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列国·战国篇

并没有那么不堪；无论是人物塑造，道具，服装还是音乐都可以看岀那个年代剧组以普及文化为主旨的良苦用心。只是实在过于精简，总体感觉仅仅是给历史入门者的良好平台。可也正是因为这样，从而构成了此剧最为致命的两项弱点；即缺乏深入历史的毅力和文学剧作的通俗化。纵使人物个性鲜明，情节曲折；为故事而塑造的角色依旧颇显刻意，沦为空洞的叙事载体。而自身的题材定位又注定了其中大篇幅的感情戏嫌得不伦不类，既没有达到讨好收视率的目的，也愈发流失了特定观众。诸如此类因素导致了它无法达到前作春秋的创作高度，即一种介于古风和写实乃至摄影调度之间的水准。在这种模式下，即使剧组真的如三国演义般拍摄七八十集，恐怕此站评分最高也不会超过8.4。各剧集优劣程度大概如此：第六章赵武灵王＞第四章孙庞斗智＞第三章商鞅变法＞第七章田单复国＞第二章魏宫惊梦＞第一章死士豫让＞第五章苏张纵横＞第九章窃符救赵＞第十章吕氏春秋＞第八章范睢逼仇＞第十一章荆轲刺秦

(ps 李悝被黑的好惨，公孙衍凭空消失，孟尝君与廉颇蔺相如这等名角的韵事不确定展现吗？无数的王候将相和历史典故就这么被无视了……）

战国篇与春秋篇的制作思路大不相同，以人物写历史，重在写人，对历史的重塑很多。

我整理了一些剧与史料的不同之处

1 从晋卿到君主

逐范、中行，六卿变四卿，是三家灭智、分晋的前传。

在剧中，中行氏在剧中被略去，韩魏一笔带过，而范、智、赵三家刻画较多。

1.1 被美化的范氏

剧以兵器、屠杀、呼喊、鲜血开场，家主被杀、遗孤逃命，极尽悲凉，类似《赵氏孤儿》（注：同样不可信）的塑造。范氏女温柔美丽且有仁爱之心，范氏子幼而罹难。

然而历史中，范匄、范鞅父子先后执政，打压异己灭族栾氏，极尽贪婪索贿诸侯，树敌甚多。范鞅死后，范吉射在晋卿斗争中失败出逃。顺便发散一下，关于范氏女儿，《左传》记载了栾祁，《国语》记载了董祁，一个因私情让老爸灭了儿子家族，一个觉得丈夫不尊重自己让兄弟把丈夫吊树上打，她们都是范匄的女儿。

这种改编，我想，是为了描写豫让忠于旧主的妥协。

1.2 荀瑶的“五贤”与“不仁”

智氏，本与中行氏同宗，至荀跞与荀寅，作为执政的荀跞驱逐了荀寅。荀瑶为荀跞之孙，《国语》记其“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荀瑶执政，智氏最强，而多狂妄之举，“戏韩康子而侮段规”，水淹晋阳又对韩魏两家威胁“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国，乃今知之”，功败垂成。

剧中对荀瑶的狂妄塑造很到位，可惜没有契合“美鬓长大”这一点，或许不愿智伯抢过赵孟风头，过多共情失败者。

1.3 “王者”赵无恤

《史记》称赵无恤生母“翟婢也”，《左传》记荀瑶斥赵无恤“恶而无勇”，想来正是出身微贱，性格隐忍能成大事，是荀瑶的反面。

剧中，添加了赵无恤杀范氏子嫁祸荀瑶一节，是写赵无恤心狠手辣，也是写这个时代作为胜利必须残酷。剧中简化了晋阳之战，使赵无恤面对荀瑶时更加从容不迫，又提前了三家受天子封国的时间，更加彻底地表明，赵无恤是这个时代的王者。

《史记》记赵鞅，“赵名晋卿，实专晋权”；记赵无恤，称“赵襄子元年”，俨然视为一国之君。简襄功烈，赵氏完成从晋卿到诸侯的转变，周威烈王的封侯，是迟来的名分。

关于奴隶与民心，时代与成败。剧中赵无恤解放奴隶以得民心，而荀瑶骄傲不愿为之。事实上，在此之前已经有先例，据《左传》记载，栾盈之乱的范匄，“斐豹隶也，著于丹书……斐豹谓宣子曰：‘苟焚丹书，我杀督戎’”；铁之战的赵鞅，“克敌者……人臣隶圉免”。

2 从复仇者到殉道者

2.1 士为知己者死

“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以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史书中这一段描述非常清晰，荀瑶欣赏并厚待豫让，于是豫让以死报答知遇之恩。但剧中，豫让首先表现出的是对范氏的忠心耿耿。前文已经提到，为合理化这种忠诚，美化了范氏的形象。我以为，这种改编，使豫让的形象产生了裂痕。

重新审视“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它应该有一个前提：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知己”是高山流水遇知音，罕见故而可贵。剧中，豫让对范氏有程婴杵臼式忠诚，如果范氏可为“知己”，不杀智伯又引以为“知己”，是很难自圆其说的；如果范氏只是旧主，而智伯是真正的知己，那么前一份忠诚就显得迂阔，也削弱了后一份情义的分量。

范本化的忠诚与游侠式的报恩，前者是几千年历史形成的道德标准，后者是先秦义士的信条，让人物兼有这两种品质，是审美的怯弱。

改编最大的矛盾就是如何“化仇敌为知己”。创作者选择用赵无恤的“谲”反衬荀瑶的“正”，乃至将范氏之灭中智氏的罪责脱去，并有意将荀瑶、豫让塑造为不能容于今世的英雄，让他们惺惺相惜。但就观感而言，很牵强，不了解历史的观众必然困惑豫让态度的转变。

2.2 道之不行

刺赵襄子是豫让故事的核心。然而如前文所述，刺杀的动机变了，豫让从游侠变成背负着旧道德的悲剧英雄，他的刺杀也随之变得沉重。

王者之剑出于庄子外篇《说剑》，“流血五步，天下缟素”是唐雎不辱使命。惜也，议论精彩，人物滞重。

祠堂一节，一半出自史书，即友人建议“伪质而事襄子”，豫让拒绝“怀而二心而事其君”。然则背景大不相同，史书之中，豫让漆身吞炭，友人见之不忍，剧中豫让放弃良机，同僚有怨言。如此曲折，一方面刻画赵无恤的真心，一方面显示豫让的“仁义”—虽然难免使人想起宋襄公。将豫让推向道德顶峰的同时，令他更加孤独。

第三次，对抗天下人心。比较魔幻的改编，也是直书本章立意：为“义”而死。剧的呈现较难使观众信服，虽然巫与火强调了鬼魅的气氛，豫让的癫狂与范氏女的死，还是过于生硬。我猜，创作者想要表达豫让面对时代道义崩溃的绝望，范氏女死以示豫让道之不行，但无论如何，剑架于脖颈作辩论而不杀，是很失败的呈现。

最后的击衣与自杀。删去漆身吞炭，改伏于桥下为军前挡道，史书里处心积虑杀赵无恤，剧中变作求死证道。因为要证道，所以要“坦荡”，所以没有“漆身吞炭”。虽然同是击衣复仇，内涵截然相反。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战国篇》的豫让，从史书中的复仇者，变成了春秋战国之交的殉道者。

3 视角

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从春秋到战国。历史的叙述当然有无数落笔之处，2019年的电影《我控诉》，以军官视角写德雷福斯事件，甚少刻画德雷福斯和左拉，而作者自有极为清晰的表达。作为《战国篇》的开篇之作，用豫让视角描写三家分晋，并以“最后的道义”立意，当然意有所指。获麟绝笔，死士殉道，二者遥相呼应，悼念盛时而哀季世，仿佛“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

立意先行，落到实处，不得不对历史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写。因为豫让象征道义，所以顺带着他的旧主范氏与知己智氏都需有正义的形象，正如《赵氏孤儿》对赵氏的美化。然而历史本身只是尔虞我诈的争夺，无论范吉射、荀瑶还是赵无恤，谁都没有更高尚的人格。剧本的塑造，将豫让表现为神坛之上的人物，有赖于演员的坚毅，塑造得动人，但我以为，差史书的磊落几分先秦义气。

因为以豫让为主视角，另一些人物的弧光被删去。以张孟谈为例，剧中作为赵无恤的谋臣却无独特表现，而史书之中，不但是扭转晋阳之围的关键，并且功成身退，留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著名典故。

原创的范氏女多为观众诟病，不再赘述。

畅想以《春秋篇》的方式拍摄三家分晋，或许如此开展：荀瑶饮酒侮辱赵魏韩，荀瑶索地赵无恤拒绝，晋阳围困，荀瑶骄狂韩魏反水，（漆其头以为饮器），张孟谈功成身退，豫让击衣。朴素串联大事件，却可能会更多保留历史的原貌与先秦风气，更多的人得以在一闪而过的瞬间散发出独特的光辉。

【澄思录】圆型迷宫

作者 火柴人

商鞅：火柴人，你唤醒沉睡千年的我，这是为什么？

火柴人：我已经领悟到你留给东方的东西了。

商鞅：是什么？

火柴人：圆形迷宫。

商鞅：哈哈哈，终于有人破了我的千年谜题！火柴人，老夫设置千年的圆形迷宫，套在国人头上的圆形框架，居然被你给破了！

火柴人：这也是无常运势、因果累积至此世，水到渠成，开花结果的因果运势决定的。

商鞅，你决定不了你的受精卵种子、生命起点和时代前戏，你的受精卵、你身处的宇宙时势大环境、战国东土小环境、家庭背景、父母教育和命运遭际联合造就了你。现在已经21世纪了，你在公元前4世纪出生，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长达两千年，你已经完成了你的历史任务，接下来，该有后来人突破你的框架，就像爱因斯坦突破牛顿的框架，推动历史向前发展了。

商鞅：说得好！没想到老夫千年后，还有你这一个千年知音。

火柴人：东土中国与西土诸邦诸民族本为同一个起点（宇宙基阶体和框架互动产生的宇宙本体—能（量）维（度）体系统）所孕育，之所以因果累积至后世，地球被人为划分为东西方、南北球，东西方文明如此不同，因最初东西半球的些微不同导致日后的大不同。

这个最初的不同，就是东方定居式生活与西方流居式生活的不同。这滴颜色不同的第一滴水分别滴落在东西方历史的长河里，导致不同颜色的涟漪扩散开来，造成东西方的大不同。

最初，地球原始人散落居住在东西方，都是直线思维（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直线思维效率最高，沟通最简洁快捷，也便于暴露问题，进而迅速解决），并无明显不同，定居持无序（混沌）分布状态，后来因气候变化和人口繁殖需要新土地口粮等原因，导致原始地球人开始向四面八方迁徙，从此身体差别不大、思维差别不大（都是直线思维）的一群地球原始人迁徙至气候不同、地理环境不同的地球东西方，开始了与各自地理环境最初的互动，形成了最初的不同。

因欧洲处于高纬度北温带，气候寒冷，耕地较少，以种植小麦为主，粮食产量较少，随着人口繁殖，口粮产量无法满足新增人口需要，为了避免战争流血，居住在欧洲的这一批地球人开始外出殖民、抢劫（海盗）或经商，形成了流动式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环境和原始人类的性格的漫长互动中，在漫长的人类进化中，居住在欧洲的这一部分地球原始人逐渐适应了流动式（迁徙式）生活方式，性格逐渐喜欢冒险，性格更加外向，由于不断的迁徙，遇见的主要是陌生人，为了人际交往、情感培养和利益交换，人情在陌生人交往中不大起主导作用（情如水，易感动，易淹溺，易翻覆浪花，充满不确定性，人情的缺点在于无法通过人情百分之百有效准确预判人心，尤其对于非父母直系血缘的其余关系人，极易丧失口头契约束缚性，造成人际行为口头约定的反复不定和心灵信息的不对称），于是为了在人际交往中更加公正和公平，陌生人之间形成了契约（法律）文化，法律更加明晰化，公布于天下，增加了众人对人际交往后果的未来可预判性，从而导致人际交往的安全性极大增强，这客观上强化了这一部分地球人的直线思维（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进而形成高效率的经济型社会。但西方地球人仍然讲究人情，只不过将人情规则限制在可预判的近亲属关系和可预判的安全范围内，避免了人情难以辐射的近亲属之外的人际交往群体（社会）给自己带来不可预判的危险性（不信任），从而增强了安全性。西方地球人没有将人情泛滥化，没有用人情（私心）干扰不适合人情规则主导的宏观（陌生人）人际群体的公权力领域（包括政治、立法、司法领域），从而确保了与权力掌握者没有人情关系的绝大多数社会人在社会行使权利和义务的公平、公正，进而保持社会的自由、公正和平等。

为了照顾人情，西方确定了高福利社会，严格设定了重遗产税，打击财富垄断（利益流不断从上层（圆心）向全社会各阶层广泛均匀流动），确保高惠民度的医疗免费或低费、社保免费或低费、住房免费或低费制度，其以北欧国家（瑞典、挪威等国）为惠民政策高密度高质量高数量核心和圆心，依次向德国和英国第二梯队（第二圆边）和法国、意大利第三梯队（第三圆边）和美国第四梯队（第四圆边）层层扩散高福利文化涟漪，随着离圆心国家越远，圆边数目字越大，福利密度越小，惠民度越低，形成了一圆心四圆边（圆心最浓、逐级递减）的高福利国家文明体系。

让情归情，法归法，互不干扰，防止财富两极分化，一切公共权力和义务彻底明晰化，确保了社会每个阶层的权利、义务，这是迁徙到欧洲的那一批地球原始人一直延续古代原始人的求真思维（直线思维）的文明成果。西方地球人的社会是以法律为转轴转动的照顾所有阶层的直线递进明晰（透明）式社会。

那么，对于西方地球人而言，只要法律公正，一切都会公正。如何确保法律公正呢？居住在西方地球的原始地球人采取以下治上（民众牵制官员）的以民为本的民治社会，官员任免权力在民众手中，采取傀儡线执行官制度，即民众用官员任职固定年限、选举方法作为牵制官员的傀儡线，让官员成为百姓手中的傀儡木偶，只有执行民意的权力和义务，限制了其余私心，从而将制定法律、执行法律的权力牢牢掌握在老百姓手中。

西方地球人文明的缺点是大直线、小动荡（小回荡）。直线最大的特点是不会拐弯。在和平时期，在公权力范围内总是吵吵闹闹，民意过显（说话自由）的法则，导致如果民意分歧明显，易造成短期社会动荡（外表动荡，实则内部稳定），但是这是充分暴露社会问题的时机，当气球的负能量不断膨胀，如果压抑，会产生最后的大爆破（周厉王堵民意，国人暴动），如果时常给气球放个气（公权力范围内吵吵闹闹，及时发现问题，解决老百姓反映的问题），气球永远不会膨胀到破的局面，长远来看，对百姓和统治者都是有利的（西方王室同一个家族可以统治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群落的不同国家一千年，东方王室往往两百年就改朝换代，西方王室懂得利益细水长流，慢慢吃，因果始终平衡，东方王室目光短浅，吃到膨胀，因果迅速不平衡，最多两百多年就被换掉。东方王室悟性不高）。

西方地球人的问题在于如何有效限制民意分歧明显产生的动荡，需要向东方人学习一部分圆形思维，短期调动尽可能多的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解决动荡问题。

再看东方。最初的一部分原始地球人迁徙到东方的黄河流域，发现这里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夏季多雨，冬季少雨，恰巧符合水稻（水稻需要夏季多雨）和小麦（小麦需要冬季少雨）生长条件，土地肥沃，两条大河（黄河和长江）横贯东西，于是决定定居下来，靠农耕为生，以种地为主，养殖小动物（鸡、鸭、鱼、猪、牛、羊）为次，采集和打猎为辅，养活东方原始人。由于人都是好静不好动，好安逸不好迁徙的，因为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能量总和守恒，能量系统内一处用多，另一处就用少），人就是一团能量，能量主要作用是维持生命（形式）系统运转，如果将能量用在其他方面，维持生命系统运转的能量就会不够，严重影响生命存活。所以，迁徙到东方的原始地球人看守住一块土地就能养活自己，就懒得四处迁徙走动了（如果迁徙到西方的地球人遇见的是和迁徙到东方的地球人遇见的同样一块好土地，西方人也会发展出东方一样的圆型文明），于是，迁徙到东方的地球原始人出现了东方定居式生活。这导致东方出现了人情社会。

具体形成过程是，一户人家在一块土地肥沃的荒地定居下来后，开始繁殖后代，以其为圆心会逐渐形成一个圆形村落，这里面都是有亲属关系的熟人，维系他们关系的是人情。人情作为交往规则，其特点是主导适用于近亲属关系，不主导适用于远亲属和陌生人。因为人情特点是情如水，易感动，易淹溺，易翻覆浪花，充满不确定性，人情的缺点在于无法通过人情百分之百有效准确预判人心，尤其对于非父母直系血缘的其余关系人，感情和利益约定极易丧失口头契约束缚性，造成人际行为口头约定的反复不定和心灵信息的不对称）。

由于东方村落都是近亲属定居在一起，随着繁殖代际增多，血缘关系不断被稀释，人际交往也会越来越稀疏，一般而言，居住在村庄边缘的东方地球人往往是离村庄祖先那第一代人的老屋（往往处于村庄中心）最远（血缘稀释化）的血缘后代际人，人际关系会很微妙。不过尽管如此，东方一个村庄主要都是熟人，导致人情小社会逐渐形成。由于一个个人情小村庄组成大社会，导致人情社会在东方形成。在这个人情社会里，情感作为人际交往的主导方式，不可避免带来了东方人的正面和负面性格：

首先是重视亲情伦理，轻视爱情。在东方，由于定居制和浓厚的人情文化，导致子女在婚前和婚后都和父母及其家族联系过于紧密，导致亲情大于爱情，爱情容易被亲情主导（干扰）而不自由，这是东方大多数爱情悲剧的根源。西方是爱情大于亲情，根源是西方人处于人口流动社会中，容易摆脱亲情控制，形成纯粹的爱情自由观，西方爱情悲剧往往是相爱双方的价值观冲突而不平等或者受到国家、民族的干扰而不自由。

其次是求善大于求真。因为人情主导人际关系，导致东方人往往碍于情面而遮蔽真实，藏污纳垢的结果就是隐性对抗（曲解、稀释）朝廷之真法，导致中央号令出不了京城，甚至出不了皇帝制定决策的书房，一出京城甚至一出皇帝书房就被人情曲解，执行不力，一旦朝廷认真追究，往往以人情线追究法责，常常导致一群人被一锅端（人情网被起底）。所以，东方是以人情圆心为核心建立的网状社会，各种情感关系（往往以情感道德的形式）互相牵制，不自由，而西方是以法律轴心为直轴线建立的直线矩形社会，各种情感关系不被情感牵制，只被最低底线的法律线牵制，导致情感不需照顾最高高标的情感道德（亲情）线，只需照顾法律底线，导致情感自由空间更大，至于在巨大的情感自由空间内，西方地球人是遵循道德高标还是只遵守法律底线，需要更加具有自主权力的西方人的自主选择。这种求善大于求真的思维导致东方地球人的文学艺术发达（求善求美思维发达）、科学不发达（求真思维不发达）。中国古代科学只是经验科学发达，实验科学不发达（中国人靠劳动经验被动总结科学，不是靠科学思维主动研究科学）。

再次是性格内向、老实懦弱。东方地球人总体上性格偏内向（东方性格最外向的人来到西方，也显得内向），形成了内向依附性人格（奴性）。

根源在于陷入到圆形思维里，固步自封，无法自拔。

东方人有恒产（土地），好定居，只愿守着一块地，不愿失去，于是面对官员或恶势力的盘剥，总是隐忍。

东方人形成依附性人格的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和你商鞅有关。

商鞅：愿听其详。

火柴人：商鞅，你利用了人情社会的特点，让其泛滥化、法权化，并导致日后形成了外儒内法型社会。

东方定居型社会以家族式村庄为基础，人情以家族宗法（祖宗法即人情亲情法）形式维持社会运转。由于父母对子女的“情善”亲爱被向上高层级递进、递远为祖宗的代言人（族长）对子女的“法”管控（祖宗已死，离新代际后世子女而言，客观上血缘已经较远了，族长不一定是年轻后代的直系亲属，导致亲情的真实的情感由于代际相差较远被淡化为家族利益），因此，家族金字塔的最高层与最底层相隔太远，情感已经很淡，人情面纱已经变味为家族利益甚至族长私利，这是人情社会变质的最关键一环。

人情社会已经只剩面纱，只剩下行为模式和思维工具，丧失了情感实质。（人情的情感实质只适合主导运用于近亲属，不适合主导运用于远亲属和陌生人群体）。

由此，人在亲情伦理的捆绑下无法寻求个人的自由，导致所谓的“善”压抑“真”，形成古代东方的外和谐内压抑型社会模式。这是一个伪人情社会。

而此时，东方的最关键的一个人出现了，就是你，商鞅。

战国后期，战国混战不休。你为了统一东方，采取以圆心覆盖圆边、以上统下的方式建立圆型统制型社会，本来这无可厚非。在战时，是可以运用强力集中资源办大事的。问题在于，你将这种临时策略常态化，战时如此，和平时也如此，通过法权强力剥夺百姓的几乎所有资源，输送到国家层面，客观上造成王室暴富，百姓穷困，形成国富民穷、官富民穷的局面，并延续了整整两千年。无论盛世衰世，古代东方人都穷困，这是极不正常的。

最令人不堪的是，你制定愚民政策，给东方人制造了外在法律和内在思维两套枷锁。这个措施遗祸无穷。

说到这，我想说，你的法家思想和西方地球人的法制思想不是一回事。

你的法家思想是建立在黄河渭水流域的人情（宗法）社会基础上的统制型思想。你利用了秦国百姓的人情社会思维，将人情从最适合运用的近亲属领域扩大到宗法型全社会层面，将秦国村庄本已经存在的宗法（族长统治）权力轴思维替换（上升泛滥化）为君王（秦王）宗法权力轴思维，在模糊的圆心社会基础上，加载并强化了统制型（以上统下愚下）思维，本来，统制型思维无可厚非，可以加强国家管理，关键是你干了一件不可饶恕的事。

你利用百姓服从家长的（人情）亲情服从观念（绝对服从），偷换概念，泛滥化为百姓绝对服从君王的法权服从观念，最关键的一环不在这里，而在于你建立了一个圆型迷宫。你开始打造围墙，给秦国百姓修了一堵圆型思维围墙。你利用百姓饱受村庄宗法思维“洗脑”进而奴化的老实懦弱，没有反抗性的特点，采取强法和愚民政策，强化统制（上统下），剥夺了百姓最后争取自由平等的工具——求真型（直线）思维。当你的思想反复对百姓“洗脑”，强化权力法统思维（内化为情感道德求善型思维），导致百姓认为一旦秦国出现问题，错在于不服从法的道德，不在因果，所有的错误在于人的不善，而不再考虑善背后的因果—制度的问题。这是东方千年文化底盘的最大的核心问题。

你所做的，就是将农村存在的族长宗法制度泛滥化为国家法权制度，并且剥夺了东方人的思想自由。

这份历史责任，既在于东方良好的气候条件、肥沃的土地、定居型的社会，宗法制压抑法，更在于你的强化人格依附性的法权思想和愚民措施。

在你之后，古代东方历朝历代封建王室觉得你的法家思想对王室太有用了，既可以强化统治，还可以让百姓丧失反抗性，又可以让王室暴富。但是你的思想太赤裸裸了，不利于愚弄百姓，于是古代王室（从汉朝开始）借用儒家思想，将仁义道德外衣披在法家权力轴上，彻底给东方打造了一个圆型迷宫。古代中国人困于圆形迷宫的模糊型人情思维里，反复求善，思考止步于善恶，没有深入思考导致善恶的因果（制度性因果），实际上始终没有发展出因果求真思维，于是在圆形迷宫思维里打转转，固步自封，没有全面递进式思维。

这个恶果是很严重的，它导致东方人的思维彻底被掰弯了，弯男遍地，直线思维退化成圆型思维，局部丧失了工作进取心，社会人广泛痴迷于人际关系学，依附于权力轴心，影响到实干精神和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思维。到近代后，实验科学思维严重落后于世界，实验科学思维不发达，影响东方的高科技经济增长点，这是影响东方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的思维危机；商鞅，你还导致国富民穷、官富民穷的现象持续了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导致东方形成人人想当官，不愿意当百姓的官本位思想和投机心理，客观上导致官场斗争激烈、官场生态环境恶化，从长远来看，这对官员不利，影响到了古代东方上层王室的利益，王室和官员的心态较为恶化，严重影响了王室、官员的寿命、心态和幸福感。古代东方王室300多个皇帝平均寿命30余岁，寿命不及农夫，许多宰相和官员也属于非正常死亡，官员群体没有幸福感和安全感可言，相较而言，西方王室存活期更长，王室居住在城堡里开艺术沙龙，一个王在一个国家当王当腻了，可以去其他国家当王，英国王、法国王、意大利王、西班牙王、德国王经常去对方国家当王，长期四处旅游，贵族少了许多束缚，东方王室则不能挪窝儿，一个王朝最多200多年就结束了，西方王室幸福感强于东方王室）。这在于古代东方强调法统（具有外和谐内压抑性），古代西方强调自由（具有外在短期动荡内在动态平衡自由性）。

东方人的优点在于处理问题属于圆形思维，以和为贵，牺牲小我利益成全大我国家，解决问题可以绕弯子，也能达到目标。西方人要向东方人学习圆形思维，避免西方社会动荡期过长。

东方人则要向西方人学习直线思维，推动社会长足进步，科技发展，不断突破僵化思维和固化思维，分析因果，找准症结，实现长足进步。

西方和东方，形成各自的现状，并不是一个人或一个时代的责任，而是宇宙、地球、天文、气候、地理、人类等众多因素叠加的结果。我们要认清优缺点，结合圆形思维和直线思维，突出优势，弥补缺点，不断突破僵化框架，实现新进步，才能实现人类的动态因果平衡，宇宙的和谐发展。

商鞅：你已经领悟。

火柴人：古代东方最大的事件，就是你商鞅的出现，改变了一个民族的灵魂。

是耶非耶，成耶败耶，尽赴江水向东流。

听我一偈：

当年秦气荡四海，从此东方迷宫建。

斗转星移许多日，跳出思维观长雁。

三万临淄学宫士，八千郢都离骚燕。

均在君王情网下，周转法权两千年。

火柴人写于2018年10月20日，值江汉秋深，楚天露浓，长河奔流，直向沧海。

豫让杀仲俄

寓意着大义崩塌，

大义崩塌寓意礼崩乐坏，

故周天子闻天雷之怒。

春秋时期的大义是信义、忠孝。

而生命是小义，

所以无恤口中的百姓皆为小义。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导演要这么拍。

我觉得整个东周列国战国篇，就这一单元写意写的最好了。

东周列国中春秋是写实，战国是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