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山杠爷

国家真的像是一个利维坦，庞然大物，所以，我只能祈求一个圣人的出现。山杠爷式的人物，我是无比认同的，正是有这种人，村庄才能凝结成一个实体，否则，只是物理意义上的集聚，有什么意思？当国家粗暴的一刀切，将“法制”植入这片大地，多少的水土不服者就这样像车辙下的蚂蚁？微博上，有人说，我想去你我都想去的未来的那一天，我实在想看我们将被历史怎样定义，被未来如何审判。闫云翔对国家的强制力的接手与撤退的批判，值得深思。

一、转折年代的矛盾双方——“山杠爷”何以被告？ 《被告山杠爷》，是一部非常著名的法治相关电影，讲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一个故事，主人公是我国西南某较偏远的村子堆堆坪的村支书山杠爷。他“治村有方”却触犯法律成为被告。电影上映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苏力先生也写了一篇《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探讨了“西方法治”和“本土法律资源”的关系，该文也奠定了大家对于本电影讨论的基调，也就是西方或者说现代法治与中国传统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分析“为什么西方/现代法治不能适应中国传统社会的现实情况”。 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深入该电影的时代语境，我们会发现，苏力先生的文章一笔带过的“由于种种因素，中国农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领域内是超越正式法律控制，因为政府还不能提供足够的“法律”服务来保持这些社区的秩序。”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更为重要的大背景。 九十年代的中国，最重要的一个议题之一就是三农危机，所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农业税、提留等税负非常沉重，但是政府基本没有为农村提供任何应该提供的、与之相匹配的公共服务。事实上，当时农村所有的公共服务几乎都是自发组织的，组织者呢，就是少数或合格或不合格的“山杠爷”们。 我们需要认识到，在那个特殊的、大转型时期的历史环境下，这一矛盾的双方——山杠爷和“上面”，代表的至少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社会人治”和“现代法治”，为什么呢？ 从山杠爷这边来说，“他是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交汇处,他既是国家权力的末梢,也是乡土社会成员。”他的身份是“村支书”，其权威的来源，并非完全来自传统的乡土宗族，而是部分来自“上面的授权”；其行为的标准，也不仅仅是基于乡土社会的要求，更是基于对“共产党员”的要求（当然，这种要求可能部分出于他们自己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山杠爷对于“上面”基本是言听计从的，村民们同样如此。山杠爷去乡里开会、用开除党籍威胁懒汉，都是其表现，祠堂里面挂满了的奖状和毛主席像，更是显示出山杠爷是一个很好的政策执行者。他或许是“人治”的，但是并非是一个传统的宗族家长，他的很多粗暴违法行为，一定程度上是计划经济时代法制建设缺失、行政命令与法律不分的后遗症。他和这个村子一样，是一个融合了传统乡土中国要素和计划经济时代色彩的“长老加党员”。 而那个时代的“上面”，也就是政府，实际上也是处于一个非常复杂的状态中，一方面，它是“半个现代政府”，有着基本上现代化的政府架构和法令——多说一句，这套架构和法令还很不完善，夹杂着苏式和西式两种不同的色彩，那位穿着类似军警制服却满嘴现代法治术语的的检察官就是其代表。另外一方面，刚刚改革开放，百废待兴，它的执行力和对基层的作用，实际上并不大。我们可以在电影中看到，当地组织建水库、建小学、修路等等事情，政府都没有介入，实际上，除了执法者偶尔的出现，这个村子可以说并没有得到来自政府的任何公共服务。而当时的农业税、低价收购粮、三提五统等已经让农民不堪重负。1999年甚至发生了江西增城活四万余农民冲击乡政府，杀死乡长等多名乡镇干部的恶性事件。而在法治方面，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健全的法制体系，不管是法律文本还是法律实践都极不规范，就拿电影中山杠爷触犯的刑法来说，电影上映的1994年，使用的是1979年刑法，1997年刑法尚未制定。1979年刑法虽然也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没有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罪名体系也不合理，口袋罪过多（比如投机倒把罪、流氓罪等极其荒诞的罪名），可以说是一部过渡期的法律，事实上是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要求的，所以只存在了18年。 另外，实际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乡村干部的公共形象和在实践中的角色，也与电影中表现的不尽相同，电影有意塑造了一个近乎完人的形象，但是显然这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在公共形象中,乡村干部并没有山杠爷的权威和德性,他们或是在收税时“干部进了屋,数字一公布,大人吓得筛,小伢吓得哭,有钱就把钱,无钱就撮谷”；或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给钱就收,不给就走”,可怜巴巴地向农民“讨饭”。 所以说，电影中体现的矛盾，更严格地讲，应该可以说是我国改开初转型期间，带有现代色彩的传统秩序与相对不完善且孱弱的“现代法治”之间的矛盾，是一种随着时代的转型必然出现，且随着时代的转型必然消失的现象。

二、“山杠爷”的未来——本土法律资源与新时代的法制建设 电影中的山杠爷，作为一个转型时代的代表人物，现实中自然有一些与其相似的人物，这些山杠爷式的“能人”，认为“一个村跟一个国家,说到底是一码事。如果把一个村看成一个国家，村规就是国法;把一个国家看成一个村,国法就是村规。” 比较典型的，就是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他也是很会治理村子，把经济社会治理得不错，也是私刑审判村民犯下刑法。当然，禹作敏比起山杠爷是更像是一个封建家族族长一些，地位也更高，山杠爷知道自己违法后很自觉地接受了调查，禹作敏可是敢扣押检察官，出动私人武装与警察对峙，和省部级官员谈条件的，最后抓捕禹作敏，是向他谎称天津市委书记要和他进行沟通，才趁机将他逮捕的。 为什么说禹作敏和山杠爷相似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行使了乡村社会里最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权力。山杠爷监督全村道德，并且对于违反者进行私刑处罚，禹作敏同样如此。他从敬老的传统出发,把老党员、老复员军人组织起来 ,专门调解邻里关系、婆媳关系和各种矛盾 ,推动了社会风气转变。同时，他也领导了村子的经济建设，并且取得了比山杠爷更加辉煌的成绩。当然，他们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山杠爷尚未对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做出反应，但是禹作敏很快接受并且推进了工业化，这大概是因为其处于天津，思想较为开放。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禹作敏还是山杠爷，他们有一定的贡献，但是其违法行为，是实实在在的——虽然这种行为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时代使然，并不能过分苛责个人。而在时代的发展进步，工业化、现代化、法治化逐渐成熟起来的现代，当时还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他们的行为，就是一定要消失的了。有人认为，借助于宗族权力, 国家可以在成本极低 (甚至是无经济成本) 的情况下实现对于乡村社区的治理。 这很明显是只看到了经济成本，没有看到政治成本、社会成本。如果我们放任基层组织由宗族、习惯等等前现代的势力控制，出现一个山杠爷的概率不算很大，出现禹作敏这种敢于暴力对抗中央的土皇帝，概率倒是不小。 而且，在城市化率已经达到63.89%，乡村青壮年人口大量外流的时代里，所谓“宗族”的力量，是无法依靠的了。当初苏力所写的《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也显得略有些“不合时宜”了。苏力认为“中国自古即有法治”，并且认为现代中国的法律应该去适应山杠爷式的“本土法律资源”。这里的“本土资源”，主要是以当时的乡村社会的实际状况为基本内容的。但是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山杠爷时代的乡村社会，已经远远不能反映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以此作为分析中国法治现实的背景,势必不能形成涵括当代中国社会的正确结论。毕竟，我们的城市人口占比已经超过百分之六十，未来可能要达到百分之七十。本来乡村社会的治理方式和经验就很难照搬到现代都市和工业化社会,更何况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包括乡村社会本身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还在进一步加剧。因此,对中国法治与土本资源的关系,必须把“本土资源”放大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其他各种条件以及整体环境中来认识，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而不能回到人治、宗族的道路上去。

改革开放使得中国急剧向现代化转型，在经济发展、物质进步的另一面，是艰难转型过程中的撕裂与阵痛，《被告山杠爷》就是这样一部电影。山杠爷的悲剧，就在于外面的世界已然旧貌换新颜，可山里的风景却是一成也不变，于是在传统与现代、乡土与城市、人治与法治之间就发生了无法调和的紧张关系，山杠爷也就成了过时的人，与高速流动的现代社会扞格不入。

当然，依据费孝通老先生的理论范式，乡土中国本来就是个熟人社会，具有遵循差序格局、信奉礼治秩序、服从教化权力的特点，因此在送法下乡的过程中，就需要尊重基层逻辑和乡村实际，适当发挥传统习惯与村规民约这种习惯法的作用。

不过，山杠爷的被“清算”虽然悲情，却不冤枉，他德高望重，他大公无私，但贤能政治也可以自然而然地走向好人暴政。影片中山杠爷采取打人、关押等暴力手段来完成上级任务，这只是冰山一角，殊不知有更多山杠爷式的基层干部（更多的是连山杠爷也不如，甚至欺压百姓，作威作福），在计划生育、上交公粮等过程中，为了贯彻上级意志，采取十分冷血暴烈的手段，制造了多少桩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

机缘巧合，在法律电影选修课上，走进了堆堆坪，走进了山杠爷的“理想国”，在这小小的山头上他站在道德制高点，按照“上面”的指示守护者堆堆坪的安宁，捍卫着堆堆坪的基本道德准则。

电影一开始提及山杠爷与刚从学堂回来的孙子讨论村规与国法的区别，最终又以孙子主动承认是自己为了弄明白村规与国法哪个更重要而向警察举报了山杠爷作结。这一伏笔是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回头一想，一个孩童的好奇心就将原本平静的堆堆坪从山杠爷的“指挥”下释放了，或者说从此在堆堆坪上山杠爷的人治时代一去不复返，

究其本质，还是应该说法治解放了人治，中国的法制化进程正在推进。

山杠爷犯法而不知到认罪伏法这一过程生动地展示了那个年代大多数人特殊的法律普及途径，也说明了当下农村普法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反观当下，我们的时代在进步，经济在发展，而法制时代却时不时在倒退，我们在追求所谓“公正”人治的路上破坏了法律底线，阻碍了法治社会建设。我们需时刻警惕山杠爷的“国法就是村规，村规就是国法”思想，时刻谨记“法治高于人治”这一根本指导思想。

国有国法，村有村规，多给热心的山杠爷们一点善意，也多给人治到法治的转化一点时间。普法之路漫漫，愿你我携手，砥砺前行。

剧作以古老的乡约村规和当代法治之间的矛盾冲突建构叙事。山杠爷恪守传统，彰善瘅恶，大公无私，深孚众望。但他“家长制”和“一言堂”的宗族式基层管理方式但却酿出了人命。他关押不交公粮者，拆人信件，打人，虽合理却不合法。作为新旧时代交替的人物，他是法盲，和村民一样，以为村规就是国法，沦为悲剧人物。影片触及了上世纪末农村法制建设的症结，极具“历史纪录”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