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的琴（2011）

小谈《钢的琴》影片优点和不足
看到这部电影，会让人想起爸爸妈妈姥姥姥爷
看到这部电影，会让人想起爸爸妈妈姥姥姥爷



一.《钢的琴》是部好电影，他好在哪？
1.题材优势——小中见大
一个电影从无到有，在创作的过程中，题材的选取是最为首要的任务。《钢的琴》在题材选取上就初步奠定了影片的成功。

一个故事，尤其是公映的叙事剧情片，其题材往往包含在两个层面。其一是主要事件，也就是常说的“故事核”或者说是“梁子”。说白了，就是用一句话讲明白电影说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钢的琴》故事核非常简单，就是一个下岗工人父亲为了能监护女儿，想方设法拉着朋友们制造钢琴的故事。

尽管故事简单，但是却较为巧妙。在故事核心选取上，这首先是一个亲情的故事，同时还包含了家庭观念、友谊、甚至是信仰。这些都是最大众化的情感，是有着广泛的观众群体，并且理解起来较为容易的内容。

而主角在整个故事中的动力是父爱，这本身即讨巧，又很具有说服力。不论什么剧情，只要沾上父爱两字，就为影片营造了不容置疑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无论是对于剧中人物的动机和行为，还是观众对于影片的认可都是成立的。

而在影片的故事背景上，《钢的琴》更具有超越电影的社会性和历史感优势。那就是影片选取的“下岗工人”群体以及“东北工业基地”背景。不仅填补了近二十年来中国公映也就是“地上”电影的题材空白。更满足了观众的心理期待。

下岗工人这一群体在当下观众中并不陌生，因为下岗潮不过发生了十余年时间，数千万的当事人乃至近亿的家庭仍然生活在当下的中国，这不知不觉就拉近了影片与观众的距离。更何况，下岗工人本身就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贫穷而无辜，恰好符合了观众心中同情弱者的思维习惯，使这部影片很容易讨好观众。

此外，影片在大背景和小事件的连接上也较为成功。由小见大，一个父亲，一组朋友，巧妙的把数千万下岗职工的生活状态和东北工业基地当下的生活状况展现出来。既不矫揉造作，也不单纯依靠大概念夺人耳目。这种自然合理，使得这部影片在题材上就开了一个不错的头。

2风格——苦中作乐的草根情绪
在风格上，《钢的琴》也是较为成功的，在这部影片中，创作者选取了在大悲情环境下夹杂喜剧化处理的杂糅式生活流。纯悲剧一来难写，二来容易陷入你剁手我就自毁双目你再死光全家的“比惨”死结。而纯喜剧则容易走直奔下三路的闹剧路数。换句话说，也就是讲述剧中主人公们苦中作乐的草根情绪。

实际上，苦中作乐也是大众电影的万用法宝，喜剧化的情节以及角色语言便于故事展开，丰富的肢体语言也利于角色的表演和发挥，增添了影片的观赏性，而悲伤的情绪最容易煽动观众的眼泪，使电影能够感人。

更重要的是，尤其是作为一部面向中国当下观众的电影，中国人无论所处的社会阶层、家庭收入的差异，几乎都活得欠缺尊严、神经兮兮、充满伤痕。这种苦中作乐的精神其实也正是大多数国人面对身边环境时所采取的价值观态度。一部和最广大观众价值观一致的电影，只要不出其他大毛病，至少不会是一部坏电影。

3.叙事结构——经典和类型化的叙事结构
尽管影片有着一个较为沉重和庞大的背景，但是其实使用的是一个常见的叙事结构。即创作者将陈桂林作为核心角色，用其凝结了其他配角，来共同达成制造一架钢琴的目标。

这一结构较为常见，也是符合广大观众的审美习惯，追根溯源，这其实是对古典传说中英雄获得诸神帮助而完成使命的经典叙事模式的发展和传承。在近些年国内外广受好评的温情电影中经常使用这一结构。尤其是美国那些市场反应热烈的商业剧情片。从这角度来说导演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除此以外，创作者为了防止故事单一叙事枯燥，则加出了一条孩子母亲对孩子的抢夺来为角色施加压力制造困难，更铺设出一个背景即政府要炸毁两根烟筒的一条线索来增加影片的群体性和时代感。

影片的叙事容量不多不少，与一百分钟左右的标片容量较为合适。
4.人物——塑造较为丰满真实
应该说，观众能否记住一部电影，或者说喜欢一部电影，其人物是否出彩十分重要，尤其是本片这种讲述小人物的状态，饱含温情的影片。应该说，《钢的琴》在人物塑造上也还算成功。主角陈桂林的形象较为丰满，其周边的角色也基本勾勒出了老工业基地下岗工人群体的生活状态。至少让人觉得角色是活的。

而配角们各自也有着各自的职业，苦恼，这也增加了整体角色的厚度，让观众认可了角色的丰满程度，而不是浮在影片表面之上。角色们方言的使用也是影片的一个特色，东北方言本身就有着喜剧性，影片中生活化的桥段更为影片的贴近民间贡献不小，也就是所谓接地气、亲民。

应该说，钢的琴的角色塑造基本是合格的.
4.视听语言——运用基本得当
值得强调的是，作为一部投资不大的小成本电影，其视听语言运用无疑为影片增色不少，还是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的。

首先是单幅的画面美感。场景选取虽然看似生活化，但是却具有较强的视觉美感，静态画面的构图应该能看出摄影和导演是经过反复斟酌和商榷的。镜头中人物站位、运动也符合了平面美学的原理，构图本身充满了美感，这在国产电影中应该说是较为精细的。

《钢的琴》对于音乐的使用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其配乐使用的较紧，配乐几乎从片头一直紧紧延续到了片尾。如果说对于配乐是否运用过渡还存在争议，这部影片最大的特点则是，配乐本身与影片的内容结合的较为合理自然，无论是展现人物状态和情绪，还是展示背景的音乐，基本上都为影片的叙事和人物塑造增色不少。也弥补了影片中一些小的瑕疵。尤其是俄罗斯风格的音乐和经典中文老歌，与环境和剧情连接紧密，本身也具有强烈的表现作用。

《钢的琴》剪辑和摄影也比较成熟，节奏既不快也不慢，和影片的整体风格相适应，镜头画幅也松紧适中，该松的地方为环境流出了足够空间，该紧的地方也不掉节奏。基本没有国内电影一沾文戏就拖沓的毛病。

5.其他有点——态度亲切、表现丰富、处理含蓄
《钢的琴》讨人喜欢的地方，还包括创作者的态度。按照导演自己的话说，这是给工人阶级拍的电影。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尽管角色处境并不如人意，但导演并没有突出刻画其苦难，而是让其保留着不失尊严的态度。影片该煽情的地方煽情，例如影片中一群人歌唱怀念战友。而该收敛的地方也收敛，例如对于陈桂林前妻，前妻的新男人也没有用态度鲜明的批判态势，这就让影片能够贴近角色又不失风度的讲故事。这在中国电影不是猛捧塑造偶像就是瞎踩咕使劲批判的姿态中，也是较为难得的。

影片的表现手段也较为丰富，例如影片开篇的追悼场景，影片中间的追逐场景，收集木板的废墟场景，改造烟筒的长颈鹿，以及接近片尾的舞蹈场景，这些运用较为大胆，也足够丰富，增添了影片的观赏性，也突出了导演和影片的个人风格。

此外，创作者在虚实的表现上也比较合理。例如陈桂林捉奸的时候一句“隔壁老王”就用较为含蓄而又不失幽默的交代了情节。虚实结合的较为成功。

二.《钢的琴》还有哪些问题有所欠缺
1.叙事节奏存在前松后紧的硬伤
尽管上文论述了《钢的琴》在叙事上思路较为合理，创作构想也较为合理，但是应该说，在影片成片后，还是有一些值得商榷和改进的地方。其中在情节和叙事上问题较为明显。

首先是影片的叙事节奏有一定问题，前松后紧是一个问题。开篇导演光顾着让人物出场，多少有些罗嗦，导致了影片后半段有些太过紧凑，尤其是最后三十分钟情节的压缩太大，甚至出现了场景衔接生硬和不合理的硬伤。例如一场抓胖头女婿，接着接结婚，这就对观众造成了巨大的误导，炸了烟筒和继续开工也缺乏因果铺垫。

尤其重要的是，节奏失衡导致了中心事件——造钢琴被弱化。总片长就那么多，“砸挂”“包袱”多了，自然情节就显得薄弱，也让影片在应该出现的高潮处显得中气不足。
2.叙事线索单一复线累赘
此外，影片的两条暗线，一条是陈桂林前妻对孩子的争夺，显得较为尴尬，要么应该加强这面的描写，强化一下人物的动机，也增添一些困难，要么则略写，甚至不写，尤其是前妻的戏份过多，但是有没有影响到主线“造琴”，现在有些删之可惜添则不足的味道。

另一个烟筒的线索，在这帮废柴大叔造钢琴事件的背后——两根烟筒的去与留也不太理想。现在影片中的跟烟筒与主线情节的联系太过松散，实际上应该加强烟筒的去留对于角色们内心的触动。导演似乎也是想表述烟筒倒了角色们才继续造钢琴，但是由于铺垫不足，观众对于这种情感也不会太认同。倒不如说本来他们要造琴，后来忽然觉得保住烟筒更重要，烟筒倒了伤心过后才继续造琴这样才能体现出主角们情绪和心态。
其他配角的戏也显得交代不足，最重要的是，那些配角的情节和主要情节无关，就让他们在影片中显得累赘，如果删去影片又单薄了。所以应该增加支线和主线之间若有若无的联系，比如他们抓了胖头女婿强迫那小子造琴之类，观众一看就明白了。
3.角色塑造存在重复
现在角色单个人物基本上问题不多，其合理性、逻辑也没有问题。问题主要是作为群体性角色之间的重叠和欠缺。可以看出，导演的创作意图应该是交代陈桂林哥们们不同的能力和性格特点，让一群人活起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可是现在看来这些地方处理不够。

首先是角色彼此区分不大。换言之，次要角色的人物定位并不太到位。一个人的状态不是设定的，而是依靠其在影片中的表现逆推才能反映的。简单的说，收废铁的头目，被劳改的小偷，窝窝囊囊的二姐夫，他们江湖义气，凶蛮，窝囊应该是各自特征，可这些还仅仅停留在陈桂林等人语言的定位上，并没有通过剧情来展现给观众。

而且角色之间相互的人物关系网也设计的不到位，在这部电影中，男人间的友谊和矛盾其实也是很容易出效果的地方。应该说导演还是明显有意图来交代人物关系。例如陈桂林与王援朝关于女主角的争斗，快手和胖头之间的恩怨，但是这些仅停留在思路阶段，没能在电影中很好落实，明显有些力不从心，信息的交代手段也没有跟上。有一些场景信息量交代显得单一和累赘。

还有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物缺乏变化与成长。尽管大家都明白，陈桂林造出钢琴并不能赢得女儿，其他人的生活也还会是老样子，但是观众们总是希望看到角色有所成长的，不一定是精神层面，即使是恩怨的化解，习惯的养成，一句口头禅或者一个小动作这样的细节，也会让故事看起来更丰满。
  
   总之，在人物和情节上，影片还是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

三.整体评价标准

剧情上应该是个三星。人物上是三星半。导演技巧在四星。创作意识在四星半。视听语言在四星半。社会意义和题材选取应该在四星半到五星之间。

总的来说，影片应该属于四星电影，但是考虑到电影之外的东西。给个五星也不为过。
   
   因为这不仅是一部拍给工人阶级的电影，更是拍给每一个在种种困境中坚持活着的中国人的电影。他们既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姥爷小舅子，更是我们自己。 仅此一点，推荐身边的人必看。

好的电影有三种，一种是向观众生动地展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从而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一种是向观众描绘一个他们非常熟悉的世界，从而让他们获得共鸣；第三种则是带领观众探寻他们以为自己已经很熟悉的世界，却在里面发现了自己不曾发现或者一直忽视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往往就存在于观众的内心世界里。钢的琴对于我来说，属于第三种。

我来自东北，从电影的开始，里面的画面就和我成长过程中的记忆无缝衔接。在灰暗的天空下，笼罩着那几年灰暗的东北。我们这个国家，曾经效仿那个已经解体的红色帝国，而东北则是我们这个国家中效仿的最像的。和那个红色帝国一样，东北曾经享受过大工业时代communism式的辉煌，在巨大，火热，钢铁，坚硬，集体，纪律，统一，朴素等等这些关键词的定义下社会，构成了一种奇妙的美感，这种美感来源于那个时代里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对于自然和世界突如其来而又虚无缥缈的自信，这种美感代表了我们对于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进行征服和控制的内在欲望，这种美感也代表了我们对于往昔传统的一刀两断和平地再起，最后，这种美感是建立在一种有意识无理性的群体无知状态之上。

可是这并不是东北的全部，在这种看似机器一般的美感之下，在人群当中，在轰鸣之外，也孕育着一种反机器，反工业的美感。人与人的关系不光是同志之间的阶级感情，最朴素的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男女，仍然像结实韧性的蔓藤一样穿插进钢铁机器的缝隙当中自由的生长。人们热爱歌唱和表演，热爱诗歌和朗诵，男人爱漂亮的姑娘，女人喜欢帅气的小伙，特别是在机器生锈，厂房失修，道路破败，大厦将倾的时刻，人们仍然在焦虑中寻找着幸福。在东北，快乐的成本很低，几瓶本地的啤酒，一顿街边的烤肉，或者是，孩子去他奶奶家了。对了，孩子！还有孩子！孩子是什么？孩子是所有的希望，孩子是 所有这些幸福的寄托，孩子是在灰暗的太空下永远不会熄灭的蜡烛。

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状况非常贫困的条件下，父母只要有可能，仍然会将子女的教育放到极其重要的位置，这种教育不光局限在学校的正规教育，还包括了要花费更多金钱和物质的才艺素质等等。通过教育来改变子女和家庭的命运，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父母的唯一选择。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陈桂林和他的前妻，以及秦海璐都是高度统一的。

然而，一代人只能有一代人的命运，一代人也只能有一代人的能力。多年严格的计划经济训练，已经剥夺了一个人最基本的在自由市场中生存的能力，所残存的生存技能也是来自于计划经济时代所根深蒂固的手艺换饭。工人阶级过时的自豪感往往成为了阻碍他们突破的最大羁绊，使得他们只能在追忆往昔荣光的同时无力的等待奇迹的突然降临。套用肖申克的救赎中的一个词就是，他们都已经被制度化了(institutionalized)，每个个体都按照社会机器的一部分而塑造，成为一枚合格且专用的零件，当机器本身出现故障，甚至散架崩溃的时候，每一枚零件都仿佛是拥有着巨大的价值却毫无用途，这也是为什么马恩精心构筑的劳动价值论体系在浅白的市场机制面前显得那么的狗屁不通。

从宏大的层面解决东北的问题，不是我们有能力讨论的问题。从个人层面来解决这些问题，往往却有看似简单的路。我所知道的一个东北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离开东北，跑到首都去，跑到上海去，跑到广东去，跑到江浙去，跑到发达沿海省份去，跑到不是东北的地方去，正如他们的祖辈前赴后继的跑到东北去。

然而这看似最简单的办法，其实却有着绵延不绝的后续影响。当一个东北人跑到外面的世界，很容易发现自己的格格不入，当自己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处事的训练与新鲜世界的游戏规则发生矛盾时，特有的东北人的自尊和执拗就往往会将自己的生存空间挤压的更加逼仄。在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传说中，东北人不光面对着周围善意的赞许，也蒙受着自己与外界的疏离，并且逐渐形成了对外界的不信任和猜疑。

或许只有东北才是最适合东北人居住的地方，那里几乎几乎几乎就是天堂，至少天堂可以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那一年我们除了GDP什么都有。

作者 吴晓波

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40来岁那年，工厂难以为继，被“改革”了，他和同在厂里干活的妻子同时下岗。他会拉手风琴，便与几位同样下岗的老伙伴组成了一个草台班子，在人家出殡和商场搞促销时赚点辛苦钱。他有一个正在读小学、特别喜欢弹钢琴的女儿，因为买不起琴，他跟几位老伙计去偷琴，被抓进了派出所，他还用木板为女儿“画”了一架不会发出声音的“钢琴”。

陈桂林的生活“一败涂地”。他的妻子离家出走，跟上了一个卖假药的老板。两人开始争夺女儿的抚养权。女儿倒也现实，提出谁能给她一架钢琴就跟谁。身无分文的陈桂林就回到败破不堪的废弃车间，跟几位老伙计一起——他们现在的“身份”是大嫂级歌手、小偷、黑社会团伙的小头目、打麻将还耍赖的赌徒、杀猪专业户、退休老工程师，硬生生地“铸造”出了一台钢琴。

这是一部正在国内院线放映的电影，名字叫《钢的琴》。上周，在只有四个观众的、空荡荡的影院里，我静静地看完了。

根据我有限的知识，这个故事一定发生在1998年到2003年之间，当时，中央政府提出“三年搞活国有企业”，除了少数有资源垄断优势的大型企业之外，其余数以十万计的企业被“关停并转”，超过两千万的产业工人被要求下岗。当时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的是工龄买断的办法，一年工龄在各省的价格不同，东北地区大约是2000元，江浙一带则是800元到1000元——也就是说，一个工龄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几万元钱就被扔到了马路上。

南方地区因为商品经济活跃，下岗工人投亲靠友，很快就能找到工作，而在一些老工业基地，往往一家两代人都在一个工厂，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们自认是“工厂的主人翁”，从来没有培育自主谋生的技能。一旦失去工作，马上成了流氓无产者。陈桂林和他的妻子、老伙计们正是这样一群，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抛弃的工人阶级。

当时，下岗情况最严峻的正是《钢的琴》的故事发生地——在计划经济年代有“国老大”之称的辽宁省。2002年，我曾到沈阳铁西区去做下岗工人情况调研，那里是中国最著名的机械装备业基地，从日据年代就开始建设，1940年代有“东方鲁尔”之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又是“一五规划”的重中之重，苏联援建的“156工程”中有三家建在铁西。这里还有全国最大的工人居住区。上世纪90年代末期之后，铁西区江河日下，成了下岗重灾区。我去调研一周，目睹情况之悲惨，触目惊心，其中听到的两则真实故事如下：

——当时铁西区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生活无着，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位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沈阳当地人称之“忍者神龟”。

——一户家庭夫妻下岗，生活艰辛，一日，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家里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我至今记得那些向我讲述这些故事的人们的面孔，他们静静的说，无悲无伤，苦难被深锁在细细的皱纹里。到今天，我常常在梦中遇到他们，浑身颤栗不已。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产业工人，技能高超——否则不可能用手工的方式打造出一台钢铸的钢琴，忠于职守，男人个性豪爽，女人温润体贴，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要承担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

在后来做改革史研究中，我还接触到下面这个史料：

早在1996至1997年间，由于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以及随之而被迫展开的产权改造运动，按官方的统计数据，下岗工人的总量已经达到1500万人，其后一直居高不下，这成了当时最可怕的“社会炸弹”。在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账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

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包括吴敬琏、周小川、林毅夫以及出任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等人便提出，“这笔养老保险欠账问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们一再建言，解决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欠帐问题和建立公正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2000年初，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然而，几经波折，这一计划最终还是流产。反对者的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晚年吴敬琏在评论这一往事时，用了八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去年，在参加一个论坛时，我遇到一位当年反对2万亿划拨计划的著名智囊、经济学家，我问他，十年以降，对当年的主张有何反思。他一边吃饭，一边淡淡的回答我说，“不是都过去了嘛。”

是的。都过去了。一地衰败的铁西区过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过去了，两千万下岗工人的人生也都过去了。现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点忧伤，留在一部叫做《钢的琴》的小成本电影里。历史常常做选择性的记忆，因而它是不真实的，甚或如卡尔•波普尔所说的，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时代若真有尊严，它从来在民间。

在这篇与文艺无关的专栏里，我要向《钢的琴》的主创人员致意——他们是导演张猛、男主角王千源以及不取报酬的东北籍女演员秦海璐，你们做了一份真实的工作，让那些企图在电影院里逃避现实的人们有了一次突然与当代中国直面相撞的机会。

有可能的话，去看一下《钢的琴》吧。它被安排在“中国年度大片”《建国伟业》和“世界年度大片”《变形金刚3》之间上映，仅仅是一个“聊胜于无”的插曲。

     四颗星，半颗是鼓励分。
    《钢的琴》在当下的中国电影中算得上是非常别致的一部：从豆瓣ers汹涌的追捧来看，它似乎应该算是一部艺术片，但是它又少有华语“艺术片”惯有的晦涩与“文艺范儿”；如果从它其中大量包袱来看，它似乎又容易被归类到院线上常见的小成本喜剧中，但此类影片中常用的MTV式剪辑和情绪上的躁动，它又不沾；它被评论为“有库斯图里卡式的魔幻感”，但你所见到的都是寻常生活中场景，只是它从你未曾想到的角度去观察。它的瑕疵很多，而且明目张胆地显露在你面前，明显到缺憾都成了风格——例如被无数人包括我诟病的浓得化不开的配乐，但同样不得不承认的是在两分钟转三场戏时能换三次BGM的它，残都残得个性十足。
     《钢的琴》最大的问题有三处。第一是剧本上的。它的包袱与单场戏写得非常好，用流行的说法，叫“接地气”。但串在一起，就会让人感觉到衔接有问题。除了忽明忽隐的主线剧情，它更像是把好几场独立可成的戏用“钢琴”这根绳子绑在了一起，其实彼此的黏合并不牢靠。这种割裂感在后2/3部分更加强烈，尤其是一场靠音乐与写意表现的硬转，让人不禁为它惋惜。这里除了之前导演张猛提到的资金问题外，在整体的构思上对全盘打算恐怕有些欠考虑了。这也影响了导演意图的传达，从小“钢琴”到大“烟囱”，更多只是以人物身份作为纽带，引起一点观众的联想，但表现上仍然是割裂的。第二是影像上的，仁直和桃桃林林都提到过，说好听点叫镜头语言统一，说难听点就叫单一了。缓慢的平移、拉出、上下摇拍出的中景、全景是很漂亮，正九十度的切换是很工整，但不是每个场景这样做最好。即便要表达出一种有些悲天悯人的观察，也不必总是这样。第三就是被提过最多的音乐了。用得满大家都听出来了，这样做比较麻烦的一点是，前后配乐会靠得比较近，为了不打架，必须及时掐掉。所以，第二次看的时候，好几场音乐起来时，由于情绪被带动了，我没觉得太不适，但音乐仿佛电台节目中那样戛然而止时，我反而觉得有点失落。但正如第一段讲的，这些缺憾就像男人身上的伤疤，你可以觉得难看，也可以读出沧桑。这种沧桑让我深深惋惜：现在的样子或许不赖，但本来可以更美。
      它的风格非常杂糅，统一在怀旧的情绪下。大量中俄老歌先以强烈的冲击把氛围铺垫上了。以对称（片头夫妻对话）、夸张的弧线（追逐胖头）和黄金分割形成的构图风格，使它几乎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美感，不像是说故事，倒成了直接从往事中抠取的老照片。叙事则在长镜带着诗性的写实（陈桂林的纸板钢琴），和小品式的夸张贫嘴（借钱）间怪异而和睦地推进着，时而在自嘲中显得卑微，时而又被强行插入的舞台性很强的场景搞得崇高到突兀。如果说《建党伟业》里angelababy脸上突如其来的光象征资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介入，那么雪花中射向陈桂林的白光，以及后面一场分别打到陈桂林和淑贤头上的红光和蓝光（？记不清了），就是导演发出的幕间提示：既象征着“钢琴”计划的两个节点，也在舞台上拎出了两个现实中卑微失败者的可贵灵魂。直到几声闷响，烟雾把所有角色吞没，大幕其实已经拉下了。
     《钢的琴》骨子里有一点契诃夫喜剧的味道。虽然契诃夫的人物不可能会具有如此强的行动力，但在他们荒唐得让人忍不住发笑的同时，你根本不忍心去嘲讽他们。弥漫在戏中的是淡淡的忧伤。正因此，它在时代精神表达上的缺憾才让人倍感惋惜。
     说完了片子，讲点题外话。其实按照豆瓣ers平时异常苛刻的绝对艺术标准，《钢的琴》和《魁拔》还谈不上是部杰作，可为什么还要大声疾呼呢？其实，中国的影迷是很宽容的，不要看平时挖苦起院线片个顶个的毒舌，真要遇到一部稍有诚意稍上水准的电影，大家就很知足很喜出望外了。从我自己来说，我的想法是很自私的：如果这样的电影能够在票房上过得稍微风光一点，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就有更多的机会在影院中欣赏到它们。我不指望能为它增添多少票房，但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类似的项目拿到投资、登陆影院。所以，推荐它不代表它完美，相反，如果有更多人来和它较真，来给它挑刺，这部电影才能真的火热起来。从今天的上座来看，它的票房颇为堪忧。这里不谈什么“中国电影的责任”之类的大话了，就是为了咱们自己：想看好电影，你得用脚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