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7·22爆炸枪击案

比较一下最后法庭上男二号说的“他有枪，我们有爱”和巴黎恐袭后那位父亲说的“他们有枪，我们有花”-----我是把本片当做一部关于欧洲白左的高级黑片子看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本片题材恰恰是拍电影的禁忌：整部片子对男一号恐袭前的精心准备，杀人时的冷静，以及后面对审判过程的精准掌控，还有最重要的，其政治观点的诉求，表现得都极其充分。整部片子看起来完全成为了枪手的个人宣传片 。能想象美国有人敢去拍一部以911事件制造者为主角、表现他们如何炸毁大楼的电影吗？而本片拍摄和上映的时间又掐在难民潮给欧洲带来强烈的冲击之后，难以想象，有多少当地观众会在观影过程中对男主枪手的政治观点五味杂陈？片子另一条线展现了受伤的男二号及家庭劫后反应，但他们展示的所谓爱与宽容，在整片所展示的强大的恶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男二号伤前（夏令营里）伤后（法庭上）高调的政治口号式的发言，与一众热血壮志青年在枪口前上演的狼奔豕突的亡命奔逃戏码，更像导演精心安排的一出反讽戏。欧洲人不通过此片认真反省，必将自取灭亡。片中男一号用了一个长得很像中东人的演员，跟现实中的男主差别极大，我怀疑亦是导演有意为之。

真实男主

一边遭受恐怖袭击，一边野外游玩，一边哀声、哭声，一边还沉寂在欢乐之中，本来平静、平凡的一天，突然成了生离死别，让气氛变得惊恐不再安宁，让命运因此改变。因为一个人，一个右翼极端分子使7月22日变成了灾难，青少年领袖训练营变成了一个噩梦。在一个父母离异，母亲眼中“正常”的人，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以伤害政客最爱的人——他们的孩子的方式让政客屈服，以极端的方式让无辜的人成了牺牲品。他始终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面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一丝的悔意。作为他的律师，他即使面对大恶之人，即使接到一日5次的威胁，即使因为自己工作对象的原因，被迫让自己的孩子不得不换学校，即使面对大众，尤其是受害者父母的不被理解，即使面对大是大非面前母亲都放弃时，他还顶的压力，恪守自己的职业，为他尽最大的努力保证他的权益，为他逃脱罪行，为他找辩护者作证。即使这样他还是选择自己认为对的事，即使被审判还想达到自己的目的，作为幸存者的维亚，他们一块逃。即使逃到悬崖边上，也没有逃离他的魔掌中了5枪，在父母的努力下找到了那家医院，在父母的担忧陪伴中、在医生拼尽全力中看到了希望，他活了，与死神擦肩而过，他面对了生离死别、朋友的不幸去世，醒来后在恐惧中折磨，在经受身心的考验，终还是慢慢的试着走路，他承受了如此痛苦，就像另一个幸存者的女孩说的，活着还不如妹妹死了好，活着要面对这些。他充满仇恨，他恨恐怖分子让他一个正常的人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他试着对抗命运的不幸，他用开拼力雪车的方式发泄、释放自己的痛苦，为了他，父母开车追他、保护她，用拥抱抚摸他内心的痛。父母为了照顾她，忽略了弟弟的爱。为了他，母亲放弃了现场演讲，她说他除了是候选人，还是是一个儿子的妈妈。在幸存的女孩和父母关爱、鼓励下，他感受到了周围的爱，在痛苦中他被爱融化，他开始学会了面对，学会了坚强，让他看到了希望，让她有了面对恐怖分子的勇气，最终，释怀了，走向了自己的路。

马克思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精英的子孙、多元化——右翼要夺回欧洲，组建圣殿骑士团。驱逐穆斯林。这部电影反应欧洲的多元和政治正确也正在消灭欧洲原生民族。

欧洲，特别是北欧，对于性开放、同性恋、大麻，还有对移民的接纳，正在让右翼保守主义陷入一种难以接受的境地。特别是巨大的多个民族的进入，让欧洲正在经历“五胡乱华”。

当然，这是自由开放的社会，欧洲会经历很多末日宿命式的阵痛。

十字军是又一个新的潮流。东西方的碰撞也许会在欧洲制造更多苦难。

挪威2011年暴力杀戮77位青少年真实恐怖事件之艺术再现，专业制作到位，电影精彩引人。更重要的是它使我具体地了解和体会了现今北欧社会法治文明之令人赞叹的高度。面对如此灭绝人性的恐怖暴行，挪威受害人及家属、律师、首相及整个社会仍能如此理性、克制，坚持法治文明地处理这场灾难，实在是为我们做出了人类应该达到的高度。

比较客观冷静地反映了凶手筹备、爆炸枪击、被抓，以及漫长的庭审过程。从始至终都是那个变态的极端分子在把控局面，他主动投降，甚至为了在庭审过程中表述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放弃了精神疾病辩护（如果不放弃的话，法庭可能无法让他服刑，只能让他去治疗），整个过程都是洋洋得意、自信满满、毫无悔意。

挪威的法律量刑为什么这么轻？七十七条人命啊，法律对打击暴力犯罪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不能保护受害者的权益，那么保护再多施暴者的权利都是本末倒置。

最后受到惩罚的只有被迫接受工作的辩护律师，他一直被骚扰和威胁，女儿也被迫转学。真正的凶手却被高墙保护者，愤怒的民众拿他没办法。

影片最后字幕说凶手被判终身监禁，其实，在既没有死刑也没有无期徒刑的挪威，他只被判了21年，关7年就可外出度周末不受监控，关14年便可假释。

他在狱中住着小套房，可以看报纸，有跑步机，还可以玩线上游戏，甚至在狱中读了大学。但他却绝食抗议，要求改善“虐待般”的监狱生活条件。

貌似挪威监狱也没有太多的办法治他，好像只能尽量满足。没有办法处罚这样的魔鬼，真的是太软弱了。

明年8月，凶手关满7年，当他外出度周末的新闻出现在挪威媒体时，那些还在与伤病作斗争的幸存者不知道有多痛苦和愤怒。

保罗·格林格拉斯在《谍影重重5》后回归真实事件改编电影，反映2011年7月22日挪威枪击事件的《7月22日》在事件发生七年之后威尼斯电影节上映，让观众透过电影缅怀事件的同时，更为电影节奉献了观感极佳的一场放映。

英国导演保罗·格林格拉斯最为人熟知的无疑是缔造了《谍影重重》这一经典系列，纪录片的精神、剧情片的推进，《谍影重重》成为了谍战动作经典。当这种风格遇上真实事件会有怎样的火花？导演之前的《血色星期天》、《93航班》、《菲利普船长》都体现了特色的镜头语言与故事性，到了《7月22日》，依然是手持摄影机带来的纪实风格，依然是凌厉的剪辑，不同的是，影片聚焦的不再是事件本身。事件发生过程快速呈现，干净利落，大量篇幅在于事件余波，受害者、施暴者、审判参与者还有无处不在的普通群众都在影片文本上有所表现。

《谍影重重》，保罗·格林格拉斯，2002

影片侧重的应该是受害者角度，并且着重构建了受害人之一Viljar的康复过程，手臂残疾、腿部受伤、右眼失明这些伤痛让他的身体犹如废墟，从办不到到坚持来法庭指正，撑起这份信念从影像表现的内容来看，更多的是年轻人的愤怒与热血。Viljar说，应该感谢一只眼睛看不见，这样作证的时候就看不到凶手的样子。Viljar充满愤怒也表现得相对克制得体。细数受害人重获信心的路径，家人的支持、同是受害人的温暖还有来自社会的关怀，集体感染个人，最终开启人类固有的内在驱动，事件与人物真正绑定在一起。

将镜头对准灾难后人物生理心理重建过程是最近流行的表现方式，但着重个人比较容易陷入个人戏剧化泥沼，影响个人与事件的内在张力，去年的《坚强》就是典型例子。《7月22日》的人物重建在多方面的关怀下并没有与事件分裂，使之呈现出非个人救赎、而是悲剧笼罩下人文关怀的胜利。

与胜利相对的是施暴者的终将失败，而这种失败是人性自由与爱的反面，以暴制暴没有胜利者，很庆幸保罗格林格拉斯没有像法提赫·阿金在《凭空而来》处理的那样，将移民的怒火利用人类纯洁的情感越烧越旺，《7月22日》最后Viljar的远望，留白效应的字幕都表达了渐媳的怒火和灾难后的平静，生活还要继续，just move on。

Viljar（右）

最后字幕交代，罪犯Breivik被判处监禁还未出狱，但实际上Breivik的狱中时间在挪威法律语境下并不是终身制，挪威现行的刑法典是1902年5月22日第10号令《一般公民刑法典》以及随后的一些补充，法典第二章中即规定：普通刑罚的种类仅包括“监禁、拘留、社区服务和罚金”，第17条还规定“特别规定的情形下，不得超过21年”。所以Breivik真正的服刑时间只有21年，只有21年刑满后仍旧对社会构成威胁，刑期才会延长，习惯了犯罪受到惩罚的我们对如此轻描淡写的惩戒感到十分不解，但实际上这是挪威乃至欧洲对罪犯的态度的具体表现。

改造已经被定为重罪的罪犯，是挪威乃至整个欧洲刑法的核心所在，BBC就曾经称这一观念为欧洲最先进的理念之一，他们坚信，即便是罪犯也应保障其基本人权，刑罚的意义在于让罪犯学会理智控制自己的犯罪意图，成为“好”人，最终与社会接轨。

所以感情上远离欧洲的我们并不能接受以改造为导向的结果，就像那个施暴者，自始自终都保持着冷静，直到审判，脸上时不时挂着微笑，让人怀疑究竟是谁最终获得了慰藉。

Breivik（右）与辩护律师

Breivik的角色从一开始就是从容的，装枪、做准备的过程沉稳老练；警察出现时立刻认罪，指定律师辩护，讨论辩护逻辑，向政府提要求，导演塑造了一个行为有素、兼具谋略的犯罪形象，力求客观，避免人物扁平化。这样正反人物情绪丰富，既避免沦为主旋律说教也增加了戏剧张力。

事实上，真正的Breivik确实是这样一个有思维模式的罪犯，就在牢狱生活3年后，他收到了来自奥斯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收到通知书之前，他坚持尝试了3次。尽管在奥斯陆大学获得学士学位需要选择导师指导，Breivik正在服刑，很难获得学士学位，但在挪威以理智改造为核心的法律背景下，这样的救赎可以说取得了法律维度下所希望的效果。

正如枪击案结束后，挪威首相延斯·斯托尔滕贝格所说：“我们的回答是更加民主，更加开放，更加富有人性，但再也不会那么天真。”

时任挪威首相斯托尔滕贝格

《7月22日》对比其他同类型影片出色的地方不仅仅在于一个人物增加的戏剧张力，前面提到的手持摄影机的晃动和精准的剪辑营造的真实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而且，在当下电影文本、调度形式多数服从事件的创作困局中，导演真正做到了用形式突破模式的束缚，在观者思维里，导演力求的真实感更像是一种诉求，镜头在控诉、剪辑在控诉、少而精的配乐也在控诉，影片的每个细胞似乎都调动着人们的感情，我们可以很轻易地深陷其中。

《7月22日》剧照

影片将最后的疯狂设置在法庭上，这也是多条人物线汇集的地方，法庭戏导演如果没有很深的功力，趋于平庸是司空见惯的，更何况影片将这段戏码放在了压轴处。但就在影片最后近三分之一的地方，之前紧张、纪实感与情绪的释放得到了有效统一，Viljar一段话结束，我们时而可以得到Breivik的反应，可以看到同为受害者女孩的表情，也可以在视线内发现玻璃墙外普通群众的关心。剪辑精准快速，恰到好处。

这段剪辑的本质思维其实和《敦刻尔克》剪辑思维有点类似，压缩人物表现时间，形成不断转换的画面感，形式上并不复杂的话语对峙利用有节奏的时间间隔形成压迫感。所以，成熟的调度和原本文本上的高潮让这段法庭戏没有像《凭空而来》里表现的那样简单乏力，影片的紧张纪实从开始保持到了结尾。

《凭空而来》，法提赫·阿金，2017

保罗·格林格拉斯曾经表示，促使他拍摄本片的原因是如今欧洲右翼势力依然极度活跃，人们需要被警示，选择挪威的恐怖袭击一方面是真实事件的轰动力量，更重要的，在已经废除死刑的地方，高度文明化的世界面对恐怖主义，政府人民如何应对，导演选择用他特有的方式和欧洲传承的人文精神，呈现着他的影像，供人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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