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久天长

映后有观众提问齐溪和阿美，导演为什么给本片起名地久天长，两人没有给出特别好的答案，大抵是说影片里包含着时空的跨度与情感的绵长。我想到一个更好的解释：儿子，你走以后，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都像一辈子一样漫长。

是的，漫长，正如本片3个小时的片长一样，八十年代走过来的那一批人始终生活在隐忍与不断的受锤中：儿子死了，只能捧着照片深陷悲伤；二胎被强制堕胎，伸出拳头抨击体制，最终只能发泄到墙上，攥着受伤的手坐回妻子身边；下岗潮被下岗，默默流泪，接受，离开；得知星星的死与浩浩有关，原谅，回避，离开；就连外遇都不是自己选择的，是茉莉一次预谋已久的投怀送抱......电影里的主人公就像浮萍，丝毫没有自主性，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前进。

为什么同样是死了孩子，美国人拍出的是《三块广告牌》，一个坚强的母亲为了给自己死去的女儿一个公道不屈不挠地与社会抗争的故事；而中国拍出的却是《地久天长》，一对失独夫妻不发声、不反抗，在儿子去世后数着漫长的悲伤度日如年？首先，《地久天长》人物处于中国80、90年代，那个年代活在体制内的人对集体主义深信不疑，后来经历了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浩浩荡荡的下岗大潮使得人物对集体主义的美好幻想坍塌，他们第一次被迫站起来对自己负责，当然感到对未来的惶惑、恐惧；其次，中国传统观念受家庭主义和儒家思想影响至深，国家独生子女政策使得每个家庭把生活的重心全部放在孩子身上，这时独生子的意外身亡使得又一个精神支柱的坍塌，此时的人物对国家、对家庭都失去了依靠，信仰崩塌导致了人物的悲剧命运。这是本片想要探讨的主题之一。

王小帅的镜头是理性的，回忆部分海浪般轻微摇晃的手持和现实部分大量的固定镜头；叙事的情感是克制的，只有一次情感的宣泄是在儿子抢救无效后耀军和丽云在医院走廊景深处与背光中的无声痛哭——这是好的，艺术作品的倾向性隐藏得越深艺术价值越高。然而矛盾在于，本片对人物的设置过于理想化，这或许来自于王小帅的精英主义视角，他以一种怜悯的姿态看待那个时代中的每一个人，于是每一个人都被刻画得尽善尽美——耀军与丽云受了那么多苦，却从未愤怒、反抗，反而以德报怨，于是得到我们怜悯；计划生育主任逼丽云堕了胎，但也只是完成工作，最终因负罪感抱憾终生，于是得到我们怜悯；浩浩对星星的死有责任，但他那时还小，在父母的包庇与溺爱下成长起来后，竟仍是个懂得请求他人原谅的事业有成的医生，于是得到我们怜悯......每个人都没有错，是什么错了呢？能怪的只有时代了。王小帅把责任一股脑儿抛到了时代和体制身上，促使银幕前的观众流下煽情的热泪，观众只看得到对时代的指责，却看不到人物自身的反思，情感的天平倾斜到了个人那边。但人物真的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吗？比如耀军夫妇，因为失独情感无处寄托就找来一个不知道打哪儿找来的孤儿王源顶替他们的儿子刘星，多么可笑、懦弱的选择？王源当然应该愤怒应该叛逆，他才是全片最可怜的角色，十多年全然以一个别人的身份活着，就是饿死，死外边，也不该吃他们一口饭......

如果说电影前三分之二部分对于那个时代还有一定的纪录价值，电影的结局可真是一场莫名其妙的大型煽情了。和解，不断的和解，友谊地久天长，用欢快的曲调掩盖永不能磨灭的伤痛。害死自己儿子的浩浩也有了儿子，失散了的朋友还能重聚，离家出走的王源重新归来，夫妇二人电话里依然把他们唤做星星。这么多年了，梦还没醒，还在自我安慰、矫饰，仿佛在说，时代给你们带来了伤痛，但最终你们都会痊愈。那么之前对于时代的批判又去了哪里呢？

如果你看到这样的大团圆没有看出一点点荒谬和讽刺，反而热泪盈眶，你就真的应该反思一下自己那颗伪善与自作多情的心了。毕竟现在已经是2019年了，那个时代下的人物改变不了的命运，你或许可以改变；他们没有思考过的东西，你或许应该思考思考。每个人都应当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地久天长、岁月静好，都是懦弱者才会用的陈词滥调。

我相信一桩悲剧的诞生，与社会与个人都脱离不了关系，王小帅的过于仁慈导致本片最终成了一部用理性的形式包装起来的温情片。真正的理性应该学布列松，一把冰冷的刀子直直地插入你的内脏，不留一声呜咽。

看片之前，许多人说《地久天长》是个催泪片，在柏林首映时各种媒体和影评人哭得稀里哗啦云云，而个人来说是很抗拒煽情片的，心里也有些防备，等到去电影院看过，才发现没有大家声称的那么“催泪”，王小帅还是很克制的。

说起来，最感动的情节还不是后来“两个家庭和解”的戏份，而是开始部分，刘星溺水后，王景春饰演的父亲刘耀军抱着他一路狂奔去医院，这一段特别打动人，导演先是用了较远的固定镜头，以一种远远旁观的冷静态度处理这一极度情绪化的桥段，而后则是近距离跟拍，给王景春表情近景——王景春喘着粗气，双眉耸拉，极尽悲伤与绝望，到医院后，再次采用远距离固定镜头，摄像机和观众一起，看着走廊尽头的刘耀军和王丽云夫妇悲痛欲绝地挣扎。

第二感动的，是刚经历丧子之痛的刘耀军夫妇，在小年夜里独处家中，沈茉莉（齐溪饰）来送饺子，三人尴尬地静坐，听着窗外的鞭炮声，刘耀军和王丽云脸上的表情一言难尽。这一幕也足够摧人心肠，而表现的手法也是克制的，可以称之为高明。

而与这种冷峻与悲悯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后面的“和解”大戏，导演带着摄像机开始精准地把控观众的情绪，在病房外，先是高美玉哽咽着走上来，和王丽云（咏梅饰）相拥在一起，许多观众这时已经泪崩，这只是前奏，进入病房，弥留之际的李海燕和王丽云诀别：现在有钱了，可以生了。此时全片的情绪达到高潮，角色和观众一起泪流满面。

之后，沈浩（杜江饰）面对面地对刘耀军夫妇讲述刘星当年死亡的真相（或者说细节），观众处在刘耀军夫妇的立场，不得不再次面对过去的巨大伤痛。这一情节过后，两个家庭基本完成了和解，李耀军夫妇的伤口的痂也才真正脱落，剩下的只是伤疤了。

这种前后的克制与煽情策略（非贬义）是导演有意为之，前面是缓慢但有效地进入情绪，而后不断酝酿发展，最后必须来一次爆发。

而在另一个层面上，也有克制与渲染的策略，即渲染的伤害，克制的愈合。两个家庭的核心矛盾：一是刘星的死多少与沈浩有关系；二是李海燕作为主抓计划生育的干部，强迫王丽云堕胎，尤其是第二个矛盾，是李海燕终生抑郁的主因。电影直白地表现出计划生育时代的普通家庭困境，像王丽云这样被强迫堕胎的妇女有无数，她们大多是国有企业的职工，所谓拿着铁饭碗的职工，顾虑深深，只能从命，而之后九十年代的下岗潮，让这种“从命”瞬间变得荒诞起来，甚至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导演在时代（政策）对普通人的影响方面，加重了力道渲染，这是伤口的形成部分——刘耀军面对李海燕等人的铁腕时，表现得无能又无奈，让观众看得真是揪心；而在伤口的愈合部分，导演再次用非常克制隐忍的手法来表现。两夫妇在独子死后，几乎没有任何情绪爆发的镜头，只是默默承受，乃至背井离乡，去遥远的异地沉默生活，除了刘耀军与领养的刘星（王源饰）之间的父子冲突，也没有什么激烈痛苦的情绪戏，直到后来王丽云自杀——这是克制的极限了。

许多观众很不喜欢这种克制与渲染的安排，认为避重就轻了，可怜的两口子经受了这么多的苦难，后来还来个大团圆结局，批判何在？控诉何在？底层人民的尊严何在？而细细想，这正是真实的现状，刘耀军夫妇正如无数普通的中国人一样，在威严的权力与政策面前，只能克制和自我消化。就好像导演以往作品的一贯主题：大时代大政策影响下的小人物（以家庭为单位）的命运写照。上山下乡也好，计划生育也好，体制改革下岗也好，都是时代大流，他们像一片叶子，只能跟着游走。

包括最后的大团圆也是的，处处原谅，处处安慰式的美满，电影仿佛变得温吞了，可这其中又不是苍白的，但凡有安慰，谁能拒绝呢？在家庭之间的大和解中，还有刘耀军夫妻的和解：电影中并没有直接表现，但多处细节暗示了王丽云的自杀，是她知道了刘耀军和沈茉莉的偷情，甚至，刘耀军已经跟她坦白了——在最后的视频聊天中听到沈茉莉说有了儿子，王丽云的表情是那样复杂。

家庭之间的和解，夫妻之间的和解，都很有“中国特色”，很有中国式“一切都好、和气至上”的味道，我们每个人的相关记忆中，一定有类似的体会，许多人厌恶这种心理，但这其中也饱含着些许人情真谛，能原谅的，谁不愿意原谅呢？又或者说，那些绝不原谅的，又经受着多大的痛苦与折磨呢？

开头部分，刘耀军抱着溺水的儿子奔去医院时，经过一个隧道，迎面过来一辆滚滚前行的火车——这一幕，构成了本片最精准的隐喻。

看《地久天长》的三个小时里，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憋屈。

这个感受在浩浩的坦白一场达到顶峰。他对老年的耀军和丽云诉罪，接着镜头切换回曾经的耀军对英明喊道“只要活着，就一个字不要说出来”。这句话，被憋了二十年，从巨大的痛苦慢慢变成温情的对视，并不让人感动，反而给人以一顿暴击。

第六代导演中风格不断变化的王小帅，在上次《闯入者》里试水以惊悚犯罪类型外壳包装文革之殇后，这次的《地久天长》则改用直白、朴素的双线通俗情节剧，拍出了“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活着》”。

电影讲述了中国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这三十年间，几个家庭的悲欢离合。论及主线，则是典型的人物叙事，尤其是耀军所经受的三番丧子之痛。在故事之初，耀军丽云一家曾和同事英明、新建两家关系十分要好，三家人亲如一家。耀军之子刘星也和英明之子沈浩都是家中独苗，他们同年同月同日生，让双方家长定下“一辈子做兄弟”的约定。然而，英明的妻子海燕出于计划生育政策下的职务之需，唆使丽云打掉二胎，一生不育。几年后，一场因沈浩而起的意外发生，耀军痛失爱子刘星。命运之手的阴影笼罩在了耀军和丽云身上，他们决定离开这个伤心地南下。

几组人物或悲或喜的人生经历，随着时空切换所带来的情节点流动，共同刻画出改革开放后被政策变迁（计划生育、下岗潮等）所深深伤害的一代群像。同时，人物们命运的发展也是影片对社会结构进行解构的过程——幸福的家庭也许能享受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福利，但不幸者的权利与发展需求，会一点点被时代抛下。

显而易见的是，《地久天长》在叙事上颇具技巧。

一方面，剧本的创作紧紧贴住人物展开。驱动影片前进的力量是展现人物的生活与命运随着时代发展所产生的巨大落差，并以此来表达几位主要人物自身的复杂性，所有切入点都围绕着“大时代下的小人物”来渐次展开。在严打、计划生育和国企改制的一个个浪潮下，即便每个人都怀揣着善良的心，但在社会环境下却会悄然变成伤人的匕首，无比辛酸矛盾。

另一方面，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要素和内蒙包头、福建连江两处的地域性差异，成了打碎电影结构的关键词。比如，在电影开头，沈浩要拉刘星下水的一场戏，就发生在1994年的内蒙包头。而在刘星意外之死过后，镜头便迅速切换时空至几年后的福建连江，王源饰演的养子刘星坐在了船上。不断地插叙、倒叙，如海浪般潮起潮落，冲刷着影片中的人物，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沧桑感与戏剧性变化。

导演在映后里谈及“只要把时间给够了以后，生活中才会出现许多无常的东西。”人的一生是一场不断连绵的戏剧，生老病死的过程中藏纳着现实的积累，而电影则进一步将其进行浓缩——比如四场不同节点的医院戏，比如每场有着弦外之音的饭桌戏，都在场景的情境之中显露出了互文之意。《地久天长》的前两个小时都处在不断勾连的状态里。在这个过程中，它逐渐获得了凝聚与震慑的力量，并最终构成了时代背景与个体经历互为交融的结构。而这些铺垫，也使得影片在第三个小时的回乡段落中，迎来了数次“深水炸弹引爆”，令人不断地为他们的重逢与别离和最终揭露的真相而感慨唏嘘。

时代沧桑变化，每一个身处其间的小人物，都是潜在的“有故事的人”，只不过故事的戏剧性浓烈程度各异。耀军和丽云复杂的人生经历也许是少见的，但也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种群体代表性。

如人所言，“最悲伤的是时代洪流中可能有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家庭”。电影中有很多桥段，都带着如此一份荒诞与悲哀——

比如，丽云因为被强制堕胎、终生不得生育，而获得了厂里的“计生先进”荣誉；结果几年后国企改制，她想要找人托关系不下岗，却被“先进”的名号所累，最终只能无奈地“光荣下岗”。

又如，最后耀军和丽云去扫墓，两个人无言的沉默，以及接到浩浩的孩子出生的消息时面对着成片的坟墓。

越是和时代的大背景相连，主人公的命运变化就越朝着不堪的方向发展，从而也让观众有着更为感同身受的情感体验。

两个家庭在这三十多年的变迁中，所蕴藉的，是一种被时代裹挟的无力感。改革开放后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光，同时影响着无数人的政策也在不断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在改善了多数城镇居民的生活条件的同时，也会逐渐抛下一些无法跟上脚步的人，他们不可避免地在时代的浪潮中受伤。

看完电影，有个朋友问我：“我很想看《地久天长》，但三个小时不敢轻易尝试。怎么办？”

我下意识地回答他：如果不是因为这群演员的表演，恐怕我也很难撑住。但精湛的群戏，让人觉得这部电影倒也并没有那么冗长。

除了两位获得柏林影帝影后的领衔主演王景春、咏梅之外，饰演沈茉莉的齐溪、饰演李海燕的艾丽娅，也都是相当出彩的复杂角色和纯熟表演。尤其是李海燕这个人物的复杂度，不在两位主角之下。

海燕是三个家庭小团体中的大姐大，厂里的主任领导，平日中都是一副照顾人的热心肠。但在关键的节点中，她无意间伤害了耀军和丽云的家庭。刘星的意外之死，不仅是压垮其父母的最后一根稻草，同时也让海燕对丽云打胎致其不育的忏悔在自责中彻底爆发，让她痛苦了二十余年。

印象最为深刻的她的三个戏点——得知自己儿子是罪魁祸首时的“浩浩是不是高烧才说胡话”；得知自己命不久矣时的“自己这二十年，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他们”；病床前陷入疯狂状态，声嘶力竭的临终遗言“我们有钱了，你可以生了”。

艾丽娅把这个人物的压抑、痛苦和爆发都演得相当传神。时代的谬误让她做了不甘愿的罪人，背负一生的枷锁，但直到死亡，她都未能解脱。

时空瞬息变换，而把中间掰开，会发现其中大多是密不透风的悲苦。长达三十年的时光，让耀军和丽云夫妇的故事，为我们展现了中国社会语境的变迁。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一切特质，以及做出的选择、遭遇的困境，都如昨日重现般令人历历在目，诉说着一代人的命运。

最终，电影选择落位于和解。

“只要活着，就不能说出来。”

这是耀军一家对浩浩最大的宽容和善意，却也成了他心中无形的负担——“从那天起，我觉得身体里就长了一棵树。”

“说出来就好了。”

两个家庭分离了二十多年的时空跨度，一句“不说与说”的反转，在微妙的细节里构成了惊人的轮回。命运开了无情的玩笑，但痛苦却不会是永远的。

也就是在这一刻，影片真正意义上产生了对历史的直面与反观的当代关照——曾经痛彻心扉的历史磨难，如今终于得以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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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王景春和咏梅的脸，那是两张典型中国民众的脸：王景春在电影里一直是眉头紧锁，黝黑的面庞，粗重的眉毛，细小的眼睛，眼皮习惯性低垂；咏梅圆脸盘子，淡淡的眉毛，淡淡的愁闷，连她的声音和动作都是淡淡的。整部电影，我都被这两位演员牵着走，我感受不到他们的表演痕迹，他们与人物如此完美地契合在一起，他们走路吃饭说话，他们痛哭欢笑愤懑，熨帖细润，一抬眼一转身都是让你信服的。

有一个场景：小年来了，窗外鞭炮的炸响声和小孩的玩闹声不绝于耳，而王景春与咏梅坐在冷清清的房间——孩子没有了，一切人间的欢乐都随之而去。王景春双腿岔开，头微低，沉默地吸烟；咏梅坐在另一头，靠着墙，身子微塌，两手拢着，人陷入一种无尽的哀愁之中。齐溪饰演的徒弟坐在沙发上，看着他们两个，时间在这里变得分外凝滞。窗外鞭炮燃起的火光闪亮房间，随即又熄灭。电影中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场景，无尽的心事，藏在每一个人的心底，却无从说出口，这才是生活的哀沉况味吧。

我总是忍不住从王景春和咏梅饰演的角色身上想到我的父母亲（电影里这对夫妻与我的父母是同时代人，他们的孩子跟我也是同龄），他们的命运与这个国家紧紧捆绑在一起。个人的命运因着时代的剧烈变动而起伏，但他们没有想过自己的悲喜是被一个更大的力量所改变的。他们也不敢想。他们只能默默地接受着砸在他们身上的重拳，默默地收拾着生活破裂的的碎片，在余生中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忍”和“熬”，是这一代人常有的生活方式。王景春和咏梅，他们的脸上表情显示着这两个字。

王小帅有句话：“时间给的够久，无常就会出现。”尤其是人到中年后，这种感受会非常强烈。没有什么是“地久天长”的：一切都是在变动之中，工厂、兄弟，孩子、爱情，都会一样样地丧失掉……而这个丧失感，在咏梅饰演的角色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她失去了孩子，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再生育孩子的能力，到后来连领养的孩子也失去了，连丈夫都与别人有“情况”了。她没有吵闹，没有抗议，她全存在自己的心里，尝尽生活无穷的苦涩滋味。后来她连的生命都不想要了。我被这个角色深深地打动了，那种无望感，倒可以说“地久天长”的。

两个多小时的片子，看的时候百味杂陈。片子快要结束时，王景春和咏梅出门，准备去祭拜自己的孩子。王景春穿上羽绒服，咏梅给他拉上拉链，拉着拉着卡住了，又接着拉……我在这处不太清楚为何泪湿——所谓的“相濡以沫”便是如此吧。他们不能再失去彼此了。好演员就是如此，在每个细节中都让人信服地走进他们的角色中去。我衷心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多好的作品出来。

（文/杨时旸）

负疚与忏悔，成为了王小帅近期电影中的一个最突出的主题。对中国电影而言，这个如此重要的命题长久的缺席。上一部的《闯入者》中，王小帅将镜头对准了由历史、制度造成的对他人的戕害以及自我啃噬，他将此包裹进一个略带悬疑色彩的故事中，历史伤痕形成的毒箭在看似失却力度、隐遁多年之后，突如其来地射入了当下的生活，让当事人知道，良心的折磨一直存在，而忏悔是必经的出路。如果说《闯入者》着重去写历史、运动中的伤害与悔恨，那么《地久天长》则在保有这个主题的同时，将一切更加推进一步，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多声部叙事，从这个角度去看，它绝不仅仅讲述“失独”。

这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故事，有着中国式的叙述腔调和中国式的人情世故，它涉及人心的善恶，东方隐忍的正面与反面，个体之恶，制度之殇，历史和时间对于恨意和忏悔的加深、提纯或者淡化。从表面上看，它是两家人从交好、离散到重逢的个体叙事，搅拌起身后数十年沧桑之变的飞扬尘土，但这所谓的平民史诗的背后，生活的滚滚洪流之下掩藏的才是这个故事真正的力度之根——忏悔、道德重压以及——良心。是这一切真正驱动着这个故事，一直让其保持着紧绷的力度。极少有中国电影愿意直面忏悔与良心，这抽象的知识分子化的概念，在消费主义的声色大潮之中，有着不合时宜的冷硬之色和古旧锈迹。但这两个概念却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如今多重问题的根源与核心，即便人们故意回避，不去谈论那一切，只寄托于时间冲刷过往，但实际上，没有历经忏悔和对良心的拷问，曾经的很多记忆不会淡化反而会被加固。

《地久天长》从一个孩子的意外死亡开始，那场事故让耀军、丽云和英明、海燕两家陷入了难以启齿的伤痛和不知所措的关系之中，耀军和丽云自我放逐到南方小城避世而居，时过境迁，当年工厂里的几家好友都各自向前，孩子长大、自己老去，人生暮年的重逢，作为子女一辈的浩浩终于开口说出当年的真相。坐在那间狭小的老屋中，面对被时光封存的旧家具，面对着照片上曾经年轻稚嫩的脸庞，浩浩所做的其实就是忏悔。当年最好的玩伴，因为自己的虚荣和孩子气的莫名其妙的情绪，溺亡于水库。在故事的设置中，耀军和丽云早已知晓一切，也选择了谅解，但是，只有施害者自己主动说出全部，良心的折磨才算真的终结。有时，惩罚并不来自于外部的规训，而最严厉的部分反而是来自内心深处从不停歇地啮噬。

人们都会留意到《地久天长》中那些关乎集体记忆的各式符号，实际上，那一切所代表的时间流转不过是这个故事的表面涂层，而其下方的深层结构和被小心掩藏的主题才是力量所在。孩子，是这个故事的核心，从孩子的夭亡开场，由一个新生命的降临终章，完成一个苍茫的闭环。这个故事中死去的孩子其实不只一个，溺毙于水库的星星是一次显性的死亡，而还有两次隐性的死亡更加残酷，也更加耐人寻味。一次是丽云人流做掉的胚胎，另一次是耀军与英明的妹妹一夜之欢的意外，最终也被舍弃。一个死于个体无意识的恶，一个死于系统之恶，一个死于人心幽微闪烁后难以名状的无奈抉择。这三场死亡扭结在一处，合力造成了难以弥合的溃烂伤口。

而这几场死亡相互作用，在多年之后，逐渐酝酿出截然不同的后果。星星的溺亡，看起来惨痛，是一切的发端，但相较而言，反而是最易于被时光冲淡的，那毕竟是一场意外，而那个被强制流掉的胎儿，历经世事流转，却愈发刺痛人心。这一切之中最痛彻的部分无可挣脱地降临在两个妈妈身上，失去两个孩子的妈妈丽云，以及浩浩的妈妈海燕，海燕的儿子杀死了对方的儿子，而自己则挟制度之名杀死了对方尚未降生的第二个孩子。海燕的自责开始叠加、发酵，演化成了一段说不出口又无法甩脱的梦魇。多年之后，海燕的失声痛哭，她到底是为了哪一场死亡而悔过呢？或许更多的是为了当年得知对方怀上二胎后，自己强硬的立场，直至如今，她是否能够想清楚，造成这一切的到底是什么？自己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自己到底是棋手还是棋子？如今，她有了机会，是否能像儿子那样，直面说出自己的忏悔？

在这个故事中，两代人选择了不同的处理悔恨的方式，父母一辈在不知所措之后本能地选择回避，逃离，将一切交付时间，而到了子女一辈，当浩浩长大，长成父母当年的年纪，他决定面对面地悔过。这是一种进步。但就在这进步的背后，却又显露出另一种残忍的色调，我们可以忏悔那些个体的、显性的、因由意外的伤害，但更深层的、系统性的恶，仍然没人愿意忏悔和担责。海燕生前痛苦不堪，但临终时贴在丽云的耳边也没能说出一句直白的歉意，即便比父母辈清醒很多的浩浩，在提及母亲当年逼迫她人流产时的决绝，也依然本能地为其开脱，归咎于不可言说的时代性的无奈。我们敢于宣之于口进行悔过的或许仍是表浅之恶。这故事里每个人的命运都被一只并不显形却又无处不在的大手肆意妄为地揉捏过，却没人能够质询。

世事翻滚向前。人们期待忘记此前的一切荒诞与不堪，因为跳舞而以淫乱之名被严打的新建，如果看见自己当年的筒子楼里挂起暧昧的霓虹灯，是否只会慨叹，而那些将他绳之以法的人们又作何感想？当年暴力相向的计生干事，冲向一个只想保护自己妻儿的丈夫，那些人如今在哪里，又做着什么啊？他们都可曾想过，自己在一个怎样的系统中曾扮演过怎样的零件。

在忏悔的时候，浩浩说，负疚感就像一棵长在身体里的大树，一直在长大，要把自己撑破，所以，他选择说出来，不顾一切代价。可我们的周遭还有多少人的身体里掩藏着不断被负疚感催化的大树啊，那些人难以理喻的暴躁、扭曲、做出莫名其妙举动，在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身体内的刺痛。但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来自道德的重压和良心的催逼。

王小帅愿意给这个故事安排一个舒缓的结局，新生降临，养子回头，苦难一生的夫妻找到了儿子那个立于衰败荒草间的敷衍的墓碑，完成一场纾解，这是终可告慰的魂灵，可那些连墓碑都不曾拥有的灵魂呢？他们会永久地飘荡吗？他们在等待着更多人的忏悔之声，对他们进行抚慰。

（首发 腾讯大家 专栏，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大家好，我是王小帅。《地久天长》正在全国点映，看到很多人对于影片的讨论甚至争议，我也很想加入进来，跟大家聊一聊。

创作初衷：《闯入者》之后，我就有了创作《地久天长》的想法。我是60年代生的，经历了中国发展巨变的几十年，感触良多。从创作角度看，遇到这么多的起起伏伏是一件幸运的事。2015年，因为社会老龄化的问题，我们面临社会转型，需要提高生产力，国家放开新的政策，那个时候给我的一个触动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国已经形成了新的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我才有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要开始了。老百姓生活在其中，他们对这样的一个全新的结构是怎样的感受？这是我从大的时代跨度上来考虑的。还有一点，最初的想法是希望通过时间去感受人和人之间、以及人类自身的命运的无常，有些不是自己能掌控的，可能一点点的变化，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这一点是时间的积累才能看出来的，也和我构思的这个故事的剧情很贴切。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着手创作《地久天长》。

拍摄制作：拍这样一部有很大时间跨度的影片，搭建场景和营造细节都花了很多精力。比如美术，要把多个时代的气氛展现出来，要恢复不同时代的道具陈设和环境。我们经历了一个慢慢恢复信心的过程。拍摄前我们查阅了大量八九十年代的照片，大部分都是外国人拍的，极为触动内心，但现在回过头去，那种生动感是回不去的。这就是我说的一分为二的感受中的遗憾，以及为什么说是慢慢恢复信心。因为最初是有点胆怯和沮丧的。我一直主张大家，不管是哪个时代，一定要给这种现实主义题材、包括纪录片，多留空间，让它们能够生存，只有这样的作品拍出来了，再过多少年以后就又成过去，它们都将是很有价值的。

我们为了把影片要求的生活化细节和年代感还原出来，所有场景搭好之后，都让人在里面多住几天，摸摸墙，用一用那些老道具，让它变得有人气，像真的回到那个年代；甚至在筒子楼里烧煤球，生火做饭，这些炉子得真的能用，能点火，能通风，能走烟；炒菜锅都要真的刷几遍油，做几遍菜，哪怕是大部分都拍不到；演员的服装也是大量地做，大量的找。让一切都恢复到生活的细节里面，恢复到真实里面，给演员们营造出那个年代的真实的气氛，剧组甚至任性地按照时间顺序来拍摄，不惜几次南北大对调的转场。所以，整个剧组跟着景春、咏梅饰演的夫妻，经历了从包头到福建、再从福建回包头的人生大迁徙。我想给观众在银幕上呈现那种扑面而来的生活感。

面部特效：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克服的一个难题，就是把中年演员变年轻，减少20岁的样子，让观众感觉到时光的流逝。而这大量的后期工作也是要让观众越看不出来感受不到越好的，虽然这是在制作商花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的部分。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里，一个演员的一张脸，要让它变得年轻化，还得不影响他们画面上的质感，这个难度对于从没拍过科幻题材的我来说，是一个难题。但是正因为如此，也成了后期公司更大的难题，因为我的要求是以极大程度接近真实来要求的。这些演员的年龄跨度特别大，四十多岁的演员，五十岁的演员，扮演六十多岁的人，这个分寸的拿捏也极为重要。我们合作的是英国一个顶尖的特效化妆团队，根据每个演员进行倒模、做假皮。他们非常好的完成了这不大不小的年龄感，把握的分寸感极佳。

创作主旨：我觉得好的创作都有其人文关怀的成分存在，有人关注底层的困苦生活，也有人关注奢靡的上流社会。对我而言，摄影机要对准寻常百姓，他们是这个社会的肌理。艺术跟权力是天然背离的，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经常被景春和咏梅所饰演的人物所感动，这种宽恕与包容的能力与我自己的成长环境息息相关。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邻居的叔叔阿姨们都那么慈悲。他们也遭遇了很多不幸，但在孩子面前，他们从不表露。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善意和慈悲。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在这部电影中，你会看到，一个人，不管他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他还是在那么坚韧的生活着，依然抱着善意，这是很了不起的。这是我的一个理想。事实上我们的社会，这样理想的寻常人比比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福报，把这种福报放到电影里很重要，让它扩散出去，让善意和宽爱去传播，而不是勾心斗角、谩骂诋毁。

剪辑过程：这个剧本是在最后阶段搭好现在的结构的，原本是按照时间线来的，庞大的结构，和小说、电视剧不同，受容量和语言特性所限，电影不能这样。进入剪辑阶段，就先由剪辑师做了一些其他的尝试，但不行。所以最终还是按照我在剧本上搭好的结构来剪。有些导演很厉害，不要剧本就拍电影。我就不行，这样太冒险了，制作成本上也控制不住。我还是要先做好剧本。电影里有很多地方做了时间上的空白，没有表现，我想用一种时间切片的方法去拍，所以这些时空的留白都是刻意的。叙事的线索是耀军和丽云的情绪，当然也是我的情感，不想用字幕去交代时间地点，我就是这个故事的讲述者，我认为观众没必要去把这些东西搞得太清楚，就去看这段遭遇这段情感就可以了。

柏林得奖：在柏林电影节颁奖典礼上宣布景春和咏梅斩获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女演员的时候，我的确有些出乎意料，毕竟这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的质量是好的，去电影节之前我们也知道这部电影有个它很突出的特点，无论是体量还是实力都是好的，如果没有金熊，我们猜测最有可能的就是王景春，完全不是演戏，就是生活在里面。那么咏梅也是，大家说她演什么了？会得奖，恰恰就是她没有演，她就无怨无悔的守着这个家，随在命运里面、随在所有的遭遇里面，浑然天成的。

关于主角：说到景春，我们之前合作过《我11》，他的气质是很符合这个片子的，很容易融到故事的气氛中，因为角色对于年龄也有要求，大约四五十岁，演绎从年轻到年老的过程，他和咏梅很搭。中国传统的夫唱妇随的夫妻关系，从来是很沉稳的。而咏梅很具备这样一种特质，你看她在得奖之后的沉稳，她特别适合这对夫妻的特质，让人心疼。景春和咏梅是我心中的普通中国人的样子。

他们俩在一开始拿到剧本的时候就表示自己很有信心，觉得自己跟这个剧本中的人物共性也很多，虽然不是说每个人都遭遇同样的事情，但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演员都经历过这个时代的变化，他们特别了解中国人，他们的父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包括自己和孩子，就在这个社会里，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而生活着，这些是共性共情的东西，只需要他们把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和自己的认知拿出来放到里面就够了，不用太多刻意的塑造和扮演。在拍摄中，我们从外部给他们辅助，美术、道具、化妆、服装这些，我们做好，他们去到里面生活就可以了。观众所看到的真实感，是整个团队共同塑造出来的，那种无痕迹的、隐忍的，没有那些外在表现的表演，更为深沉和宏大。

市场预期：我对电影节和市场都没有过多思考，就是自己努力要做好片子。对我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电影，这就是生活。这个生活是我们中国观众最能接受的，我希望引起中国老百姓的共鸣。我们从导摄、美术、服装、道具、特效这些方面，都竭尽所要表达的这个时空里的极致，包括演员也是，剩下的两分其实就是它毕竟还是电影，它不会真正回到过去。我认为，现在很多情感和大家所处的这个环境、时代都是共通的，去年到现在，《小偷家族》、《绿皮书》等很多大家意想不到，觉得不会有好成绩的电影，收获都很不错。这种变化其实已经在发生了。所以我们有理由，抱着乐观和希望的态度来面对这种变化，拥有自己的市场空间。

豆瓣朋友们，观影结束后希望你们能留下你们对这部电影的看法，来和我一起聊聊《地久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