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倭英雄戚继光

这部剧期待了很久，没想到拍出来是这么个鸟样，实在失望！此剧最大的败笔就是把戚继光塑造得太完美，他是贪了，他是纳了妾，他是搞过关系，怎么了嘛？可他为国为民，人家贪是为了荣华富贵，可戚贪是为了抗击倭寇，保家卫国，何须遮遮掩掩？要知道戚晚年可是一贫如洗，可以想象平生以荡平倭寇为志向却不得不去做违心的事的时候是多么的悲哀，这才有有血有肉的戚继光，这才是真英雄！

总体脉络没错，编剧想突出戚继光从一个不谙世事的热血青年成长为运筹帷幄的大将的过程还有他克服万难整军灭倭的决心，战争戏还不错，虽然鸳鸯阵就只有22集有摆出来（请专业人士来演的），但能有就不错了，服装道具虽然还是不够符合史实但也是考究过了的，官场戏中老戏骨们的表演很出彩，尤其胡宗宪演的出神，就是把汪直之死强加于戚继光头上太颠倒黑白，不过一部主旋律片也不能要求太多，在今天烂片扎堆的情况下可以给个80分了。还有这片一定是删减过了的，才30集，之前明明报的是40多集的，剧情明显有些急了。

明代的两位民族英雄——戚继光与郑成功，有很多相似之处。
他们两人都与大海结下不解之缘：
1528年，戚继光出生在黄海边的山东半岛，父亲戚景祥是明朝世袭将军；
1624年，郑成功出生在东海边的日本平户岛海滩，父亲郑芝龙是明末闽南人，大海商兼海盗。
他们都在风云变幻的时势下，驰骋海上，成就一番功业：
戚继光面对的是“北虏南倭”，北方有蒙古入侵，南方沿海是倭寇之乱；
郑成功面对的是，北方清兵入关势如破竹，南方沿海是荷兰占据台湾开辟远东殖民地。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戚继光出色地平定南方倭寇，抵御北方蒙古。
“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断，不信中原不姓朱。”郑成功以金门、厦门两岛为基地，北伐南京试图恢复中原的军事行动，可惜告于失败。但他东征台湾，最终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
不论是个人志向，还是实际功勋，戚继光与郑成功，都无愧于英雄这一称号。而在这些共同之处的背后，却隐藏了这两个英雄最根本的分歧：郑成功所出身的海上集团，就是戚继光曾经打压的海上势力——明代中国海商-海盗集团。这个集团有联合，有继承，也有争霸和火并。“霸主”先后有王直、王滶、徐海、李旦、颜思齐、郑芝龙、郑成功、郑经等人。

在浙江台州-三门湾的蛇蟠岛上，有一座五人群雕：东海枭雄。蛇蟠岛是个魔性的地方，据说从前有过很多灵异事件，也曾是海盗盘踞之处。正所谓绍兴师爷、宁波客商、台州绿壳（方言：海盗），一路东南，越是远离中原，越是“荒蛮”。不服中原王朝管教的海盗啸聚东海。
“海盗祖师”孙恩：反抗东晋朝廷，兵临建康，转战吴越，最后进攻台州的中枢要塞——临海城失败，赴海自沉。
其妹夫卢循，继续南下闽粤，一度攻破长江防线，然终兵败交州，投水而死。
“浙东海精”方国珍：台州路桥人，贩盐起家，元末以海上势力控制浙东，在台州府城临海筑台称王，最后投降朱元璋。
“净海王”王直：明代大海商-海盗。在大航海时代背景下，反抗海禁政策，武装走私，使浙江双屿港成为东亚贸易中心。双屿、沥港先后被扫荡后亡命日本，控制平户一带，建立东亚最强大的武装海商集团，希望朝廷能开放贸易而接受招安。然终被杀，临死道：“死吾一人，恐害两浙百姓。”死后局面失控，“嘉靖大倭寇”动乱爆发。
“万船之王”郑芝龙：明末清初大海商-海盗。发迹于日本平户，活跃于东海、南海。在海权勃兴的时代背景下，他拥有强大的海上武装势力，垄断东方贸易航线，周旋于东亚与西洋各大势力之间。后归顺明朝，成为南明隆武政权的支柱。打败荷兰人，取得制海权，大规模组织福建民众移民台湾。清朝入主中原后，不顾郑成功劝阻而投降清朝，最终被清廷囚禁、杀害。
海上活动进入高潮期的明代“东海枭雄”们，他们的兴衰荣辱、是非功过，都要追溯到朱元璋建立明朝，实行禁海国策的那段历史。

明代以前，中国历代对于海洋总体是开放的，特别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但是明朝建立后却迅速走向禁海。朱元璋建国伊始，就对东南的大海保持一种警惕。朱元璋崛起于江淮，其下层社会出身的背景促使他倾向建立一个稳定的、内向的小农社会。而他早期的对手，割据太湖平原的张士诚，割据浙东海滨的方国珍，分别是盐工、盐贩出身，相对具有海上背景（尤其是后者方国珍），对商品流通态度积极。朱元璋建国后，他所要建立的，是一个“大陆农业帝国”。他考虑，一旦对民间开放海洋的话，民间海上势力崛起，长此以往，内陆农业为本的经济体系会根本动摇。执政之初，他就迫害了江浙商业贸易巨富沈万三（原张士诚地盘），而方国珍一些部下流亡海上，也进一步促成朱元璋实施海禁。
相对具有战略眼光的明成祖朱棣，派遣郑和七次下西洋，证明中国绝对有控制海洋的实力。而他的战略，也并非“通洋裕国”，而是确立以明朝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也就是说，他所追求的商业贸易模式，并非继承宋元的自由贸易，而是确立官方贸易秩序，禁绝民间贸易。随着这一朝贡贸易的“华夷秩序”得以成功确立，朱棣去世后，明朝政府各方利益集团围绕着航海和贸易制度，展开论争与博弈。从当时掌握舆论的传统儒家士大夫的观点来看，远航活动劳民伤财，危害民生；而对于朝贡贸易的现实既得利益者来说，“国营贸易”可以垄断贸易的利润（后来事实证明：长期以来，西班牙开辟的美洲殖民地产的白银一大半都通过这种贸易流入明朝），而一旦开海，民间资本参与海外，将难以控制，利润垄断模式也将被打破。博弈的结果就是，连大规模官方远洋活动也取缔，全面禁海。
不可调和的矛盾产生随之产生。没有大规模战乱、稳定的社会环境下，经济越来越发达，物产愈加丰富，雇佣关系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民间贸易需求和人口流动（朱元璋的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人口流动）需求都不可遏制地增长。但是这些需求却被禁止。正所谓靠海吃海，地狭人稠，不利农耕，海外贸易需求最强烈的东南沿海地区，只能冒险走私。而走私风险极大，已经获得贸易利润的民间走私集团，于是纷纷购置武器，雇佣军队（如王直等人雇佣日本武士，即“倭寇”；郑成功手下有日本人、白人、黑人等外籍雇佣军），成为武装走私集团。就这样，明朝中期以来，这个武装走私的中国海商-海盗集团，纵横东海，对于明朝政府来说，他们已经是尾大不掉的强大海上势力。而强硬派朱纨的铁血禁海政策，进一步激化两者对立（朱纨本人是个很符合传统儒家道德的士大夫），眼光长远的胡宗宪试图招安王直使其为大明所用，却被坚持儒家道德立场的王本固抢去，以道德舆论逼其处死王直，最终局面失控，倭寇之乱全面爆发，沿海各省陷入动荡，直到戚继光、俞大猷、谭纶等干将转战各地多年才最终平定。

就抗倭战争而言，戚继光无疑是个英雄。他改进作战武器和战术思想，改革卫所制度，荡平沿海的骚乱，确保了东南赋税重地的稳定，也直接维护了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戚继光成功地使得今后数十年大明的海疆再无战火，因此，他是海防上的英雄。
而一个世纪后的郑成功呢？明末清初之际，他率父旧部坚持抗清，攻南京而不克。只能凭借海上势力固守福建沿海。后击败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并全力经营。因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多次屠杀华人，他甚至欲攻取菲律宾。然而壮志未酬而暴病，大喊：“我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抓破颜面而死，年仅39岁。
比起戚继光，郑成功的命运可以说是悲壮的。他面对的时势更加严峻，敌人也更加强大。强势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以鲸吞之势扫荡中原的清政权，远非定期南下侵扰的蒙古鞑靼-瓦剌部落可比。而持有西方先进武器，号称“海上马车夫”，正处于17世纪全盛期的殖民帝国荷兰，也远非昔日由中国武装海上走私集团+日本雇佣军组成的杂牌军“倭寇”能比。郑成功的伟大之处，更在于他的“海权”思想，他是海权上的英雄。
通洋裕国：父亲郑芝龙的崛起，在于“通洋裕家”，通过海外贸易成就郑氏家族在财富和军事上的地位，而郑成功比起父亲，更具有“家国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提出“通洋裕国”，以海外贸易为岌岌可危的南明隆武政权提供经济支持，在隆武政权灭亡后，与降清的父亲决裂，自立为藩，继续坚持海外贸易，经略南洋，维持并进一步发展郑氏集团。
夺取制海权：郑成功凭借海上优势，控制沿海岛屿，伺机沿海、沿江北上，坚持抗清。作为陆权帝国的清政府，尽管控制中国大部，仍然奈何不了称霸海上的郑成功。而在与荷兰殖民者的斗争中，郑成功从金门-厦门出发挥师东征，横渡风急浪高的台湾海峡，通过海上决战歼灭荷兰舰队，夺取台湾海峡的制海权，然后围困荷兰人在台湾岛的据点，以围点打援的战术击退援军，包括退走来自荷兰远东基地巴达维亚（雅加达）的舰队，最终收复台湾。
海权战略：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为首的西欧各国开始殖民活动，世界逐渐走向整体。在远东，台湾岛是东亚大陆（中国本土）、日本列岛、东南亚三个地缘板块的要冲，占据台湾，就可以同时面向这三个板块进行贸易通商和殖民活动。这就是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先后来到台湾进行殖民活动的原因之一。与欧洲殖民者的经济模式相似，郑芝龙-郑成功集团也是因海外贸易而崛起，他们父子同样明白台湾在海权上的战略地位。因此郑芝龙在台湾海峡的料罗湾海战击败荷兰人，并且大规模组织福建移民去台湾，郑成功更是击退荷兰殖民者，直接在台湾建立第一个汉族政权。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久后就逝世，如果他有幸活得更长久一些，无论他下一步的战略是以台湾为基地北上继续抗清，还是南下进攻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或者短期内不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而致力于稳定台湾，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会继续坚持贸易通商，进一步加强海军，控制东方的制海权。
然而，天不假年，1662年，郑成功39岁英年早逝，他还有太多的使命没有完成。关于他的评价，正如对手康熙皇帝撰写挽联道：“四镇多贰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台湾的明郑政权，在1883年最终被清朝攻取。对于郑家，或者明朝遗民来说，这无异于是个重大的不幸，因为最后一个明朝旗号的政权灭亡。而对于清朝来说，统一中国完成了重要一步。更重要的是，从中国地缘稳定的角度来看，台湾与大陆的重新统一，为中国地缘板块的完整，特别是进出太平洋的自由，提供了可能性。

如果暂时抛开君臣大义和民族、种族问题的思维方式，单单从地缘的角度分析中国的陆权和海权。那么，无论是立足东海（中国-日本沿海岛屿）的倭寇，还是立足台湾海峡（金门-厦门-台湾）的郑氏集团，抑或是立足西欧、占据亚洲主要海峡据点、控制东方贸易航线的荷兰人，都是海权势力。而完整控制东亚大陆的明朝、清朝，都是陆权势力。
不同于日本、希腊、西欧这些依靠海岸线的半岛、群岛国家，中国处在东亚大陆，拥有最适合农耕的大平原。这也确立了自古以来农耕文明为本的大陆政权体系，而“南船北马”，南方的长江、运河、湖泊造就了内河水师，北方的草原造就了骑兵，而中原和南方山地丘陵造就了步兵。统一中国的政权，拥有这些军事力量，就能成就强大的陆权帝国。而中国的海权力量，只能在沿海的狭长海岸线上活动，要么附属于大陆的中央政权，一旦试图武力挑战中央政权的统治秩序，必然面临失败。所以14世纪的方国珍、16世纪的王直、17世纪的郑芝龙这三个海上集团领袖，尽管年代不同，性格各异，但他们有个共同点：都不愿抗争到底，而是见好就收，希望和解和招安。因为中国的地缘特点决定了，沿海势力终究只能影响沿海，难以渗透内陆，就像盛夏的台风，虽然强烈来袭却只能影响沿海省份。反之，统一北方和中原的政权，就能集中强大的人力、物力，进一步统一沿海，就像冬季几乎覆盖全国的寒潮。所以选择与大陆清朝政权抗争到底的郑成功，他的家族割据台湾的海权势力，最终还是无法对抗康熙皇帝所统治的，拥有东亚大陆的陆权帝国。

收复台湾后，清朝继续向西北的亚欧大陆腹地扩张，超过以往朝代，对汉满蒙回藏五个板块实施有效统治，并在外围拥有一批藩属国，建立了强大的陆权帝国。然而，进入19世纪，西欧各国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次从东南沿海敲开大门。此时的英法，早已不是16、17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同样也是海权帝国的英国，在19世纪成为日不落帝国。之后的日本，历经明治维新，也一跃成为海权强国，甲午一战，就是海权战略的日本，击败海防战略的中国（清朝）。因为日本联合舰队的战略是夺取黄海的制海权，而北洋舰队的战略仍然停留在守卫沿海的传统海防思路，而不是主动出击，海上决战，取得制海权。《马关条约》的耻辱，其实也是海防战略败给了海权战略。中国近代的百年屈辱史，本质上也是明清时代压制本土的海权造成的。道理很简单，大海就在那儿，大海的价值也在那儿，你不主动去要，别人总会来要的。一旦坐视大海沦丧，不禁很难再拿回来，而且对手会以大海为基地，进一步挑战大陆腹地。那样的痛苦，就像燕云十六州之于北宋一般。
汉朝和唐朝的强盛，在于统一中国本土后，进一步沿着河西走廊控制西域，建立陆权帝国。因为当时的陆上丝绸之路的要冲就在西域。控制西域，意味着在军事战略上夺取中亚的核心制高点，在经济上控制商贸中心，在文化上输出中华文明的同时引入印度、波斯、希腊-罗马、伊斯兰各文明。盛唐的开放和包容亦源于此。而进入宋朝，燕云和西北地区控制权的沦丧，促使宋朝转向东南方的大海，建立海军发展海权，以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海外贸易。再看当下，我们现在所强调的一带一路，正是对昔日这两条丝绸之路的重视与复兴。
而到了明朝，世界贸易的中心已经从陆上丝绸之路转到海上丝绸之路，如果能够有效地把这些中国人的海商-海盗招安，由他们去海外开拓，开拓的土地都归于大明，本来就是两利的事情。王直也一直持这个观点，他希望能够接受他的招安，由他降服分裂混战的日本各藩；郑芝龙也是希望招安，但是明朝与海上势力的和解来得太晚，此时明朝政权已经风雨飘摇。在大航海的时代背景下，这些中国民间的海商-海盗，原本也是可以和同时代西欧的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一样，远航海外，开拓新的世界。

“亦商亦盗，舰船浮沉三千里。可褒可贬，海洋纵横八百年”。从传统王朝史观而论，那些东海上的枭雄们，不服王化，抛弃土地和祖宗，打家劫舍，是海贼、倭寇。但是从全球史观和文明史观而论，作为中国民间海上势力的代表，他们控制海权，建立海军，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建立海上交通网，促进了文明的传播交流。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海防，还是海权？戚继光和郑成功用毕生心血实践自己的抱负，而这个问题，最终还是留给我们后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