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居

尽管一直没觉得奥斯卡能说明多少问题，但作为电影人对奖项的理解肯定不同于我们观众，说什么不在乎得不得奖八成都是逗咱玩呢。 最佳外语片向来是含金量很高的一个奖项，很少走眼。今年呼声比较高（国人）的和真正的热门。《金陵十三钗》以及《一次别离》是我连着两天看的。坑爹的是声画都错位了。白瞎了1080高清的画质，结果就是金陵差点放弃了，一次别离让我重找了版本看了第二遍。 其实金陵也没有多差 ，但硬伤太多还都被观众发现了就难免遭恶评。更主要的是对原著小说的删减非但没起到电影化的作用，反而有些用牛洪波的话讲是画足添蛇了。首先书娟这一人物完全与其他人物脱节，甚至一个叙述者的身份都被约翰抢走了，和玉墨的关系也没有小说中的前后反差制造出的冲击。而相比而言，给玉墨的转变做足了铺垫。从国军的牺牲，到女学生在地窖外的帮助再到交代自己的前史（但交代方式还是俗了），转变算是做足了功夫。但对于其他姐姐们，动力就明显不足了，似乎是屈服于玉墨的淫威才去的，本来挺光辉的事少了足够的情感逻辑，一下就从好故事变成了故事会。但张艺谋一直以来运镜上的才华还在，场面跟诸多国产拍得跟电视剧似的战争片群相比，还是很对得起观众的。 但我们忽略了一点，这可是投了6亿啊。 而《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的成本是30万美刀啊，基本上就是“哥几个一人凑点炒股钱，来咱拍个电影玩玩”的情况。而从实际效果来看，导演可真就不是玩玩而已。别离里讲了很多，却丝毫没有落入那种“说了一大堆结果什么也没说明白”的尴尬境地。导演的立场很明确，就是完全中立。其实这种立场是很契合故事本身的，片中没有所谓的正面人物，每一个人都最终暴露出了信仰道德界限之外的一面，影片的前半部分矛盾主要集中与夫妇二人之间，到若仅仅停留于此。它在影史上的地位也不过会是个伊朗版的《克莱默夫妇》。但一次别离高就高在让保姆一家成为了展现对象，而非单纯的辅助展现主角家庭的对象。仅从此处，就立刻上升了一个层面：暂且不提从微观到宏观上的扩展，光是对道德 宗教 现实生活 这三者的冲突就有了连成面的解释。三个谎言更是对这三者的矛盾有了具象而不突兀说教的论证。 而抛开诸多议论最多的政治隐喻，纳德与保姆一家的争端注定就是不公平的，纳德的道德准则更多来自现世生活，注重的是较为传统家庭责任感以及社会生存方面的守则（这一点跟我们国人很像）。而保姆道德观则全部脱胎于信仰。宗教同世俗力量的争端在现世社会中必然会失败，而法律所树立的准则更倾向参照于既得利益者的权利。一个失衡的对抗之所以能撑起故事的主线，必然有其平衡之处：纳德的软肋是家庭，包括破碎的婚姻，无力的却始终注视自己的老父亲，以及在这其中与自己渐行渐远的女儿。所以最后他选择妥协。而保姆的后盾则是人们始终挂在嘴上的信仰（反复出现的《古兰经》）和藏在心中的善良与怜悯。对抗双方的平衡连同戏剧性也就此构建。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每一次伴随《古兰经》出现的誓言，都是无可奈何的谎言。费尔巴哈对宗教起源的阐释除去人心理上的依赖感与想象力，最原始的根源便是来自自然，但在反自然进程的社会发展中，适应于社会的法律与道德准则难免与宗教产生冲突。保姆，家教等诸多人对其生存原则的质疑也正是来源于此。 但仅仅是纸面上的剖析不足以抓住一次别离的观众缘源头。其动人点更来自于强烈对抗与冲突下细节上的细腻把握。当看到纳德为取证而解开父亲衣扣却忽然放弃时，原本对纳德很抵触的情绪竟忽然没了延伸下去的动力。没有特写，没有音乐，没有煽情，但相信再粗线条的人也会被这细腻的笔触所打动。而对于几种道德观冲猛烈碰撞下的残骸，导演也没用诸如一些列贫穷破败场景的镜头或是毁灭性的记录今后的生活。相反，用孩子那一个触目惊心的仇视的眼神就已然达到了效果。我看到这一个镜头时，心里咯噔一下。（远比音乐渲染视觉冲击来的更加震撼）————孩子已经不可逆转的提前进入了充满迷惑与质疑的成人世界。 而最后女儿的选择也并非是开放式结局留给观众悬念，因为当一切历历在目时，这样的选择已不再有意义。 看完一次别离之后我第一个想到的竟不是这片子究竟有多么多么好，相反是遗憾大陆近些年为什么拍不出来哪怕是一部同一水准与诚意的电影。要么拍年代戏，要么拍山寨科幻。现代的不是粉丝片就是恶搞喜剧要么就是挂着电影名号的脑残都市劈腿狗血电视剧。这里就不点名了，毕竟人家也工作了，比我写这些累多了。但实在话，今年上院线的除了一部《钢的琴》，只有两种态度：逃避与迎合。逃避社会现实说成避开讨论人民内部矛盾。迎合广电总局的说成适应电影市场规律。 不要动辄就埋怨电影审查，观众与电影人一样膈应广电总局。伊朗的文化审查绝不落后于我们的牛掰程度。但法哈蒂已经交给我们怎么潇洒地趟过这条幽幽小径了。 此外，我真不是老谋子有偏见，也真心支持他去“申奥”。但要金陵真拿着了，就再也不相信奥斯卡了。

在伊朗电影《一次别离》中，导演阿斯哈·法哈蒂让两个主角一开场便直面镜头，在争吵中各自申诉离婚的理由。这时候，观众被迫占据了法官的视角。也就是说，导演一开始就让观众做好了卷入一场“民事纠纷”的心理准备，并且要求观众对“纠纷”像法官一样作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这场纠纷发端于：西敏决定要带女儿特梅移民，却遭到丈夫纳德的拒绝，因为他坚持留下来自己照顾痴呆的父亲。另一个纠纷也由此引起：纳德不得不雇保姆瑞茨照顾父亲，他们之间却因为失职和怀疑而发生推搡，瑞茨流产，原本就已焦头烂额的纳德不得不再次在法庭上为自己辩白，直面各种困境和考验。 于是，一场纠纷从家庭内部开始向家庭外部、不同阶层之间、文化差异之间蔓延，同时也改变着原来家庭内部的关系。一个意外，像一个突然出现的漩涡一样，让不同性格和生活理念的人物在原本平静的日常生活中突然发生激烈碰撞。 在某种程度上，《一次别离》几乎是现实主义电影的一个完美样本：镜头对准身边的普通人，实景拍摄，自然光效，用质朴的旁观者视角（大量肩扛式镜头）贴近而不动声色地记录事件，同时洞悉每个人物的真实困境以及人与人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把大量日常生活的要素和情境升华为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与多数伊朗电影的非戏剧化叙事不同，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在这部电影中展现了在日常生活语境中塑造人物、编织故事的非凡叙事才能。这部电影中的每个人物都鲜明而独特。 男主角纳德固执己见，坚持原则，在移民和照顾父亲的选择上他从没犹豫过，不该给的小费他会让女儿重新要回来。然而，在后续的一系列的事件中，纳德却多次挣扎了：他想打赢官司避免牢狱之灾以便照顾家人，但又希望向女儿保持真诚的人格形象；他不想用钱来最后解决问题，但又不想因自己的固执而失去女儿。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在重重生活压力下艰难地忠于自己的家庭责任、艰难地试着妥协，对别人不免有点冷漠和粗暴的中产阶级男性形象，真实而复杂。 相比之下，女主角西敏显得灵活通达，易于沟通，也善于用钱来解决问题（比如在搬钢琴的小事上）。她面临的基本困境是：她向往更好的生活，希望女儿有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然而由于丈夫纳德的固执她必须要付出离婚的代价。她必须在签证过期前，争取丈夫和女儿或女儿一个人跟她一起移民，或者她自己放弃移民，而突发的“流产纠纷”正为她提供了最后一次争取的机会。 对女儿特梅来说，和母亲一起移民还是跟父亲一起留在伊朗，或者别的选择，她必须做出自己艰难的决定。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纠纷后，在特梅眼中，父母其实都做了错误的事情：父亲用暴力和怀疑、谎言伤害了瑞茨和她的家庭，而母亲用金钱伤害了瑞茨的信仰和家庭。 特梅最后的选择，不只是在父母中间二选一，更是是两种生活方式中（国外的、本土的）的选择，更是要对整个事件给出自己的道德判断。在电影最后一个长镜头中，纳德和西敏在法院的楼道里等待着特梅的决定，电影意味深长地结束于此，仿佛在说：孩子，而不是法官，才是最终的、最重要的判决者。 即使是配角保姆瑞茨和她丈夫的形象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瑞茨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信仰主宰着她的行为。因为身处社会底层而丈夫又欠了一堆债，她不得不瞒着丈夫带着身孕去当临时工赚钱。瑞茨的困境是，她必须在她最需要的金钱的考验下坚持自己的诚信，“有疑虑拿钱就是有罪的”。 而丈夫霍贾德则是一个失业鞋匠，在社会最底层饱受贫困和压抑，脾气暴躁，对司法系统和上层阶级抱有天然的不信任感。忍受着丧子之痛的他一方面渴望着公正和尊严（精神渴求），另一方面需要钱来缓解生存压力。 这些人物塑造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导演法哈蒂充分尊重故事中的每个人物（而不是把他们符号化、道具化），为他们都设置了独特的处境（压力和困境），并让每个人以自己的独特的价值观和个性来作出选择。正如编剧大师罗伯特·麦基所说，“无论他言说什么，无论他们举止如何，我们了解深层的人物性格的唯一办法，就是看他们在压力之下作出的选择。” 好的人物塑造和好的故事构思常常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法哈蒂的高超之处就在于，他把如此多的鲜明人物（看似）轻松地放进了一个日常故事中，而不借助任何超常因素或宏大理念来完成故事的构建。或者说，导演创造了一个丰满而曲折的故事，在其中的冲突里每一个人的处境都是值得深思和同情的。而且，这些冲突不是宏大的善恶或正邪或是非之间的较量，而是日常生活中琐碎的善之间、或者卑微的挣扎者（常人、自我保护者）之间的对抗。 “设计故事能够测试作家的成熟程度和洞察力，测试他对社会、自然和人心的知识。故事要求有生动的想像力和强有力的分析性思维。”麦基在《故事》中说。 无疑，这部电影显示了法哈蒂对自己的生活世界的独特洞察力。他看到了生活内部不可剔除的各种矛盾和张力，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深藏的挫败感和压抑感，包括传统和现代的冲突，宗教信仰在不同阶层和人群中的不同影响力，阶层之间的不信任感，维系生活的谎言和对真诚的渴望之间的张力……而且，他创造出了表达这些洞察的最真诚的故事形式。 法哈蒂说，儿子独自照料痴呆的父亲（据说导演有过类似经历），在浴室中给他冲澡搓背，突然伏在父亲肩上失声痛哭，这是这部电影的核心意象，其中的孤独感和挫折感深深地打动了他，推动着他为这个意象编制出一个动人的故事。 我们可以想象，法哈蒂围绕着这个意象不停地问自己：他为何会独自照顾父亲？他为何会如此哀伤？他的家人发生了什么事？他曾面临怎样的选择？他将如何解决困难？他在这种特殊的生活境遇中会作出什么特殊的举动或冲动？他的生活会变得更糟吗？他所坚持的东西会不会发生变化？他会如何影响或受影响于身边的人？这些被他直接影响着的人又是怎样的人？…… 故事正是在这些真诚的追问中慢慢浮现轮廓的。这些追问中往往深藏着一个导演的独特人生体验和思维方式，也让经验逐渐升华，让日常生活的点滴凝聚进全新的故事形式，迸发出耀眼的光芒。“故事天才——将生活本身创造性地转化为更有力度、更加明确、更富意味的体验。它搜寻出我们日常时光的内在特质，将其重新构建成—个使生活更加丰富的故事。”麦基说。 在影像快餐化时代，我们的眼球多数已经习惯了漏洞百出的虚假故事，它们用玄虚来取代实质，用人工来取代真实，用视觉刺激取代心灵对话。资本的过度介入让影像变得越来越奢华做作，越来越猥琐暴力，电影沦为毫无感染力的资本短期逐利的工具。 当奥斯卡把最佳外语片奖授予《一次别离》（30万美元成本）时，我们似乎看到即使在这个时代好故事仍然是能“脱颖而出”的，就像麦基的“故事炼金术”仍然是能引起广泛共鸣的，但是这些都不能改变资本和电影的基本游戏，这台疯狂的机器仍然需要用大量劣质故事来喂食，并塑造着我们的文化。 “文化离开诚实而强有力的故事便无从发展。”麦基写道，“不断地耳濡目染浮华、空洞和虚假的故事的社会必定会走向堕落。我们需要真诚的讽刺和悲剧、正剧和喜剧，用明丽素洁的光来照亮人性和社会的阴暗角落。” 在这个意义上，《一次离别》正是以“明丽素洁的光”深深地打动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的观众。法哈蒂用“诚实而强有力的故事”，让一场虚构的冲突具有了直抵人心的光芒，照亮了日常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