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逃亡

SS人员进门时我已经整理好行装，事实上我也没什么可整理的，我留在这里的私人物品甚少，除了墙上几幅照片。撤职文书下达很快，而我本人在得到76名战俘集体越狱的消息时早已对此有心理准备：希特勒绝不会姑息这样的"玩忽职守"和敌人的"公然挑衅"，在他看来这无疑是奇耻大辱：在重点羁押的情况下竟然让这样大规模人数的越狱行动成功实施、还让这群战俘们在整个德占区领域内到处乱跑，制造各种混乱，从而诱发大量人力物力去组织搜捕。对于将面临的问罪我并不感到恐惧慌张，离开目前的这份工作我也不觉惋惜，没有一个有荣誉感的Luftwaffe军官会喜欢干战俘营的活，我仅仅是因为不愿意过早退离现役，才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这项工作。的确，在Stalag Luft III期间我谨慎遵守日内瓦公约，公平对待战俘，没有做出任何违反公约和有损国防军军人荣誉的行为，我对此并无羞愧。倘若换作不是目前这样严峻的形势，我兴许还会向Ramsey和他的部下致以祝贺，无论如何，他们进行了极其勇敢的尝试和努力，他们值得钦佩。从战俘营逃跑是被俘军官的天职，这一点我想我们双方不存在认知上的分歧，异地而处，我也会和我的同胞战友们履行同样的职责。 惟一使我感到痛苦和难堪的是，我是在这样的局面下离开Stalag Luft III的：因为我的疏忽致使76名战俘逃出此地，落到了SS和秘密警察手里。由Arthur Nebe挑选、希特勒签字批准的50人处决名单是赤裸裸的谋杀和屠杀，毫无荣誉，令人愤懑、令人羞愧，妄图掩饰这样的战争罪行是何等荒谬！身为德国军人，我简直无颜面对Ramsey的目光。因为我觉得这就好像是我亲手干下的罪行一样。他会怎样看待我、我们？这个英国人？我们都是空军部队，都属于正规军一员，我们一样都从一次世界大战中经历过来，他曾是海军而我曾是步兵，我们都熟悉战斗和死亡，熟悉枪炮和鲜血，无论是同胞的还是敌人的，但在战场上堂堂正正地作战和死去，终究与赤裸裸的谋杀与被谋杀性质完全不同：在敌人没有还击能力的情况下，这既不公平也缺乏荣誉。 接到通告的时候，我的手颤抖得很厉害，我使劲绞扭双手想使自己镇静下来，马上我就得面对Ramsey，向作为SBO的他通报这个消息。如果我震惊失措，我将更觉难堪。然而我的努力没有收到大的效果，在Ramsey走进门、接近我的办公桌前时，我仍未能彻底平静下来，我的手仍控制不住发颤，我只能用一只手用力搓着另一只手的手背，低垂着头，避免与他的视线直接接触。我想，我的反常在他面前无所遁形，敏锐如他立刻就能明白发生了什么，而我对他确乎是有愧的：对于这一切的发生我无能为力。归根结底对这76名战俘我是有责任的。当我垂着头，艰难地将50人被处决的消息告知他、把那份名单推给他时，我不能想象他的神情。他的嗓音起初仍是安详的，在询问被重新俘获的人员何时能返回Stalag Luft III时，随后我所熟悉的安详和矜持都不见了，他询问的声音高亢而充满难以置信的愤怒，第一次显得咄咄逼人，"50人里有多少人受伤了？！"我回答他："没有，他们全都被击毙了。" 办公室里死一般寂静。我终于抬起头来望向他，他的面容已经恢复成毫无表情。他抬起手，机械地将军帽戴回头上，低声说了句"我明白了"，就拿着那份名单，转身拄着手杖出去了。他的肩背依旧笔直，走路的姿态也依旧平稳、坚定，我理解，沉痛在他心里，却不能压垮他的精神和意志。 我第一次见到Ramsey是在1943年秋天，他们从Schubin的Oflag XXI-B转移到Sagan来。我早已听闻过他的声名，包括他家族的和他个人的，我知道他的家族成员里有人在特拉法尔加海战期间在纳尔逊旗舰上服役，有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获得过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而他本人在大战期间曾在所服役的战列舰被鱼雷击沉之时英勇救援过同袍。战争爆发后，作为英国皇家空军的上校，他本来不需要再飞轰炸任务或作战行动，但他坚持要飞，也正因此他才早早被我军击落俘获。我也查阅过他在各处战俘营的一系列材料，得知了他的"越狱"履历：因为腿伤而行动不便，亲身参与越狱对于他并非一桩易事，但他的经验足以使他为战俘营里的越狱组织提供建议；由于他的SBO身份，他也必须了解和掌握事情的进展。在Stalag Luft III，他当然还是SBO。 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感觉他和照片上不是太相像，他本人看起来更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更年轻一些，却也更不好应付。他的言谈举止都带着一种颐然的风度，一望而知出身良好家庭和受过优良教育。他的身形和立姿又显示他是一名老资格的军人。他说话的声音总是平和的，几乎从来没有提高声调的时候，但却有着含而不露的权威。他不算太幽默，但在言辞交锋上也从来不缺乏敏锐的反应和双关语技巧。他的面容上总带着微笑， 看他的飞行员部下们就像看着一群孩子。他是很典型的那种英国绅士军官，走在路上时你无论如何不会把他误认成是别的国家的军人。 我见过很多英国军官，比我见过的法国军官和美国军官都要来得多，我们对彼此都已相当熟悉，有过深入接触和了解。在空战领域德国人和英国人自大战以来就建立了相互尊敬、公平较量的传统，尽管我是在1937年才加入Luftwaffe作为戈林的私人参谋，我没有在天空真正地飞翔和战斗过，但我对我们的Boelcke、Richthofen和他们的Mannock、McCudden都知之甚详，现在我们还有Galland而他们有Bader这样的王牌和勇士。我在战俘营见到过许多优秀的英国飞行员，尽管他们被击落了，或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沦为了我军的俘虏，但在精神面貌上他们完全没有沦为俘虏的卑屈与沮丧模样，他们仍旧是战士，和在天空中一样斗志昂扬、热情高涨，他们时刻都不放弃逃离的计划和行动，这当然给我们制造了巨大的烦恼， 但在私底下作为个人我深感敬佩，因为我所能想象的最好的军官品质、我希望我们的军官能拥有的最好品质，就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我希望能和这群优秀的人和平共处，希望他们安然度过战俘岁月直到战争结束，不希望他们出乱子，使我麻烦也危及他们自身。但我也深知这样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1944年春季我们的处境并不顺利，无论东西两线，在离前线战场稍微远一些的战俘营里也能感受到局势的紧张，在管理方面，SS和秘密警察越来越频繁地插手干涉战俘营事务。这使我们满怀厌烦却又无能为力。SS和秘密警察的头子就是希姆莱，戈林从不敢顶撞希特勒，即使是在正确的事务上，因为顶撞希特勒往往就意味着被撤换，在这方面陆军的将领们是前车之鉴。于是具体到我所管辖的Stalag Luft III，这座纯粹属于德国空军管辖范围、专用于收容盟军飞行员战俘的营区，也得不时应付来自SS和秘密警察的骚扰。我得承认，这是整个的工作中最让人厌烦的部分。同时再清楚不过的事实就是：我只在Stalag Luft III有权限，一旦战俘们离开此地，变成逃犯，我的权限便将鞭长莫及，对战俘的管辖权将落到那群既没有荣誉也不是军人的便衣警察和歹徒手上。 在与Ramsey的会面之初，我即委婉地将这层意思传达给了作为战俘最高长官的他。他关于军官职责和履行职责的申明，我全盘理解和认同。我不反对身系囹圄的军官逃跑，我只担忧他们逃跑的后果。我想Ramsey并非不懂得其中的利害：即使是目前这样的情况，最高当局仍选择了让空军管辖空军战俘，而非将他们交给SS。一再的越狱行动，很难保证这种局面不发生改变。 1944年春季的"大逃亡"，最终将我的担忧转化为了现实。Ramsey不能阻止军官履行职责，我无法阻止。由于行动被中途发现，原计划逃离的250人只有76人得以经由地道离开。其中73人被缉捕，最终成功逃脱的仅仅三人。73人中50人被挑选处决。而剩余的23人也将被转移到集中营去。余下的战俘不知何去何从。我因为渎职被撤换，命令我立即返回柏林接受问罪。临行前我见到了刚刚回营的那位美国飞行员军官，我想起来他在来这里的第一天所说的那句挑衅意味十足的话：他想在战争结束前驾驶飞机从上空看看柏林。我不知道是否该祝他愿望成真，我只知道我将比他先看到柏林。他是幸运的，至少他还活着，我希望他的幸运能够长久持续。 我坐上车，透过铁丝网望向战俘集合的场地，Ramsey站在人群最前面，他的身后是一张张我熟悉的面孔，但距离太远，显得模糊不清。人群肃穆，寂静无声。我想Ramsey已经向他们通告了死难名单。我知道我很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包括Ramsey。我们彼此的命运都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他也望着我，似乎很平静。职责不允许他的哀戚形诸于表，所有的牺牲都是有价值的，也必须找出价值，鼓舞战友。他将作为这桩战争罪行的见证者和记录者。只要他能幸存下去，只要我们在战争中失败了，所有罪犯就将遭到清算。这一点我毫不怀疑。 我惟一遗憾的是：我们只能以这种方式和这种关系在战争中遭遇和结识，假如有更好的机会， 假如是在和平年代，我会非常欣喜于结识这样一位高贵的英国军官，和他那群勇敢顽强的飞行员同袍们。 ** 暂时不知道影评该怎么写，先写了这个短文凑数，Ramsey和Luger，SBO和Kommandant，Luger视角。基本依据电影，和真实历史事件无关。Ramsey的背景设置同电影一样揉和了当时的SBO Gp.Capt.Herbert Massey和Wing Commander Harry "Wings" Day两个人，主要依据了Wings的背景，而实际上Massey因为腿伤不能亲身参与大逃亡，Wings则确实参加了并险些遭到枪决，最终是戈林求情才幸免于难，Massey则因病被遣返回国，也是他向英国当局报告了50名战俘被处决的战争罪行。 标题Wings既是空军的代指，也是Harry Day的绰号(战后他升了Gp.Capt.，本片拍摄时他是技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