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箭穿心

《万箭穿心》：这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电影

文.奇爱

从2002年院线制改革、《英雄》掀起“大片”策略开始，中国电影产业已经“大发展大繁荣”了十年。电影产量2011年也创纪录地达到了791部，再“繁荣”一下突破印度阿三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可是，平心而论，近些年的国产片却总让人感觉“繁荣”有余，“坚挺”无力，今年尤甚。用尹鸿教授微博上的话来说，一种“冬天来临的萧条感”扑面而来。

前不久在百丽宫看了几场“韩国电影展”的作品，从《铁线虫入侵》、《追击者》到《建筑学概论》、《阳光姐妹淘》，人家要纯的有纯的，要惨的有惨的，要批判的有批判的，百无禁忌，这在我们看来似乎只有艳羡的份儿；后来又在百老汇看张之亮的《笼民》，第一回大银幕感受香港“三级片”，风格化的现实主义直撼人心。此类故事每天均在我们身边上演，但要有人想拍成片子在我们的银幕上复现，则遥遥无期了。

什么是现实主义？这个词汇似乎我们经常听到，但是似乎又很模糊。我们似乎感觉现实主义电影很受主管部门欢迎，是主流，可很多现实主义电影被毙掉了，或者只能以地下电影的面目示人；同时，很多不太像现实主义电影的电影被冠之以“现实主义”而获利。《搜索》就是如此，它代表中国参与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评选。至于结果，不用等到颁奖那天，各位心里都很清楚会怎样。

现实主义电影，就像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说你是，你就是。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现实主义电影也是有诸多定义的。按照巴赞的意思，现实主义是倾向现实的，是“现实的渐近线”。还有一种现实主义，按照苏珊•海沃德的意思，是一种无痕的现实主义（seamless realism）。在这种电影中，由叙事配合下的电影技巧抹去了错觉的痕迹，从而实现了一种“真实化效果”。它隐藏了虚构性和叙事结构，也不对自己身进行质疑，因此削弱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观众多接受的只是被编码的“优势解读”（preferred reading）。

如果《搜索》算现实主义电影的话，应该就是属于后一种。

不过，我想，那么所有有现实背景依托的好莱坞电影都是现实主义电影。

温儒敏教授2007年说：“现实主义的疆域被无限地扩大，它作为一种文艺思潮或创作方法的特定内涵也就模糊乃至消失了。现实主义就不成其为现实主义。”温教授说的是文学，电影其实也是一样。

现实主义在官方被长期肯定，其实不在于其“接近现实”，而是其符合主导意识形态的教化作用。这种现实主义实际上是1932年5月20日横空出世的斯大林模式在中国的移植。现实主义本具有最广阔、最自由的表现空间，可斯大林的现实主义最公式化、最概念化、最脸谱化。这种现实主义，最不现实，我们现在应该反思和检讨。

真正的现实主义电影需要回到它本来的——也就是巴赞所倡导的——维度。即：
1.对社会焦虑或变迁的指涉；
2.实景拍摄；
3.非明星化表演；
4.自然光效或低照度的布光；
5.灵活自由的摄影机运动；
6.开放性的结局；
7.中小成本运作。

这种电影不是没有，近期即将上映的《万箭穿心》（王竞导演，颜丙燕主演）就是。我是不读小说的人，看前也不晓得它由作家方方的小说改编，原以为又是一部商业俗套的作品，但看后真的内心颇受震撼。颜丙燕真是好演员，主旋律、商业片、艺术电影全都不惧。《远山的红叶》演纪检干部正义凛然，《万箭穿心》对于底层悲惨命运撕扯下的女性形象把握，更可用“神采飞扬”来形容。

而从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来看，《万箭穿心》符合上述所有条件。它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佳作。因为影片还未正式上映，在此我不愿过多的剧透。总得看来，《万箭穿心》格局虽不大，但却能让人对国片的未来保有起码的信心。在如今物欲喧嚣的电影市场，它未必能吸引多少院线和消费者的青睐，但一定是一部可以流传下去的历史佳作。

作为文学改编作品，我没看过原著小说，不知道原本的故事是什么样的。不过坐在电影院里，《万箭穿心》打动了我，虽然我刁钻刻薄自以为是，但是我喜欢这个电影。

关于武汉的故事环境是让我喜欢的原因之一，不仅仅是选景，更因为影片中武汉的味道是那么浓烈，倘若说前不久的《浮城谜事》在云端，那么万箭穿心无疑更脚踏实地。喜欢称老子，外表凶蛮，内心脆弱，武汉的家庭妇女似乎就是这个样的；而一脸窝囊却又心思纠结的男主人，外表彪悍但是江湖气息的街头混混，满腹牢骚的底层劳动者，影片里大多数的角色感觉都是对的，更别提那些因为雨水而显的脏兮兮的方块楼，七扭八歪破旧凌乱的城中村了。

整个电影做的非常“扎实”，无论是技术还是内容层面。在内容上，人们常说做电影要接地气，在《万箭穿心》里，接地气不是矫揉造作的俏皮话，而是它通过女主角个人的生活片段，非常自然的把二十年内造成大多数中国人痛苦的东西全部串齐了：挣钱少、家庭矛盾、房子、出轨、下岗、高考、地位差异造成的侮辱和歧视……..虽然讲的只是一个人的小事，但是背后的东西，让人分外熟悉和感同身受。这种态度和视角很难得，电影没有明显的善恶冲突循循善诱，或者是过于纠结渲染苦难的过程本身，而仅仅是摆出一个样本一个事实，让观众自己去感受。在一个口号满天飞，概念强奸大脑，人人乱贴标签的时代，老派剧情片的路数，显得弥足珍贵，永不过时。

在技术层面，电影创作的技术指标过硬，视听语言高度写实，摄影贴近人物而又不故弄玄虚，镜头之间的衔接流畅，布景的细致用心…….. 得感谢编剧导演以及谢飞等人的共同努力，让电影没有时下娇柔造作之感。正是这些看似普通，特点也不鲜明的诸多电影环节的做功的总合，却把电影的综合水准支撑在较高的层面上。我想这和慢工出细活的创作过程，老艺术家的创作把关是分不开的。在当下，一部既不“二b”，又不“文艺”的“普通电影”，普通还好看，其实是最难寻觅的。

电影的用心体现在很多细节上，非常出彩，无论是在情节上，还是置景上的。在场景的布置上，那些生了锈的弹簧床，那些长着青苔和霉斑的墙壁，看似不经意，可有可无，确实非常难得的。在一个“缺东西就花钱买新的”的大时代，旧的东西，反而让观众沉下心来，有心思去体会点什么。提一句，看电影时候除了我是小年轻，其他十来个观众大多是老头老太太，一面看一面聊天，倒是别有趣味。

在故事上，小说原著不提，影片的剧本我认为改写得不错，抛开创作方向另议，在现有方向上，体现出了较高的能力和水准。尽管不是一个好莱坞结构的典型剧情片，尽管故事被跨时代的拦腰斩断，尽管只是简单人物的简单遭遇，但是丝毫不影响电影本身的故事性和意味。可以说在剧作上没有那些符号化的花活技巧，而是很扎实的在写戏。每场戏，都是用心去安排的，值得一提，台词语言写的相当不错，无论女主角，她的闺蜜，以及建建，甚至是丝袜老板这些酱油角色，台词写的既不煽情又别有味道。

人物整体上做的不错，尽管女主角武汉话说的不太好，有时候普通话夹杂武汉话显得很别扭，但是整个人物还是很鲜活的。闺蜜和建建2个角色戏份虽然不多，更是惹人喜欢，闺蜜一个鲜活的小嫂子形象，建建江湖的无情中又带着调皮的温情，让人感觉人味十足。老公的角色中等偏上，主要是因为情节原因，一个窝囊废很难体现出什么明显的性格特点。小三的角色比较一般，虽然是配角，但是她对男主角究竟有没有感情直接影响着整个电影的三观，以及观众对整个事情的情感判断，这里电影其实做的有点含糊。奶奶的角色也过于流水化，至于儿子，最大败笔，下面再谈。

整体的情节上，因为是改编作品，显得略有扭捏，与小说不同，小说可以依靠各种文字渲染，把离奇的行为解释的天衣无缝，可是电影不是这样，李宝莉在老公自杀后当扁担的选择，略显突兀，而那些劳作的沉重，又很难通过一闪而过的镜头深入观众内心。而电影中拦腰斩断的十年间隔，又让电影的后半部稍微显得出戏，在整体故事结构上也有些散乱。至于那个夹在字典里的照片，以及捉奸报警的环节，个人倒是觉得显得有些刻意。如果真觉得想弄成类似于环形的故事结构，那么母子间的情感交流显然单薄了，在故事后半段，儿子的角色，应该情绪有个转变，比如先设定儿子不知道父亲出轨，知道后理解了母亲，和母亲缓和下，观众和母亲都以为儿子知道了父亲婚外情，会对母亲和好，结果最后再抛出儿子的之真相后的母子决裂，可能效果会更加突出。

说到这，还是认为最大的问题上来自于儿子的角色，以及围绕儿子展开的一些蠢戏，在整体生活质感不错的影片中，儿子的行为脸谱化、标签化、弱智化。或许是由于原著的引导，也或许是因为创作者为了突出女主角的苦难，又或者为了让故事结构更加规整，女主角和丈夫儿子的两端对抗…也难怪，供儿子上学，母子关系是影片后半部最为重要的内容和情绪线。不过我想，倘若对儿子的表现不那么直白，而是一种渐进式的，冷暴力形式的处理，比如不是强令母亲搬离房子，而只是拒绝和母亲说任何的话而又无尽的索取学费，倘若儿子不是那么争气，而只是不断给母亲惹麻烦的话，可能会让故事看上去更加自然，恐怕这就是不同代次的创作观念差异吧。

在表演上，儿子的表演也毁了电影的后半段，那几个闪回和“父子重逢”的想象，可能创作者洋洋得意，但是实际上和影片整体的气质差得挺远，感觉太强的出戏。不过总体来说，正是因为女主角的出彩，有效弥补了儿子所造成的减分。

总体来说，算是一个好电影，关于那些不开心的中国人。

       我想作为武汉人是没有办法批评这部电影的。无比熟悉的俚语与地名制造了观影中三个人疯狂的自娱自乐，而其实单单是陈刚的健健那无比地道的痞子头头形象便早已瞬间征服了我们，甚至穿越到93年的场景中出现的扬子江牌空调公交车都令人心生感动，因为证明着所有场景的确是在这座炎热而焦躁剽悍又耍拉的城市完成的。
       然而一旦提及这座城市，话题便显得难以言说，因为摊开一张中国地图便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武汉一定是最最符合“万箭穿心”的风水标准的城市。平汉粤汉两条铁路长江汉江两条水道联络了全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城市，然而这样的风水注定了多少繁华也是留不住的一场空。汉正街嫂子李宝莉没能留住丈夫又丢了儿子，而汉正街本身又何尝不是如此。八十年代红极一时，紧接着便成了所有水货淮货的代名词。或许是偏袒但从小在这条街边长大的我觉得这与诚信道德一点关系也没有，夹在东部的制造业与西部的资源中间，这整个迷失的地界上，恐怕也只剩下市井的一点点算计和一点点斗狠可以打发时间求得安慰。
       当然这种属于城市的落寞与沉沦并不构成生活的符号。过早的品种多少远比经济报表的数字更能决定多数人每天的心情，买得起的房价也远比看起来灯火辉煌其实与己无关的CBD来的实惠。而最重要的是这里的人可以在鸡毛蒜皮中活得一点也不做作，可以在撒泼骂街中豁出去尽情释放，可以在诅咒过天气以后淋漓地流汗，然后打赤膊吃宵夜爆酒瓶子，目睹玻璃渣子在开成飞机的公交车尾灯中闪烁一点光亮然后快速消散；这时你便了解这的确是不服周的楚人的地盘，而你也无法否认的是，这样的地盘上也可以诞生屈原式的浪漫。

马学武 – 每个人都有他的影子
马学武真可谓是“冷暴力不合作”运动的集大成者。他的不合作是彻底和广泛的，体现在：
• 他用各种借口性冷淡，拒绝行房（影片开头的场景）（这和偷情时的急不可耐和淫声荡漾形成极强烈的对比）
• 非语言行为上的不合作：他在家时成天神情木讷，行动迟缓，目无焦点，魂不守舍（这和他与同事谈笑的眉飞色舞形成极强烈的对比）
• 肢体语言上的不合作：拒绝与李宝莉碰杯（这是影片的主题性画面，后来在给儿子高考庆功的饭桌上再次出现这个画面，这回拒绝与李宝莉碰杯的是儿子，但冥冥中好像马学武借尸还魂）。对于李宝莉的卑躬屈膝，刻意迎奉，用转身脱袜和关门来抵抗和拒绝。
• 拒绝言语与意图的交流：体现在接母亲来家里住这件事上，马学武仅仅稍作象征性地表示，便如他偶尔施舍给李宝莉的几下抽动一样，很快就偃旗息鼓。其实他还真没有同李宝莉交流和表达自己意图的意愿，就如他说的，房子是我的，要接老娘住，你甭管。即便是死，他也顽固地不留给李宝莉一个字。
• 完全拒绝情感的交流：例如对于李宝莉的情绪爆发，既不安慰也不面质，仅在躲在洗手间捏紧拳头，做象征性地反抗和发泄。（可能历来如此）
• 马学武的绝招应该是一种长期慢性且非常微妙的不合作：例如对于李宝莉与搬运工人锱铢必较，对孩子的粗燥管教，他均暗渡陈仓地怀柔和轻描淡写地破坏，并借此很轻易地占据道德高地，博取同情好感。
相比李宝莉他确实属于一个更有文化的阶层。但他那富余的文化和智力仅仅足以让他一次次地逃离现实，耽于幻想。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于生命怠惰的人。他把对于生命的种种失望转为无处发泄的压抑，泛化为一种缺乏行动意志的抑郁和几近绝望。面对生活的失望和不如意，不顺心，面对着受本身文化水平和生活环境限制的李宝莉的种种缺点和不足，他也许没有一刻想到自己可以试着介入，试着改变。恰恰相反，他的唯一救命稻草就是精神上的逃离和情感上的隔膜。他好像是生活的局外人，边缘化的妄想者。促使他逃离现实的驱力如此之大，足可以使他把所有的情感，欲望，心力，正面意义和理想化均赋予他借以逃离的对象。例如：
• 当李宝莉守在家中，想用温柔和热忱，甚至搬出孩子做救兵试图挽回婚姻的时候，他毫不在意地选择继续找借口加班，并和同事大肆吃喝，谈笑风生，得意忘形（可以想见其他晚归的夜晚）。
• 当李宝莉试图进一步努力把他拴在身边的时候，他“升级”了他的逃离，“事先通知”地与同事开房。
• 当李宝莉试图利用东窗事发的道德羞耻感来进一步“罩着他”的时候，他又搬来救兵，让老娘与他们合住，也好继续避免直接面对李宝莉的压迫。
• 当李宝莉发现了他的意图，并产生激烈言语冲突后，他又再一次选择逃离，试图从情人那里获得想象中慰籍，并维持一种暧昧，以便继续他精神和情感的逃离。可纵他苦情西施，痴话连篇，无奈别人却早已出戏，神情泰然，过（吃）得蛮好。他终于发现当他赋予了每次逃离太多的理想化和美好时， 如此的一相情愿恰恰别人无法负载，而终究要自己承受失重失落的。
• 当他得知自己下岗时，终于觉得无路可逃了。因为下岗会逼迫他回家，丧失一切逃离的借口。下岗会让他在李宝莉面前更加抬不起头，毫无翻身希望。而他唯一的情感出口也如雪景融化后的泥泞，一片狼藉，不堪回首。于是，他宁愿懦弱地死也要逃离他不想面对的现实。在这里，死是容易的，而生恰恰是艰难的。想象是容易的，而实际常常令人不堪。
人就是这样，当我们学会想象和做梦后，一旦遭遇挫折和伤害，很多时候就如马学武一样活在自己的想象里，用理想化的暧昧代替直面现实。用各种积极的奔忙，来闭锁禁锢自己的人生，却不期然成了自己生活的破坏者和对他人冷暴力的施予者。每个人身上都有马学武的影子，只是生活不是电影，它不会把你逼到走投无路，只会让你在沉默中渐渐迷失，渐渐萎靡。
救猫咪 - 影片的移情工具
所谓“救猫咪”场景是指：当我们遇见主人公时，他必须要做一些让我们喜欢上他的事情。通过救猫咪场景，我们完成了对于主人公的移情，从此开始关心她的命运，想他所想，急他所急，渐渐被影片牢牢地吸引。从某种程度上，建建和何嫂子都是李宝莉的猫咪。何嫂子和建建都先后是她关心和照顾的对象。从中可以反映出，李宝莉作为草根，对于其他底层劳动人民有着一种发自内心，自然流露的同情，善意。就像袜子店老板对她冷嘲热讽中透露出的为她担心。但李宝莉与众不同之处在与她的同情善意会转化为主动关心和照顾的行动，且不计利害。
在影片的前半部，每当情节出现她暴烈的脾气和不近情理的苛责后，会立即插入一个救猫咪的场景。维持观众对于李宝莉的移情。第一次救猫咪是对于何嫂子生意的照顾，甚至挡风遮雨。第二次救猫咪是得知建建被抓时，流露的对于建建安危福祸的关心和担心（这时候的表情是微皱眉头）。而且，这些救猫咪的场景在影片后半部不断发展。李宝莉担心建建释放后的出路，担心他重操旧业，担心打架斗殴的是他，每次都如此轻蹙双眉。李宝莉甚至还关心他收帐是否吃亏：只换了个破面包车，关心他住得是否寒酸，关心他喝醉酒掉到沟里。李宝莉救猫咪之心从不改其衷或轻易受挫，而投入金钱和情感投入的代价也越来越大。一个人做一次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这样的救猫咪次情节对于激发观众的移情，有着累加和叠加的效果。影片这样安排是非常巧妙的。从社会心理学来看，对于一个人初期印象较差，随着逐渐的了解，印象转好，这样的对比和反差对于人的心理冲击力是最大的，胜过一直印象很好。于是，观众移情的程度就不断增强，直到顶点。相比何嫂子，李宝莉甚至显得更能吃苦，更会做扁担生意。但何嫂子的性格比较平淡，很难进一步反衬李宝莉的性格。何嫂子的惟一叙事功能就是调侃了阴盛阳衰（这在影片中和生活中无疑都是事实）。于是，在何嫂子次情节结束（在一次忍受婆婆逼迫和揶揄的，代价重大的救猫咪行动中达到高潮）后，建建的次情节便渐入高潮。
建建 – 一个自我击败的人，李宝莉的一面镜子
建建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一个嘴贱的人。想必他的真情曾遇到过持久的伤害，在他内心深处产生了恐惧和巨大的羞耻感。于是，每当他要表示善意时，或者产生与人接近的愿望时，那种对于伤害的回忆和羞耻感就条件反射般地涌到心头。从而，他发展了一套自我击败的人生策略：既然多情总被无情伤，那么在你还没有伤害我之前，我就先发制人，先无情地攻击你，这样我就可以避免被伤害：
• 出狱回来遇到李宝莉的主动关心，他明明有些触动，却说，怎么怕我吗？
• 邀请李宝莉去看他的货运站，本来很热情，他非要加上一句，你又不能给我带来生意，你个扁担。
• 在诱奸李宝莉后，他明明想和她约会，却莫名其妙发挥了一大段：现在的人都很随便，做完了跟没事一样。
• 李宝莉去探望他，帮他收拾屋子，他明明感激，却推托说，我又没有请钟点工。
• 李宝莉弄伤了他，去赔钱道歉。他试图表示不想谈钱，不想见外，却说成我睡了你也没有吃亏，你怎么倒贴我钱。
• 当他从李宝莉的委屈爆发中意识到她的真情流露时，他内心应该有所感动，却明确冷冷地说本来就没有当真，不要装得很有情。
• 当然，在影片的最后，他终于第一次说出了主动关心的话（有什么打算），自我表露的话（我就是嘴贱），毫不犹豫担当的话（老子不怕），再没有加上一句什么。
其实建建活脱就像李宝莉的一面镜子：他们的父母可能由于生活的苦难和重担忽略了他们，可能因为本身性格和脾气乃至文化素养的局限对他们的情感需求置之不理，或者甚至对他们施加了言语乃至肢体的暴力。于是，他们生活在一种强大的不安全感中。他们是如此地需要爱，渴望爱，想表达爱，却因为生命早期种种的共情挫败和巨大羞耻感，演出成了一种怒气和攻击欲。他们没有掌握爱的语言。他们粗暴地对待别人，也许恰恰是因为他们曾经被如此地粗暴对待。记得在搬家夫妻冲突中，李宝莉恶狠狠地骂马学武：生得贱。也许她也被这样责骂过。
李宝莉- 少有人能做到的坚韧，刚强和容忍
对于李宝莉而言，早年共情失败的影响是巨大的。她真的缺乏共情的能力，即为别人设身处地设想的能力。李宝莉只能生活在她自己的现实框架和习惯思维里面，无法哪怕一点点地跳脱出来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她说了劳心的事情她不行，她做能做到最劳心的事情，就是以己度人：
• 她也许生在一个锱铢必较，睚眦必报的环境里，这既培养了她能为不多的报酬任劳任怨的态度，却又带给她为蝇头小利斤斤计较的小市民思维定势。她怎么也不能共情搬运工人的辛苦，却只能以己度人，反感他们不如自己任劳任怨，货真价实，价格公道，钱货两清，更反感他们就地起价，懒惰不负责还贪她家小便宜。

• 她能感受到丈夫从当初跪地发誓对她好，到不合作冷暴力的变化，而自己心意似乎不变，为此愤懑委屈不已。但她却感受不到自己优势意识和强势态度给丈夫带来的委屈，受挫和不断逃离。所以她强烈反对小景的警告。

• 对于丈夫百般拒绝房事或者敷衍了事，是因为伙计不给力或者第二天要搬家等借口，她都木知木觉地相信，直到她发现丈夫和情人发生奸情时的急迫慷慨，春声荡漾，对比后方才觉悟深深的失落和自尊的贬抑。

• 她顾及儿子，没有去抓奸在床，希望通过第三方外力把偷情的丈夫给轻易夺回来。却没能设想这么做可能给丈夫带来的事业和感情上的伤害。

• 她好不容易通过外力和自己的“宽大”把丈夫服服帖帖地抓到身边颐指气使，不料丈夫搬出老娘来横插一杠。她气急败坏，怒火中烧，恶言相向，冷嘲热讽，却无法设想这么做给丈夫和婆婆带来的严重伤害。

• 她只知道拼命给孩子创造好的条件，把人生的一半奉献给了孩子，却体会不到自己的恶言厉吼，粗暴对待，缺乏共情的关心和缺乏陪伴，给孩子带来的恐惧和疏离，以及丈夫，婆婆的态度对于儿子的负面影响。

• 当她知道丈夫自杀后，她只认为丈夫是受不了下岗的刺激自杀的。所以，她又以己度人，说自己下岗了，不还活得好好的。她想不清白，看不起丈夫的懦弱，更不能理解丈夫对她一言不发，甚至觉得丈夫有点对不起她。

反过来，曾经饱受损害和侮辱的李宝莉，对于人情冷漠，甚至是粗暴对待，却有着深厚的容忍力和超强的耐受度。对于丈夫拒绝敬酒，李宝莉自我调侃说，今天高兴不和你计较。对于婆婆一次次的言语相逼，李宝莉每次都忍了，默默无言。也许冷漠的环境让她习惯了，她从不认为自己不值得接受这些委屈。相反，对于早年爱的缺失，她恰恰希望不惜一切代价来换取这份爱，为此她宁愿扮演一个牺牲者和照顾者的角色而甘之如饴，矢志不渝。
正因为她无法共情，影片前半部马学武要求离婚，偷情，自杀成为了她人生的三个突如其来，莫名其妙，毫无抵抗，冲击巨大的大灾难。但是，与马学武不同，李宝莉决不逃避，打倒了再爬起来，勇敢面对。她有着底层劳动人民特有的坚韧和刚强，以及强大的意志力。影片的前半部在激励事件（马学武提出离婚）后，由她强大的意志力贯穿。马学武提出离婚，她痛哭过就去找小景出主意，在小景的劝告下，用不断升级的各种办法把马学武拴在身边。例如从苦苦守候，好生伺候，好言相侍，利用儿子，到主动出击，跟踪伏击，运用公检法，给婆婆下马威。很显然，她根本不是马学武的对手。发现马学武偷情时，她痛苦得万箭穿心。但很快就能爬起来，揩干眼泪，拾掇自己，并用巧计获得电话号码。丈夫死了，没有给她留下一个字。她却一滴眼泪没有掉。虽不明所以，却毫不为迷信所迫，马上励志撑起一片天。试问这在当代人里面有多少能够做到。底层劳动人民需要辛苦地劳作方能果腹，通过这些生命的历练，他们的血液里骨骼里都明白可以用自己的努力来争取生命的权力和尊严（这在李宝莉和小景的对话里可以看出，李宝莉对于用体力挣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踏实，自在和自信）。同时，被活生生的残酷现实逼迫着追逐着的他们，每分钟都活在现实里，扎在泥土中，没有时间和空间来奢侈地做马学武式的幻想，马学武式的逃避。例如被丈夫以死抛弃后，她第一时间就检查存款。生活的苦难和艰辛给了她一种不认输，不信命，不放弃的性格。影片的后半部也被她的强大的意志力支持，“要撑起这个家，不能让它散了”，一切为了儿子（显然她的百般讨好也似乎遇到一堵无形的墙壁）。她的坚持和勇敢，却每每能够让她渡过生命的种种苦难，仍然充满勇气，依然心地善良，情真意切，不改初衷。她高扬了人性的光辉，万丈光荣。
可是，一切都走向了她愿望的反面。马学武没有拴住，不留一字，永远离开，却久久阴魂不散。万没有想到她一往情深，含辛茹苦培养的儿子，会那么决绝地背叛，要和她一刀两断。她还是不服不屈。可是，居然这两件事非但有关联，而且都直接归咎于她。恍如晴天霹雳，她的整个世界，以及她所信赖，依赖，为之奋斗的价值（拴住丈夫，为了儿子）瞬间崩塌了。众叛亲离，她失去了和这个世界的所有情感联系和寄托。她拼命地逃离这种天崩地裂，黑白颠倒的现实，来到了江边，走投无路，莫知所往。可是，逃无可逃，一群庆生的孩子又把她硬生生拉回到了现实。这时，曾经坑了她的生活，醍醐灌顶似的教会了她共情，她似乎明白了马学武当初的走投无路情归何处，以及来到江边时的凄凄惶惶，她终于也意识到了孩子的惶恐和疏离毁坏了他童年的快乐。
许多人在生命的早期都会不期然遭遇一些情感的挫折和伤害。当他们能够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一往无前的斗士，一定要争一个胜负得失，用来补偿从前的缺失。那些争名逐利，蝇营狗苟，那些狼奔豕突，好强斗勇，那些不甘挣扎，贪心不足就是为了证明一件事：我是好的，我是值得的。李宝莉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梅花香自苦寒来，最终她学会了和解，和生活和解，和自己和解。她意识到，那些拼命争取的高低短长，那戏武断评判的高贵贫贱和那些斤斤计较的强妄态度，恰恰伤害和扭曲了人生，恰恰局限并丧失了自我。于是，她终于学会了放弃争输赢，并接受人生和自己的不完美。这些不完美，就像收留她的建建那样有过去，有缺陷，有反复。人生，或者就像建建的破车那样吼得响，开得慢，常常会熄火，还得要自己下来推一把，方能收拾精神，重新上路。这是李宝莉的了悟，也是李宝莉的救赎。
婆婆 – 影片场景情感价值的调节功能
• 影片场景的动力在与对于观众而言的情感价值的变化。而对观众而言情感价值的变化，取决于观众对于主人公的移情，即对主人公自觉和不自觉愿望的理解和关心。而婆婆是影片情感价值的调节器。在影片的前半部，由于李宝莉的需求是夺回丈夫。婆婆成了她实现愿望的重大阻碍，观众的移情尚在李宝莉这边。但是，李宝莉的强势，蛮不讲理对比婆婆的委曲求全，可怜和被逼出走，婆婆成了弱者。观众的同情心总是偏向相对的弱者。于是观众的同情中心开始偏向婆婆而非李宝莉。可毕竟影片同情的中心需要回到李宝莉身上，下半部影片做了一些巧妙的安排来转移同情的中心。
• 第一个场景：李宝莉开家长会：她那劳工身份和粗线条性格与现场的很不协调，婆婆又发不让她来的牢骚。第二个场景，李宝莉回到家里，低声下气地求儿子同她说话。这里充分体现了爱使人渺小这句话。这时，儿子的莫名呵斥，婆婆又助威地数落她没文化。于是，李宝莉和儿子，婆婆，以及周遭环境的关系颠倒了，李宝莉成了彻底的弱者，好让观众改变同情的中心。接着，影片马上用两个场景来间接歌颂李宝莉。一个是小景和儿子谈，母亲有多不容易了。一个是老师斥责学生，扁担的儿子年年考第一。
• 于是我们重新开始同情李宝莉，我们了解她的愿望是尽可能创造好的生活条件，帮助儿子读书，并且赡养婆婆。我们也了解李宝莉一个不自觉的愿望，即消弭与家人的隔阂，重新获得情感的慰藉和找回爱。 但每每这个不自觉的欲望，都遭遇了婆婆的打击。她说给孩子买点好的，婆婆说这个还用你说。她关心孩子学习，婆婆说她没文化。她问婆婆借钱，婆婆借机逼她把房子过户。她照顾孩子高考，婆婆说她碍事赶她走。最后婆婆生病还间接造成了她和儿子的误会，以及孩子和建建的冲突。
• 这些段落里，婆婆和建建的作用是类似的，即让观众坐情感价值的过山车。每每李宝莉在与孩子/婆婆的关系上似乎取得了一点进展，有所融洽，情感价值从负到正，婆婆马上浇一桶冷水，情感价值转而从正到负。每每李宝莉和建建的关系上似乎取得了一点进展，李宝莉长期缺失的对爱的渴望有所复苏，情感价值从负到正，建建又嘴贱破坏殆尽，价值从负到正。
• 婆婆最后开始理解和同情李宝莉，并为她的遭遇惋惜。这里，婆婆的角色起到了反衬的功能。如前所述，当一个人通过了解，把对别人的负面印象渐渐转向正面的时候，是最令人信服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婆婆的转变反衬了李宝莉人性之美如何水滴石穿，撼动人心。

小景 – 影片的叙事功能
• 小景在影片中主要承担是叙事功能。她一出现，就引发了李宝莉的痛苦流涕，无助无措 。这和李宝莉前一个场景里面的强势和控制欲呈现出鲜明的对比。顿时让我们对李宝莉改观，从强到弱的反差和对比，让观众开始建立移情。在李宝莉发现丈夫出轨后，万箭穿心地痛苦不能自已时，这种移情进一步增加。 当然，观众本身的道德价值观就多半不支持出轨。

• 李宝莉每次遭遇变故后，小景都要来出谋划策，顺便感慨一番。对于情节既有推动，又有一种意义上的概括和升华。小景给李宝莉出的第一个妙计，把老公拴住，直接导致影片上半部分的动力和故事脊椎。小景给李宝莉揭示万箭穿心的秘密，李宝莉不信命，发誓要撑起家，直接导致影片下半部的动力和故事脊椎。

• 上半部里，小景上门进行调解时，和李宝莉的对话，点出了李宝莉的身世，也间接解释了李宝莉婚姻不合的原因，对于影片的人物塑造，情节动力起到了关键性的揭示作用，可以说是一月照万川。

儿子 – 撑起影片后半部的负面力量
• 许多人诟病儿子的角色过于脸谱化，单一化。这里不免要多涂几笔。在小景上门调解的同一个场景里，儿子也表明了明确偏向父亲，讨厌母亲的态度，为后面的情节进行了伏笔和铺垫。

• 在后面的影片中，对于儿子的态度，进行了不厌其烦的反复展示，铺垫，并有了一个长达5分钟的闪回，用来渲染最终的母子冲突，就是要建立儿子反叛态度的合理性。

• 孩子害怕并疏远易怒暴躁的母亲，和爸爸亲是正常的状况。青春期的孩子易冲动，母亲长期不在身边，听由自己印象，想象，和奶奶的灌输，产生憎恨和背叛，其思维不成熟，归因偏颇单一，也是正常，无可厚非的。

万箭穿心过誉了，要栽就栽在人物塑造和叙事安排上，说白了就是导演估计没有真正读懂《万箭穿心》这本小说的核心内涵。

《万箭穿心》的核心是什么？是风水还是一个女人的艰难奋斗史？其实都不是。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小说,那我想先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李宝莉在本片一个小时以后的戏段里面几乎没有发过脾气，几乎成了个圣女样？——谁吼她她都不接招，见谁都热情笑嘻嘻的。

如果只是看电影的话，我想这个答案是无解的。而在小说里面，这一点几乎成了这本薄薄小说的核心。一个字“忍”，说再多一点，就是“还债”。

在小说中，马学武跳江自杀以后，李宝莉的妈妈只给了李宝莉一个字：忍。自后才有李宝莉贴心贴肺照顾一家老小的故事。在开始的时候李宝莉忍的内心并不平静，她说：“除了忍，又还有哪个字对我更有用呢？”

而屋里一家老小一家亲独独把她排斥在外她又发问：“要我怎么忍？” 店铺老板又告诉她：“有些人生来就是还债的，怄气想不开就会欠的更多。”才有了李宝莉后来的解脱：我不就是还债么？我还了就算了。

而在电影里，这些小的细节全都缺失了，在最后李宝莉搬家的时候还说：“我最对不起的就是小宝，他那小就没有了爸爸，我也没时间照顾他，我回来的时候就在想，别家的娃娃都疯啊笑啊，他心里就像是压了个石头，不像个伢。他如果能够像别的孩子一样高高兴兴，叫我做什么都可得啊。其实他要就紧他拿去，我哪个都不欠了。” 这个“欠”用在这里就好像说气话一样没有分量。小说中小宝与李宝莉吵完架她暗自神伤的时候对自己说的是“人生是有报应的。”这才有了后面李宝莉的解脱。电影仿佛把这样一个女性角色塑造的极有母性光芒：孩子怎么样她都算了，只要他高兴，就行了。这样显然是说不通的。

人都是有脾气的，宝莉这种骨子里面都像泼过辣椒水一样的人更是有脾气。所以叙事必须要讲出个因果来。你不给她一个改变的信条，仅仅是让她的行为上作出改变会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电影的前一个小时李宝莉做尽了“坏事”，但后一个小时又做尽了“好事”（坏事都让人家做了。）这种两极分化的安排实在是让人觉尽了假。小说起码还知道写些她进茶馆吵得周围人头昏的行为，让人微微生恶。电影里就让这女人软的像一只小绵羊，童话估计都不敢这样写。实在是让人揣摩不透的。

与小说差别最大的人物塑造大概就是小宝的奶奶（原作里面还有一个爷爷），小说里的两位老人恨李宝莉是入了骨，而电影里的奶奶却好像还有几些人情味儿。小宝的绝情不带一点迷茫和疑惑的成分，这就说明显然被“洗过脑”。我也生在单亲家庭，但是只有我妈带我。我妈脾气跟李宝莉差不多，都是得理不饶人的主，这些年来她的歇斯底里常常让我睡不着觉（还没出来读书的时候），但是母亲的努力我看在眼里。一面她精神性发作对我深深造成折磨的时候我真的没办法不厌恶这个女人，她的伟大也让我知道我对她的爱是不能打折扣的。往往这种爱呀恨呀是摇摆的，被暴打的时候心里恨死了她，但是好歹也有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时候。

影评人木卫二提到的小说《家变》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家变
》主要内容也是儿子对父亲从爱到恨到忘的一个过程。小说的高潮是儿子对孝道的批判：父亲骗人、欺负下等人、穷的没了骨气、懦弱怕事、一副穷酸样……用词之狠使得在小说刚刚面世的时候遭受到了狼虎一般的批判。但是在孝道的批判之后又是儿子自己的反思：是不是对父亲太过分了一点，他挺可怜的，我还是要对他好一点。人心是肉长的，好歹都受着社会伦理的桎梏，很难想象有谁能爱的毫无保留亦或者是恨的毫无余地，

而小宝对母亲的恨被表现得没有余地，这就必须是后天教育的结果。

那么，还有人味儿，懂得体谅的奶奶貌似是没法子教出恨妈恨到骨子里面的小孩的。小说里两老人带着头的孤立宝莉，孩子长大只跟爷奶亲也是有点道理的。然而小说也不是滴水不漏，小宝在哭诉的时候引了爷爷的话说原来觉得是爸爸对不起小宝，自己下岗不行了就跳江。如果爷爷奶奶真信这一点，定不会这样惨薄的对待宝莉。

不过，无论电影还是小说都没做好的一点就是对“狗改不了吃屎”这个道理的深刻领悟。无论李宝莉想的怎么样开，她那种市井的，令人厌恶的小家子气都不应该缺了断了。前面她知道跟服务员叫骂十八块的茶水，后面也该知道做事情斤斤计较。凡事都该有个连续性，不能好的东西“源远流长”，差的东西说没就没。拍接地气的东西就要把人拍得像个人，而人最human being的地方也就是他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我想，也就是对这一点的考量使得电影最后发不动车李宝莉骂着“婊子养的”下来推车的镜头如此动人也如此具有生命力了吧。

在中国，母亲往往被塑造成高大全的形象，有时候社会对母亲高大全的要求把母亲们也“教唆”成了只看得到自己身上“高大全”的部分，觉着自己担了天下所有的担子，却全然不理自己身上烂脾性对后代和周围人的伤害的人。这种潜在的声音在各类电影、小说、文艺节目不断回响，赚足了女性的眼泪。我和我妈曾一起去看过《大地震》，面对徐帆神一般的演技，编剧狗血的剧情，我妈眼泪哗哗的。事后我妈说我怎么那么冷漠一滴眼泪都不掉，我一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电影假的很，特技花了那么多钱做的还是那么假。”就把我妈气的在公车站跟我大吵起来。现在回想起来也是觉得好笑啊。望以后各位电视剧导演、电影导演要接手这类女性题材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尺度，更要主要断章取义要有度。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句话虽然难听但是一点儿都不假。忙着被刚强女性打动的逻辑都不要了之前，还是用这句话打个底儿，免得自己再造余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