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别离

一、译名的“分离” 把英文片名"A Separation"直白地译成“一次别离”似乎是欠妥的，个人觉得译成“分离”或许更为贴切。一来，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在接受采访时也说，“Separation”涵盖了诸多的层面，如何去理解，这个问题需要留给观众自己。"A Separation of...."这个语法结构提供了一种开放性的解读方式，但中文名“一次别离”却隐约有种一锤定音的意味，弱化了电影本身的多重寓意。二来，看完整部电影，你会发觉所谓“别离”并没有太多向过去告别的意思，也并非是一个位于时间轴上的重要节点，而是将各种“分离”全都交织在一个故事中，且无论在哪一层面上，都显示出了一道鲜明的分野与裂痕。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正是试图通过两个不同阶层家庭的碰撞来揭示出这道分野与裂痕的存在。 二、精英与精英的分离 纳德和西敏所组成的中产阶级家庭，显然是伊朗社会中精英的象征。他们有房有车，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体面的工作，负担得起护工和家庭教师的开销。但导演阿斯哈通过开篇那接近4分钟的长镜头，透露出这个中产家庭正遭遇到的解体危机。一反惯例的是，在离婚的当口上，西敏依然承认纳德是一个得体而正派的人。他们唯一的分歧在于，西敏拿到了出国的签证，因为她不愿女儿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至于是何种环境，阿斯哈狡猾地略过不表，点到为止——而纳德不愿离开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老年痴呆的父亲是个明显的隐喻——一个老迈而病入膏肓的祖国。西敏质问纳德，你父亲还认得出你这个儿子么？纳德回答，这又有什么区别呢，我认得出他是我的父亲啊。国家失序的症状之一，便是中产阶级的逃离。离开还是留守，纳德和西敏无疑代表了这一群体中两种截然相反的的观点。颇有意味的是，纳德在法院的长凳上对着女儿Termeh举手起誓时，却不想把身边和他拷在一起的士兵的也牵了起来——选择离开的大可自由地离开，决心留下的却处处为僵硬而强大的体系所掣肘，还有比这更绝妙的讽刺么？ 三、 民众与精英的分离 比起精英内部的裂痕，民众与精英之间已然是一道鸿沟。而这也是整部电影着墨最多的部分。 护工Razieh和她的丈夫Hodjat无疑是底层民众的象征。他们在身处精英阶层的纳德和西敏面前，几乎毫无话语权。 Razieh在和纳德的薪资谈判中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所有的努力都在后者的一句“下午之前给我个答复吧，这样我也好找别人”前烟消云散。而她的丈夫，背了一屁股债的Hodjat也只能祭出“如果我干得不错，能不能加点？不满意你可以不付钱。”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对此，隔着玻璃窗的纳德根本不置可否，他只顾提出自己的要求：你明天来吧，带上身份证。 在精英阶层的眼中，Razieh和Hodjat他们，无疑属于一个和自己全然不同的群体。如果我没有遗漏的话，在纳德和西敏的对白中，有意一次也没有出现过Razieh和Hodjat的姓名。对他们来说，民众只是一张张模糊的面孔。其中一场戏是这样的：纳德下班回家，目不直视地称呼Razieh为“女士”，边敷衍着她的问候，边直奔女儿的家庭教师而去，主动打招呼并称对方为“Ghahraii太太”。两相对照，区别立现。另一个更明显的桥段是：纳德的女儿Termeh在法院的走廊里背诵课文：“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被划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普通阶层(the normal class)。”她的外婆立马纠正说，是"普通民众(the normal folks)”。而此时占据镜头的，正是Razieh和Hodjat的女儿，她在一旁鹦鹉学舌地附和着Termeh的背诵。导演的用意再明显不过：分离的阶层观念，不仅是后天的自然演变，更是一种人为的假定和预设。 而在双方的直接交锋中，这种差距更是体现得尤为突出。在法院里，面对纳德和Ghahraii太太条理清晰的反驳，Hodjat只能愤懑地对法官说，“我没什么可失去的了。”然后他指着纳德，“我的问题在于，我没法像他一样能说会道。”他情绪失控，他被判蔑视法庭，可他除了以头撞门之外再无他法。而他的保释担保人，还必须有公务员或企业主的身份才行。其后，Hodjat放弃了在法庭上的言辞争辩，转而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来获取真相。他闯进学校逼迫Ghahraii太太对着《可兰经》起誓，而誓言完成的那一刻便意味着他最后的出路也被堵死。另一边的纳德完全不同，他只通过一个简单的实验就证明了，他不可能如Razieh所说的那样，把她从门口推落至台阶，因为这根本不可行。此时，在民众与精英分离的背后，还隐含了另一种层面上的分离——宗教信仰和世俗规则之间的分离。而无论从哪种层面上来看，高下立判，胜负已分。 事实如此，在精英阶层面前，普通民众彻底居于被动。平时，他们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而当他们试图抗争时，又完全力不从心。但吊诡之处在于，在纳德的父亲——伊朗国家的象征——患病之后，西敏选择离开；有工作有女儿的纳德无暇顾及，只好选择雇人帮忙；因此恰恰正是沉默而弱势的Razieh担负起了最脏最累那些活。阿斯哈以此完成了一幅无比精确的社会速写。 四、 道德与现实的分离 在事故发生之后，尽管纳德、西敏与Razieh、Hodjat处于相互对立的立场，但他们都在各自道德的约束下被卷入了这场纷争。只不过，一方信守的是传统的宗教道德，另一方遵循的则是世俗世界的法律规则和个人道德。但这还只是一个开端。 Razieh的看护工作受制于宗教道德，在为老人洗澡之前，还需要打电话向宗教权威请教是否可行。在这个一路狂飙的现代世界里，古老的宗教观依然顽强地延续着它的生命力，传统和现代的裂痕也因此日渐彰显。而因为顾忌丈夫Hodjat的感受而不敢坦白车祸实情的Razieh，一边要将这出戏继续演下去，一边又暗暗地受到道德的谴责。这种挣扎一直持续到纳德和西敏愿意出钱赔偿，才触及到她的底线。讽刺的是，她道出实情的理由并不是担心会给自己的女儿带来负面的影响，而是害怕会招来可怕的诅咒。她的丈夫Hodjat同样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也一个因无力养家而自责的男人。当Razieh袒露车祸实情后，他想收下赔偿金并独自承担说谎的罪过。此时，在与宗教道德的冲突中，身为父亲和丈夫的责任感最终占据了上风，赢得了一场近乎自残的胜利。 纳德为女儿温习单词，告诉她写正确的答案，即便因此被扣分也无妨，则是一处用来勾勒人物性格的铺垫戏。在顺便嘲笑僵硬的学校教育之余，更是在表明纳德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不介意为坚持原则付出小小的代价。但面对法官的追问时，他却违心地说了假话。当恪守道德便意味着遭受法律的制裁，当坚持的代价过于高昂时，向现实妥协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其后法官要求询问他的女儿Termeh，纳德既没有鼓励她说出真相，也不曾怂恿她为他圆谎。他没有勇气向上攀升，同时也拒绝继续坠落。他的不选择，却等同于将选择的重担转移到了Termeh的肩上。而这一转移，不想却成为了另一种分离的肇因。 五、童年时代与成人世界的分离 Termeh和Razieh的女儿一起玩桌上足球的那一场戏，是全片中为数不多的几处亮色之一。那个时候，她们还生活在一个用童话与课本堆砌出的世界里——那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当她们的父母不约而同地选择用谎言来应对时，灰色出现了。她们被迫承担起了不该由她们承担的重负，保守着一个昏暗浑浊的秘密，她们成了各自父母沉默的同谋。而后，Termeh迫不得已在法官面前不动声色地帮着父亲圆谎，转眼又在汽车后座上泪流满面。她的童年时代从此崩塌，而在它的废墟之上隐约出现了一个不可捉摸的成人世界。临近结尾时，这两个孩子那阴沉对视的一幕，堪称全片最惊心动魄的画面。在这沉寂的四目相接中，两个小女孩一同在向她们的童年时代无言地告别。一个残酷的成年仪式完成了。 六、纳德与西敏的分离 纳德与西敏的分离，是整个故事的源头，同时也构成了诸多“分离”中最浅显可见的一个层面。事实上，分居起初只是种姿态，是一件纳德和西敏用来博弈的武器。纳德以为女儿和自己更亲，她不走，西敏也不会走；西敏知道女儿为了留住她会呆在父亲的身边，所以除非纳德弃子认输，她也走不了。两人之间，便维持着这样一种微妙的平衡。但西敏和纳德在是否该支付赔偿金的问题上相持不下，以至于所有本已被按捺下的矛盾瞬间井喷，情势的发展渐渐超出了两人的控制范围。当西敏朝堵在门口的女儿大喊：“鬼才答应过！”时，一切都变得无可挽回了。影片最后，阿斯哈又安排了一个纳德和西敏在法院长廊里等候判决的长镜头，所有的“分离”都在这里等待观众给出自己的答案。 七、伊朗电影与大陆电影的分离 好玩的是，对于大陆电影而言，最后还会多出这一层面上的分离。那些老是把怀才不遇归咎于投资匮乏的苦主们可以闭嘴了，人家这部基本用手持摄像机拍摄的《分离》才花了不过区区30万美元，这点钱都不够国内某些豪华烂片做宣传的，用来雇水军在网络上刷分可能还差不多吧。至于把所有症结都推诿到审查制度上的借口，似乎也显得不那么可靠了。继《三个傻瓜》和《芭萨提的颜色》令我们惊觉，原来印象中只会又跳又唱的印度电影已经远远甩开我们一大截之后，面对受到同样桎梏的伊朗电影，大陆电影还留有多少自辩的余地呢？整体水准低劣，审查制度当然难辞其咎。但个人拍不出好电影，恐怕只有怪自己内功不够。对此，借用卡尔维诺的一段话再合适不过了：“免遭痛苦的办法有两种，对于许多人，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

在萨桑王朝，人们被分为两个阶级，王室、上层阶级和普通百姓。 纳德和瑞茨的两个家庭，具有很明显的阶级区分，看起来更加自由的纳德家庭代表的阶级更多的矛盾来自于道德和情感，而瑞茨代表的普通家庭则更多地在金钱与尊严之间徘徊。当两个家庭因为一件混乱的事故而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显而易见的，是两个家庭中不同的人物性格色彩的逐渐明晰。 从妻子西敏以及家庭教师的口中，一直强调的是纳德的正派，这种侧面烘托式的人物描写手法将纳德的固有形象深入人心。从片中的细节也可以看出，纳德确是个正直且孝顺的人，且从他对女儿严肃的说出那句“错的就是错的”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坚持真理而无惧无畏的形象。在一次次与瑞茨以及瑞茨的丈夫发生正面冲突的时候，与瑞茨丈夫喋喋不休、不可理喻的形象相比，纳德也显得颇为礼貌且冷静。也就是这样一个正直而具有责任心的人，在面对自己虽然患有重病却仍然给予依赖与忠诚的父亲遭遇的不善的待遇的时候，也近乎崩溃的发泄了他的愤怒，为此他付出了谎言的代价。 对纳德形象的刻画可以说是极其真实而传神的，因为父亲受到的伤害而想要将这份愤怒发泄到当事人身上，一开始关于偷钱的指认到想要以故意伤害为由的控诉，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男人在看到自己所尊敬、深爱的人收到伤害后的气急败坏所做出的报复。他的父亲啊，是那个即使佝偻着不再高大，即使沉默着不再威严，即使蹒跚着不再无所不能却仍能靠着他的肩膀瓦解自己的隐忍和外表的坚强痛快哭一场的唯一依靠！那么之后，在一次次的争吵中，在自己的问题没有扩大化而对方却要陷入更加痛苦的深渊的时候，这时候的纳德仍能发挥出他的人道主义而去为瑞茨粗暴无礼的丈夫求得宽恕，在自己逐渐冷静下来，看到年老的父亲迷蒙却审视的目光时，急切的想要揭开父亲的衣服将所谓证据展示出来的纳德停了下来，缓缓地为父亲扣上了衣衫。父亲没有受到过大的伤害，对方却丢了辛苦怀胎数月的腹中婴儿，他不愿再给这个家庭增加更多的痛苦了，他始终是善良的。 当然，这份善良的前提是，他的生活不会因此受到威胁。所以在法官提出如果他知道瑞茨怀孕这件事却仍然推倒她将被判刑之后，纳德不动声色的转动了内心的方向盘，坚定着自己的谎言，最后将自己单纯善良的女儿也卷入这谎言的圈子中。直到后来，矛盾演化成瑞茨丈夫的威胁及对女儿安全的深深担忧。纳德的内心，也开始了是简单粗暴解决当下问题还是坚持自我寻得真相的纠结之中。 这个过程中，法律始终是冷漠而教条的。对所有人都是如此。 瑞茨的丈夫其实也没有我想象中那么不堪，他关心着自己的妻儿子女，痛苦于自己的处境。可是他犹豫而愤慨，他深深地感受到不公却无能为力。但是在尊严和金钱之间，他有自己的坚持，也许内心挣扎过吧，毕竟像旁人说的那样他真的需要钱，可他至少像纳德一样想要做出矛盾着的选择，只是他实在没有纳德做出选择的那份能力。 贫穷的瑞茨一直生活得谨小慎微，可是在面临伤痛和生活的重压之时，她在正义的法官面前义愤填膺毫不示弱地说着谎话，又颤颤巍巍的离开法庭去拨打一通咨询宗教问题的电话。当然，她最后没能对着她神圣的古兰经说相同的谎言。 纳德的前妻西敏，是个隐忍、聪慧而细心的女子，从她在突发事件中仍能通过简单的对话察觉到丈夫在撒谎就可以看出。然而西敏太过冷静了，冷静到有些淡漠。在她眼里也许只有重要的事和不重要的事，其它的旁枝末节她都不在乎也不想去探究。为了过路替邻居付了搬钢琴的楼层的钱，为了女儿不再受到威胁想用最简单的方式——金钱去解决矛盾。她同样也正直着，因为即使丈夫面临危机，在家庭教师要接受审讯的时候她只有一句“我觉得你该照实说”。直到最后即使发过誓言听了瑞茨的表白，画面中她还是毫不犹豫地擦掉了小女孩画画的白板。她最终会带着丈夫和女儿去参与这场协调，因为只有瑞茨的丈夫知道真相，她的女儿才会真正安全。纳德说她遇事只会逃避和投降，也许，她只是不在乎呢。而纳德对真相的坚持，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的孤军奋战。 他一直都在追求着真相，他只想证明自己的无罪，最后，为了女儿为了妻子的坚持，他来到了瑞茨的家中写下了那三张支票。他仍不甘心却无奈，这个时候，他只希望自己在女儿的心中仍然是一个高大的父亲的形象，他想通过宗教和信仰的力量，求得真相。如果瑞茨敢于手捧她虔诚地朝拜着的古兰经发誓，那也许自己真的有罪吧；也许他只是想赌一场，毕竟真相，只有瑞茨自己最清楚。 那么深处父亲纳德与母亲西敏两种截然不同的亲情之中的女儿特梅呢。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的特梅像父母一样正直坚忍，像父亲一样，也像母亲一样聪慧而软弱。这个一开始被父母庇护着遇事需要回到房间，一心只想着学习的11岁小姑娘，到最后，戏剧性的成为了为结局画上句点的关键人物时，一直坚定地表示“我想好了”的特梅仍像许多次遇到艰难和痛苦时那样，泪水止不住地流，可是，她像父亲一样坚定着，“是的” “我想好了”。 我们不妨来猜测一番，在纳德表示过“女儿跟我关系好”，在特梅如此希望这个家庭能够圆满而留在家中以求得母亲的留下却在母亲爆发之后迅速回房间收拾了两个书包，在从进到法庭到法官的询问中两次将头侧向父亲，从特梅的这些表现中，她最后，选择的会是谁呢？ 如果说一开始纳德不愿离婚是因为爱情和亲情，那么后来的分道扬镳，大概是意识到自己与妻子观念上的本质区别。影片在法院开始，在法院结束，一场离婚，历经一场如此之大的波折，终究还是一锤定音了。 其实从阶级来说，纳德的家庭和瑞茨的家庭，虽有上层和普通之分，可都是属于除了王室之外的另一个阶级。他们有着相同的信仰，在面对古兰经发誓这件事上，所谓上层阶级的西敏甚至那位家庭教师似乎看起来都更为自由，却是瑞茨这样的普通家庭，更加虔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