不是“进步”？因为那些“理想家”缺乏“设身处地”，缺乏“言行一致”，缺乏“程序正义”。于是他们不是“理想家”，他们只是“野心家”，主导了改朝换代，牺牲了黎民百姓。
        
        当你畅谈理想，是不是真的明白理想的代价？没有了奴隶种植园会没落，黑人获得了解放也并不意味着获得了自由和尊重，这些你是不是真的接受？就算你接受，而历史的局限让其他大多数的人都不接受，你又是不是足够有耐心？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你的力量是在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即使并不会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你又会不会相信，如果你想要暴风骤雨般的剧变，其实并不是真正对社会有益的？那超过了普罗大众理解和接受能力的剧变，超过了社会消化能力的剧变，其实不过是对文明的摧残——就像在天朝不断轮回的所有风暴，一次次席卷这片隐忍的土地，一次次刷新百姓历史的记忆，做到的只是将野心家推上权位，重新开始下一个悲剧的轮回。
        
        于是我总是想赞颂理想家，却更想堤防革命家。区别在于前者不会强迫所有人跟他具备同样的理想不会想要按照一己的构想去塑造整个社会。而后者会。后者要打破社会现状，现有的秩序与法律，无论它是不是程序正义，而要按照自己的标准去塑造一个结果正义的新社会——而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所以，这两者是不矛盾的，是不是呢，对理想家的欣赏，和对自由主义向往。
        或许，我本身也可以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不是因为乌托邦的熏陶所造成的适得其反。当我想去改变这样一个人与社会脱节的国家，我也不过是一个dreamer. 一个需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有意义的dreamer，一个相信这个社会终归会变好的dreamer。
        
        去年年底梁晓燕来演讲，地点特意选在中大学生会，房间不大，挤满了人。主办方说是因为22年前的那场事件，当时学生会就在这个地点讨论决定行动支持。那是一场感人泪下的演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交流。梁女士分享了自己推动公民社会的种种努力，事件后的思索，行动，自然之友走过的道路。一个同学提问，如果我说我要去建设公民社会，我老爸肯定觉得我莫名其妙。梁女士说，每个人做好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合在一起，就是社会的结果；没有哪一条特定的路是这个社会一定要去走的，每个人的行为合在一起会是什么结果，其实是偶然的，是天定的。
        其实，这也是一种自由主义吧，就像哈耶克的自组织理论。这又有什么矛盾呢。
        
        “当你停止奔跑的时候，为什么只感觉到脚底的荆棘？”
        
        虽然我正儿八经地阐述了这么一大堆没有逻辑的发散思维……其实我本意只是来看BC的不是吗。
        要爱一个有正能量的人。
        对我来说BC就是了吧。于是我简直觉得我会爱他一辈子，这样会很简单。
        在这些低落的日子里我塞着耳机跑步，BC在我耳边欢笑或是呢喃，陪着我一口气跑完一万米。
        停下来之后才知道膝盖痛，关节从来都不好。而这种“自虐”，可以让我感到对生活的控制。
        你可以控制到的是什么呢？你可以控制你要去做什么，可以去改变什么吗？
        于是我需要想明白这一点。想明白我要更勇气，去坚持自己的信念；要更有信心，去认可微薄的力量；要更有耐心，去等待终将发生的质变。
        
        要有所寄托。例如BC。例如我们的梦想。

 奴隶制是一种古老的制度，长久以来活跃于所有的文明社会；随着文明的进步，这一制度在欧洲本土逐渐衰微，到十七世纪，主要以黑奴的形式存在于欧洲人的美洲领地。由于一群仁人志士的奋斗，这一制度在十九世纪被陆续废除。虽然一般通史都记载，大英帝国于1807年通过立法禁止了奴隶贸易法案，进而于1833年彻底废除了奴隶制度，但对于这场废奴运动的来龙去脉、支持者与反对者、以及期间所发生的冲突与斗争，少有提及。相比美国的废奴历程，英国和平废奴的知名度可以说是很低的，我几乎一无所知。众所周知，美国的奴隶制最终以内战的方式被终结，六十万人丧生。后人与旁观者总是对轰轰烈烈曲折惨烈的场面更有兴趣，然而亲历者却不得不忍受难以承担的代价。美国的废奴历史由于这场著名的内战而成为史学与文学钟爱的主题，与这段历史有关的史学专著与虚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而英国这场不费一枪一弹的改革，如同其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多次和平改良，尽管民众的自由与福利因此得到改善，社会无需经历剧烈动荡乃至流血，却往往乏人关注。我辈若想稍微详实地了解这些改革，光是寻找专著，就得花费一番功夫。
所以，感谢导演米切尔•艾普特（Michael Apted）和他的团队，通过他们制作的这部《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得以展现在人们面前。虽然限于篇幅与电影这一表现形式，故事有些简略，视角有些单一。这部电影完成于2006年，为纪念1807年废除奴隶贸易法案（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通过200周年而作，记录了这一法案出台、受挫和最后胜利的过程。更有意义的是，这部纪实性电影使我们认识了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和他的朋友们。这群朋友，为主基督所鼓舞，运用自己的知识、智慧、财富和社会地位，投身于这场体现时代精神的废奴运动。
通过这部电影，我也知道了这首动听的歌曲《奇异恩典》，了解了它的作者约翰•牛顿（John Newton）。他曾是一名运奴船的船长，后悔改，献身宗教，参与废奴运动，并创作了这首经典歌曲。应该说，他也是这群朋友中的一员。在影片中，他作为威伯福斯的良师益友出现。我是在另一部题材类似的电影——斯皮尔伯格导演的《阿姆斯达号》（Amistad）——中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那时我并不知道这首歌名为《奇异恩典》，只是觉得歌词很动人，充满了一种因找到人生意义而产生的感恩、欢乐与喜悦。我不清楚编导对这首歌是否也有类似的感想，我想应该有吧。
影片再现了这群朋友的生活与奋斗。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无数人的良知被唤醒，各阶层的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反省乃至反对奴隶制，全社会的共识逐渐形成，奴隶制最终在大英帝国全境以立法的方式和平而一劳永逸地被废除。影片的故事止于1807年废除奴隶贸易法案由议会通过，从一些文献资料中得知，在以后的岁月中，这些朋友们继续以议会为平台，促成1833年彻底废奴，并且改革其它社会弊端，促进民众的人权、自由与福利。相比简单、枯燥而有些冷冰冰的文献记录，电影所表现的历史自然要生动得多，有助于让我们铭记这些值得被记住的人和事件。尽管全片围绕威伯福斯展开故事，但同时也以许多场景与情节告诉我们，一项伟业绝非个人之力所能成就，而是有赖于许多志同道合者的相互协作、配合和支持。
这群朋友使我钦佩并且印象特别深刻的，除了他们的目标，还有他们在斗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他们始终以法律与渐进的方式推进自己的目标。尽管面临许多挫折，尽管有的朋友因改革受阻而禁不住想尝试激进暴力革命道路，但他们最终都坚持选择和平与合法的手段。毫无疑问，对福音的信仰是他们这一选择的重要源泉，任何一个熟悉并认同福音书的人都会从中获得这样的理念：手段与目的是不可分离的，错误乃至罪恶的手段不可能带来良好的结果。我们同时应该看到的是，这些朋友也很幸运，英国日渐成熟的宪政体制也为他们的和平斗争提供了条件，使之能够合法存在并最后胜利。
在某种意义上，这群朋友也是在向世人传播福音，以自己的方式。两百年后的今天，通过文献资料，也通过这部像自由一样朴实美丽的电影，这些传福音者自己也成为了福音本身，启示与鼓励我们后人，去追求一种更有意义的人生。

有时候你必须相信宗教作为一种信仰的力量，威廉•威伯福斯作为一介平民展示了一个基督徒的特别能力。

威廉•威伯福斯与剑桥校友威廉姆•彼特一直是废除奴隶贸易的坚定支持者。直到彼特告诉威伯福斯，他有可能成为英国的首相（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并劝说威伯福斯加入议会。

威伯福斯有极强的演讲天赋，在议会上经常舌战群儒，为废除奴隶贸易摇旗纳喊。起初他几乎是一个人在战斗，在皮特的帮助下，慢慢的，威伯福斯身边聚集了一些同样痛恨奴隶制的人士，他们无数次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然而却仍然一次次陷入失败。

直到英法战争爆发，谣言四起，他们被套上革命党的帽子，一个个选择了隐退或者离去。

他开始感觉孤独，萎靡不振，加之糟糕的身体，以致鸦片吸食成瘾。他每每从梦中惊醒，梦里满是带着手铐脚链的奴隶，在向他招手，那些渴望自由的眼睛似乎是一把把刀子扎在威伯福斯的心上，使他痛不欲生。

芭芭拉•史普纳女士适时地出现了，威伯福斯没日没夜对她倾诉着，而史普纳女士表现了精确的理解和巧妙的点拨，威伯福斯几乎焕然一新，重新燃起斗志。

詹姆士从印度洋群岛归来，带来大量的奴隶主残暴统治的证据，他们总结经验，采用迂回战术，用一种巧妙的欺骗，赢得了关键性的胜利。
这时彼特却病倒了，最终没有看到斗争的胜利。终年44岁，终身未娶，一生献给了政治事业。

影片最后也借片中演员之口表达了观点：
说起伟大的人，人们往往会谈起那些进行武装斗争的人，比如拿破仑，然而很难记住那些进行和平斗争的人，他们更寂寞，也就更伟大。

威廉•威尔福斯以一人之力对抗整个贵族权利阶层，并最终使奴隶贸易被废除，他的伟大足以名垂千史，赢得万世尊重。

影片最后，英格兰风笛响起，悠扬的Amazing Grace的旋律中，出殡的队伍缓缓前进，威伯福斯最终被葬在西敏斯特教堂，他永远的朋友——威廉姆•彼特的旁边。

在奴隶贸易废除后，威伯福斯仍然致力于教育、医疗卫生、监狱改革，实践着他的梦想——Make a better world，一个更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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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奇异恩典》作为福音电影的身份取了这么个主题鲜明的title，并不是想要写多主题鲜明的content，这个电影涉及的两位主人公决定了我永远不可能单纯地叙述某一个主题，上帝的福音教化也好，人类自身的自省与高贵也好。这是一部很好的片子，虽然拍得比较举重若轻，不那么完美，但还是能让观者得到一些好的触动。配合福音电影的身份，编剧也对史料进行了取舍和删改，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某些和史实明显的相悖之处，不过我对它很宽容，在我看来，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群人，能被搬上电影舞台，被充满钦佩和赞美的眼光凝视着，就足以令我感动了。

电影开场时，Wilberforce为废奴已经进行了长达十数年的斗争，他病困交加，积劳成疾，不得不回乡间别墅休养。但他的思绪仍无时无刻不被议会里的斗争牵绕着，回忆拉开序幕，故事推进到十五年前。

这里矛盾就出来了，实际上Wilber产生废奴的想法时，是在1785年他那次欧洲旅行之后，那时他的挚友Billy（William Pitt the younger）已经在任首相两年了，而不是像电影里表现的那样，在Billy打算竞选首相之前他就已有了这种想法，在众目睽睽之下热情地唱出John Newton谱写的《奇异恩典》。Wilber歌喉倒的确是不错的，不过他有很严重的弱视症，几乎不能进行长时间的阅读和文书工作，而要靠秘书协助。近日看他11岁时所画的肖像，我觉得他的弱视症有可能是天生的，因为在小时候眼睛看起来就不太正常= =而在1782年时，Billy在写给他的信件中就不时地关注他的眼睛问题，那时候他们都才23岁，Wilber是下院议员，Billy担任着谢尔本内阁的财政大臣。电影里所发生的一切都还没开始。1783年底Billy上台，然后一直到1801年第一次首相任期因为他和乔治三世就爱尔兰合并问题闹崩而告终结，Wilber产生废奴想法，拟订废奴纲领，在下院提出，将其付诸政治生活实践，都是在这期间之内，和Billy同心协力的，也得到了著名反对党政治家如Fox等人的支持。他们的情谊是相当和谐的，温暖的，亲切的，an intimacy so warm companied by a life of blameless purity，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直到对法战争。在1794年他们有过争吵，但很快烟消云散，因为局势是如此的明显，Wilber不可能无视挚友身为首相的职责。

Dundas在电影中被处理成了背叛他们的人，与此对应的是Fox变成了他们的盟友，事实情况则恰恰相反。历史上Fox虽然是支持废奴的，虽然他从来不是Billy的私敌，虽然Billy曾在谢尔本内阁和1804年将复职时两度谋求与他的合作，还把他放在自己的内阁名单里外交大臣（当时仅次于具有事实首相权力的First Lord of Treasury）的席位上，虽然1804年他也曾和Grenville、Canning等联手倒掉Addington内阁，但他不是执政党的盟友，不是Billy的盟友。他一直孜孜汲汲谋求的就是将Billy拉下马，像电影中那样主动跑来示好的场面是不可能发生的。Fox和Billy就是天生的政敌，从来没有在一个政府内共事过。而因为Billy盘踞了相位接近整二十年，Fox就悲剧了。他等于被排除在政府公职之外整二十年。这是当时的反对党人的悲剧。

那个Billy亲自找他摊牌摸底，临时叛变的Dundas又是怎么回事呢？Dundas是苏格兰议员，在苏格兰威望很高。当时的英国下院有558个议席，分别由英格兰本土（489）、威尔士（24）和苏格兰（45）三个大区构成。1801年合并法案通过后爱尔兰被并入，增加了100个爱尔兰议席，从英格兰削走24个议席给威尔士，苏格兰仍旧保持45个议席不变。也就是说，Dundas基本掌握了这45张选票。在游弋票众多，相当多数议员甚至不出席下院会议，弃权票也为数众多的那个时代，这个数目有挺大的影响分量了。而Dundas是众所周知的Billy的政治盟友和终身的私人好友，他和Billy的朋友关系在后者竞选首相之前就存在了。Dundas后来涉嫌海军部公款挪用罪名遭到弹劾，于1805年卸下海军大臣之职，这件当时闹得轰轰烈烈（事后却因疑点甚多而最终豁免）的上院弹劾案带给了Billy生命的最后时刻巨大的压力，根据同时代人和后世某些史学家的看法，也是Billy早亡的催化因素之一。而历史始终是比电影来得悲剧意味浓厚，当时积极参与Dundas弹劾案，担任弹劾方主要发言人的，就是Wilber本人。Wilber因此遭到一些人的责备和Dundas追随者的敌视。弹劾案最终豁免时，Billy也已经挂掉了。Dundas此后再未涉足政坛，1809年向他授予伯爵，也被他拒绝了。他死于1811年，在他过世前一年，他主动向Wilber伸出了和解的手。Wilber在日记里感伤地记下了这一幕，以此说明Dundas的私人品质。他是个和善的、暖心肠的人，而且慷慨大方，虽然担当政府高位，却公正不偏，不徇私情，经济上一直是个穷光蛋，只留下很少的遗产。很难解释这样一个人会愿意冒着损害名誉的巨大风险而觊觎锱铢小利。在漫长的Treasurer of the Navy任期（与Billy首相任期接近相始终）内他过手的海军部巨额款项高达1亿多镑，但他本人只能发现动用了其中相当微量的金额，如果他想中饱私囊，这不是一个合理的事实。无论如何，这件案子已成为过去，受害者所受的伤害永远不能弥补，挂掉的Billy也已经是挂掉了。J.H.Rose在他的历史著作中谈起这件事总是充满哀感又语焉不详，似乎隐晦甚多。很有可能这仅仅是一桩党派斗争事件，是反对党对执政党发起的猛烈攻击，但因为Wilber的参与和Dundas与Billy的关系，造成的后果就充满了悲剧意味。

废除奴隶贸易法案最终是在1806年通过，Billy死后不久。废除奴隶制度法案则是在1833年通过，Wilber死后不久。他们俩都被埋葬在英灵殿西敏寺内，生前的好友死后也毗邻长眠。除了有Wilber相伴，Billy身边还埋着他的父亲（前首相）、母亲和兄长，还有Castlereagh和Canning（1827年首相）这两位跟随导师的门生，还有Fox这样的敌人。

因为电影是要讲Wilberforce的故事，因为Wilber是Billy的好朋友，所以Billy在这部电影里是按一位私人好友的身份定位，展现的更多是他私人生活中的形象，而非公众生活中的形象。因此他有了活泼轻快的一面，有了亲切青春的一面，他们在清晨庭园里的赛跑，还有偶尔的一些俏皮话，都使得这个人物显得可爱迷人。人们似乎遗忘了他转向私人圈子之外，转向公众的那张脸，是多么的冷若冰霜，不苟言笑。这个人原来是多么地显得不可接近，令反对党生畏又怨恨。为了维持以他那个青春的年纪很难维持的权威面孔，他不得不跟人们营造出距离感，显得脱离于世俗生活之外，高人一等，孤立，孤独地下望着尘寰。他是隔绝而保守的，很少写信，也没有回忆录，其实他的天性也是如此，Wilber说他是"one of the shyest men I have ever seen"，甚至“有些笨拙”，但隔绝而保守、谨慎而腼腆的天性，并不意味着他会变成冷酷不亲切的人，恰恰相反，他的内在的温情和温柔，他对人的爱，常常令最严谨持重的历史学家和最善于揣摩人心的政治家在提到他时变得感伤多情。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人格魅力。他宽宏大量，从不将政治上的攻击敌对蔓延到政治场合之外，很少动怒，很少疾言厉色地批评人。在那个享乐主义的年代，他的廉洁自律，无所嗜好，清教徒式的苛刻私生活，也是卓然而异于他的政治家同行的。他在国家财政上的才能在他那个时代无可匹敌，而那个时代首相的名字不是Prime Minister，而是First Lord of Treasury，第一财政大臣。一个治理国家经济如神的人，却让自己的私人经济陷于破产，还拒不接受商人和国王的援助，这事不应让人嘲笑，而应让人思考。Wilber被后世尊为圣徒政治家，而我想说的是，担负着国家的命运，鞠躬尽瘁，死于忧劳的国家的仆人，其人格上的光辉也并不暗淡于那些将上帝的恩典光照世间的神之仆人。但这是一部以Wilberforce为主人公的电影，以传讲福音为主题的电影，关于William Pitt的篇章只能被掩盖于废奴这件在他的执政生涯里对国家命运并不算生死攸关的事情之下。电影对法国大革命没有涉及多少，对拿破仑战争只字不提。

恩典如和风细雨，静默无声，上帝的恩典如此，人世的恩典亦如此，最富有爱的心灵总是显得静默无声。在那个崇拜古代神灵的时代，那个上帝还不存在的古典时代，伟大的斯多葛学者西塞罗在他的《西庇阿之梦》和三论里描绘了另一个天国，一个为具有美德，通过完善地履行国家公职，得到了人民的感谢，从而也获得了幸福的仆人们所准备的天国，在那个天国里，应当站立着从古到今的这样一群伟人。（当然，我对今日的时代里的公仆们没有期许。）

  那个时代的英人已经可以旁听议会，有理想者可以参政议政为一生职业，自认能改变世界虽然改变得很慢很慢但毕竟改变了，有人破产有人暴富但同受法律保护.....那时我们的乾隆正在玩珐琅瓷器虽然很贵很贵现在已拍到几千万，对着西方传教士说钟表是奇技淫巧我要做十全老人而不问远隔千山万水你们如何到来？1800年绝对是西方与东方的分水岭，那年乾隆刚死嘉庆忙着抄和珅的家，而英国商人正派成千上万的船往来世界开始日不落帝国的征程，而美国作为英国的私生子正在酣睡，150年后他会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