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星期天

讲的是两个在台北打工的菲律宾男人的故事，对生活细节进行了非常细致入微的表现。打工生涯是苦闷的，独在异乡，情感上和精神上是空虚的，于是已婚的那个男人有了婚外恋，找的是一个菲佣，未婚的那个因为没有家庭的拖累却浪漫得多，一直试图追求一个容颜秀丽的菲律宾女孩。后来，已婚的男人打电话回家得知妻子遭遇了车祸，深深的负罪感迫使他反省自己的行为，当第二天与菲佣约会时，他提出和她分手，结果那天恰好是那个女孩的生日而令她大受伤害，这个男人因为同时伤害了两个女人而内心无比沮丧；另一个男的因为自不量力追求那个女孩子反被耍得团团转，四处找寻却看到那个女孩上了一个富家子弟开的豪华车子绝尘而去而深受刺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俩萌生了一个相同的愿望，就是拥有一把放在阳台上的皮沙发，可以在下班后坐在上面休憩，看看星空，聊聊天，喝喝冰啤酒，简直是神仙一样的生活了……于是当他们在各自碰壁情绪低落相互安慰的时候，恰好见到了一把梦寐以求的红色皮沙发（居然被遗弃在街角)，令他们觉得这把沙发简直是神赐予的！两个人因为没钱，只好抬着它往打工的厂里赶，可是就像一场无法醒来的梦，他们在一路上经历了种种波折，怎么走也走不回去，路似乎愈走愈远，最后为了这把皮沙发，他们错过了宵禁的时间，或者明知要错过宵禁的时间，他们索性破罐子破摔，度过了一段恣意潇洒的时光，坐在皮沙发上，顺流而下，一边唱歌，一边畅想以后的美好生活……让人又心酸又甜蜜。
那种生活在底层的人，他们对生活的要求可能很低，可实现起来居然也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可是他们在面对生活时的勇气和毅力，还是令人动容。这两个男人其实性格是迥然相反的，一个相对是务实性的，一个却是浪漫型的，无论怎样，都会幻想一个美好的结果给自己动力，可这两个人真是绝配！故事的最后，他们坐上了一辆公交车，互相在设想今后的打算，回国去开一家家具店，并把家具卖到世界各国……面临被遣送回国的境地，他们却似乎已经找到了黑暗中的一线曙光。

文/布宜诺斯
       许多人看了这部[台北星期天]都在问，哪里好笑了？哪里奇幻了？为何海报上要大字强调“爆笑”和“台北奇幻电影节”？是的，除了表演带点夸张的成分，这部电影从选材到桥段，都堪称一个笑点很奇怪，只是其关注台湾地区菲律宾侨民的题材，加上影片从拍摄到上映的艰辛故事，让人加多一些辛苦分和感情分，也无法掩饰剧本固有的苍白和缺失。

       本片与[练习曲]相似，算是台湾比较少见的公路电影，两个失意的菲律宾外劳碰到小两口吵架丢掉的昂贵红沙发，起意将它徒手搬回家。单从故事起因看，这好像是一部非常西化而浪漫的公路片，红沙发承载了两个穷人所有希望、梦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虽然整个搬运过程二人摩擦连连争吵不断，终归要在梦想面前达成和解——那些美国独立公路片都是这样演的。可惜本片只是留下很重的模仿痕迹，照搬来公路片的壳子，红沙发的譬喻，但是内在逻辑性却打了折扣：史崔特先生、阳光小美女们都来自嬉皮文化多年浸染，那些骨子里的漂泊感，与东方人浓厚的家园意识实则相悖；那些精神层面的困扰和追求，与菲律宾外劳无法解决的温饱问题、时刻担忧遣返的现实处境亦不可同日而语。影片单纯由“红沙发”而起的荒诞、浪漫、奇幻色彩在二人舍不得钱付车费的现实、不知目的何在的茫然面前一步步被拖下水，看得出，导演想要一种“悲喜剧”效果，却因逻辑上拿捏不清，导致整个片子产生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互杂糅撕扯的怪异，最终两头不靠。

       而在故事内容上，“公路片”这么个只要桥段有趣就不会太失分的片种，也在导演并无想象力的剧本面前一路塌了下去，二人路途所遇事件，无非是老乡、恶犬之类，跳楼的桥段又因女记者的纠缠显得非常胡扯，毫无逻辑。整个主线几乎毫无血肉，最基本的观影趣味性都没有保证，实在令人扼腕。

       但是仅从现实主义角度来看，影片的意义倒是远大于“爆笑”、“奇幻”的定位。今年五月份台北奇幻影展结束后，本片本应正式上映，却遭多家戏院拒绝，竟然搬出“不希望菲律宾人聚集在戏院门口”的借口，着实令人愤慨。影片展现的菲律宾外劳生活境况其实都很真实，感情上的毫无着落，对家乡妻小的牵挂，嫁给出租车司机的老乡，一份家乡味道的饭食，均来自导演大量前期工作。而片中最为动人也是唯一带点“奇幻”色彩的一段则是二人疲劳地在水边发梦，红沙发顺水流漂走，二人在上面唱起家乡曲，回味曾经的乐队梦想，一觉醒来却还是污糟的现实。小人物的故事，无论放在何时何地，无论电影成功与否，总会有那么一些击中人心的悲怆。

原文载于《看电影》

    看这个片子的感觉，就像打一巴掌又给俩甜枣。很多小细节都让人发笑，紧接着又揪着心。毕竟，现实就是现实，很难翻越。
  
   1、一开始，胖子很不开心，总是要甩脸的。人生地不熟，两个来台湾打工的菲律宾人，抬着一个半偷半拣的红色沙发，蒙着往工厂宿舍走。当然，是越走越远。他是现实的，知道不能在晚上九点前赶回宿舍的结果就是遣返原籍。他就像这个城市里的大部分人一样，小心翼翼地生活，循规蹈矩，却仍然被生活拒之门外。
   怀着对老婆和孩子的愧疚，他跟来台湾后认识的临时女友分手，这一天，是她的生日。她满怀期待等来了一句，分手吧。

   2、一开始，我讨厌这个瘦子。明知道追不上的女孩还一定要追，明知道是个不可能，还是要把沙发搬到宿舍顶楼，以便晚上的时候，可以一边看天空一边喝啤酒。不得不说，他的不切实际是浪漫的，所以影片演到他的部分节奏都很明快，甚至是会心一笑。

   3、这个片子有很多幻想，关于天空、关于女人、关于家庭、关于梦想……我最喜欢的那段，就是那个夜晚，他们的沙发飘荡在河上，两人都脱了鞋，脚丫轻点在水面，手弹吉他，唱着青春，月亮越来越近，又好像越来越远。就像我很想再次穿着校服，蹲在马路牙子上无所事事一样，时间不过是一而再地提醒你，走过的路不能再回头。错过的人，已寻不到轨迹。

   4、结果不言而喻，他们回到那个熟悉的小岛，重新回到原点，两个人反而更加快乐。因为，他们又有了一个想法，正想去实现。

不像很多影视剧作品，总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权益保障问题进行探讨，让人觉得有病无病都呻吟，有伤无伤都痛苦，《台北星期天》总的来说是很有人情味的。和大陆这边不同的是，大陆这边的打工者来自中国农村，台湾那边的打工者来自外国农村。台北有很多菲律宾劳工，我觉得这部电影有意削弱“外来务工人员”这一群体概念，至少并不将“外来”的种种利害关系加以探讨。过去的许多年里，对于中国任何一个城市来说，外来打工者都可以算是边缘人群，需要特别关注，然而当外来务工人员与日俱增的时候，就不得不将他们视为主要人群和重要人群了。但对于人的个体来讲，不管是台北还是北京、上海，涌进这些城市的打工者每天都上演着属于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很平凡，就和所有人一样。
马诺奥和迪爱斯，是《台北星期天》的两位主人公，他们都是菲律宾人，现在他们在台北的一家工厂做工人，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烦恼。和所有外国人一样，他们有着自己的朋友圈。马诺奥和迪爱斯既是同乡又是同学，聪明灵活的马诺奥自从来到台湾，就喜欢上一个漂亮菲律宾女孩；憨厚老实的迪爱斯虽然已有妻小，但在台湾和一个菲律宾保姆关系暧昧。之后，马诺奥得知喜欢的女孩已有归宿，自己则心灰意冷，而迪爱斯在电话中得知妻子生病，心中惴惴不安，终日想家。在一个星期天，马诺奥和迪爱斯坐在街上互相倾诉说自己的这些烦心事，聊着聊着，发现对面街上被人抛弃了一个漂亮的红色沙发，俩人一番商量，决定把这个沙发搬回宿舍，放在楼顶上，没事可以“舒服地坐在上面”。于是他们开始了抬着沙发回工厂的“漫漫旅途”。
接下来，反倒有些公路电影的意味，这是一段难忘的旅程。平素只能呆在工厂的两个人，这一回真是好好地认见识了一下台北。路遇酗酒的机车男，碰见算跳楼的青少年，被电视台记者追着跑，又被三轮车司机带到陌生的郊外……他们一路走，一路谈论人生，一路看到台北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他们一路走，一路反省自己……
以沙发作为一个符号，标志着人生的交谈，我认为是很合适的。人坐在沙发上，大脑会悠闲地运转，它不同于生冷的板凳，它的人文倾向一定是“舒服”的，这种舒服，便预示着交谈的积极意义。最后，他们根本找不到回工厂的路，他们将沙发浮在一条河上，他们坐在沙发上，弹琴歌唱，唱着家乡的老歌。洒脱的歌声其实就是他们找到的路，他们已经从台北走了出来，对于台北，他们只是过客，他们这一天的辛苦旅程，尽管什么都没有得到，但是他们找到了自己内心最珍贵的东西。
我喜欢《台北星期天》的乐观，以及那通篇的幽默与诙谐，尽管那些幽默下面暗含地是外来打工者的辛酸，但电影的格调足以让观众相信，马诺奥和迪爱斯的未来会过得很好。他们在台北工作的最大收获，就是那个星期天的人生之旅。
（发表于《假日100天》）

片子刚开始放时，我就知道，这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在这之前我对本片的了解仅限于之前的一次颁奖）
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故事：“我们要把那张沙发带回去，因为那是上天的旨意”于是两个男人为了他们的红色沙发，为了屋顶上空的星星，为了呷一口那冰爽的啤酒……踏上了回去的道路。但是这一路上走的并不轻松，抄捷径被机车大叔撞到，战战兢兢进了警局，误打误撞的救了想跳楼的男孩，也因为此还上了电视。一路上跌跌撞撞但不乏笑料，虽然一路艰辛但俩男人从未放弃过他们的沙发，直到他们的面前出现了一条河流（这个剧情好像荒野生存ORZ~是告诉我们大自然的力量是无穷大的咩？）但正是这条河流的出现，影片的高潮也逐渐出现：当小蓝的“女友”在电话说她只想快快乐乐的过完一天时，两个男人呷起啤酒，开始回忆往事，这个时候的音乐来的恰到好处，（每当这两个男人说起自己的美好愿望时音乐总会很合拍的想起）虽然我很好奇他俩是从哪里拿来的吉他和鼓，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沙发湿了有什么关系！门禁有什么关系！就算被遣送回去又有什么关系！至少现在能躺在沙发上，抬头看就美丽的夜空，就像电影里说的“如果上面是天堂，那么我现在身在何处？那如果我现在已经在天堂，那上面又是哪？”
当我以为电影应该就这样结束时，新的一天把我拉回了现实，这一次，他们放弃了沙发，坐上了原本应该回去的公交，也许有的时候把不方便的东西放下，才可能走的更远。但我总觉得这部片子想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因为那个星期天是他们最快乐的一天。
那个红色沙发承载着他俩的幸福与美好。

        菲律宾有很棒的雷鬼音乐，真正的雷鬼，就好比片子过要结尾处的那一小段。我在许多地方的酒店都看过菲律宾乐队的演出，但是真正的雷鬼很少，大多都是载歌载舞的翻唱，虽然欢快轻松，却又有那么一股说不清的悲哀与浮华。这大概是菲律宾乐队为了迎合外国“主人”而做的调整吧。

     就像这部片子，即使是要表现梦想与幸福，这两个菲律宾人也未免太傻了吧？傻到让人怀疑这个民族的整体智商。这种傻不是单纯人的质朴、不是执着、不是坚持，而就是真真正正的傻——虽然去年的人质事件也让我们对这个国家得到过如上的认识，但真的就那么傻吗？

     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总有偏见，如果可以客观的看，不管是外劳还是外地人，不管生活在什么环境中的人，都有自己的七情六欲，都有自己的梦想追求，谁也没理由嘲笑谁——但是，嘲笑是一定存在的，那么真的有绝对的客观吗？也许一个北京人真的会被“旭日阳刚”感动（虽然我没有），但感动之后依旧会天经地意的排外。

     兴许是厚黑教主说的对，亲疏远近都是按力学来的。这么说来也就只有主观没有客观了。

     谁又能真的关注谁呢？也许都是迎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