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列车

　　昨日中午，在广安市广安区大安镇回龙村，45岁的张昌华正忙着修补漏雨的灶房。十多年来一直在广州一家制衣厂当车工的他，用粗大开裂的双手，一趟一趟把灰沙桶和砖瓦往楼上搬。“导演送了我《归途列车》的DVD碟片，我早就看过了。”张昌华说，“家里人都不看，尤其是我老婆，她说太伤心。”张妻陈素琴则称，让她伤心的是除了拍摄过程太辛苦，最主要的原因是，女儿和父母之间的隔阂太深了……

　　《归途列车》

　　内容提要：

　　《归途列车》被称为“中国春运纪录片”，讲述张昌华一家3年来春节期间返家探亲的历程。夫妇俩为了子女到广州打工，但女儿选择退学，离家成为新一代的打工妹，从广州的服装厂到深圳的夜店，一次次选择刺痛了父母的心。影片用镜头聚焦小人物命运，包括农民工在亲情与生计间的矛盾，客观完整地记录了中国普通农民工的境遇。

　　获奖情况：

　　在美国，《归途列车》荣获美国洛杉矶影评人十佳影片大奖、美国导演工会最佳纪录片提名奖、第83界奥斯卡奖纪录片奖提名等10多个奖项；在澳大利亚，《归途列车》获得亚太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大奖；在加拿大，《归途列车》荣获多伦多电影节年度十佳影片大奖、加拿大电影学院奖基尼奖最佳纪录片奖、维多利亚电影节最佳影片等10多项大奖；在欧洲，《归途列车》荣获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全球纪录片最高奖项“伊文思奖”。

　　打工家庭

　　担纲纪录片主角

　　2006年至2009年间，导演范立欣和他的团队拍摄完成纪录长片《归途列车》。如今，片长87分钟的《归途列车》在全球获大小奖项30多个。从今年春运开始，该片在国内热映。

　　张昌华说：“2006年，小范当时是中央电视台记者，他来我们厂拍电视片《开往春天的列车》时和我认识。我觉得小范待人和气，不摆架子把我当兄弟，后来他说要拍一部我一家人的纪录片，我就答应了。这个片子一拍就是3年，直到2009年春节才结束。”

　　昨日，范立欣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说：“老张和陈姐很朴实，从不提物质、金钱方面的要求，他们身上的故事也很多，十分符合我想通过一个农民工家庭的故事来反映改革开放30年的要求。跟拍他们3年时间，我们成了亲人般的朋友。”

　　张昌华家离一条乡村公路不远，也算得上山清水秀。“拍片子的那几年内，小范他们3次来到我家。”2008年春节，范立欣和他的团队带着十几箱器材，从广州火车站一路跟拍到广安大安镇回龙村8组。“他们4个大男人在我家，两人睡床两人打地铺。”张昌华岳母唐廷瑞老太太回忆，“他们和我们吃一锅饭，生活上一点也不讲究。”

　　此前的2007年夏天，范立欣团队到广安拍摄。“当时天气炎热，每到夜深人静时，我就打来井水，让他们在后边的小坝子里冲个凉。”张昌华回忆。

　　昨日，范立欣说，拍摄纪录片不同于故事片。“我们只能采用跟拍的方式，3年内我们拍了大约有300多个小时的海量素材，最后提取了生活中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片段。”

　　隔阂太深

　　母亲不想看影片

　　范立欣说，两年前，《归途列车》在加拿大完成后期制作后，他第一时间将DVD碟片送给张昌华。“我放在身边，有时会看看。但因为老婆坚决不看，我就没把碟片带回家，老人和孩子都没看过。”张昌华说。

　　“我不看这个的主要原因，是女儿和我们夫妻之间的隔阂太深了，至今都没有化解。我一看就想哭，干脆就不看。”陈素琴说。

　　范立欣介绍，在《归途列车》中有这样一组镜头：张昌华希望女儿继续读书，但女儿始终不听还动了粗口，于是父女俩打架。女儿在和父亲的对打中对着镜头大喊：“拍吧！拍吧！你们不是要真实吗？现在你们看到了，这才是真正的我！”

　　“这场冲突来得很突然。当双方扭打在一起时，摄像师孙少光正巧站在门口拍摄，把我堵在了外面。很多观众告诉我，他们看到这里很震撼。在欧洲放映时，一个片商看完样片，第一个反应是告诉我说：他现在要马上给女儿打电话，因为很久没回家了。”

　　张昌华和小他1岁的陈素琴于1989年结婚，次年夏天生下张琴。“女儿一岁多的那年冬天，我南下广州，和她爸爸一起进制衣厂打工，从此很少回家。4年后儿子出生，姐弟俩是外公外婆带大的。”

　　2008年夏天，读完高一的张琴辍学到外地打工。“这些年她多次回家，但从来都是我们离开她才回来，包括今年春节。前几天她打电话给她外婆，说是要等春节后才回来。”陈素琴抹着眼泪告诉记者，“现在她不给我们打电话，招呼我们用的是‘你、我、他’。我们甚至不知道她在哪里，在干些什么。”

　　在陈素琴的记忆里，女儿最后一次喊她“妈妈”，是2008年春节从广州回老家时。“当时放寒假她来广州，随后我们一家三口回家过年。在广州火车站，因为南方冰雪天气，40万人挤在车站。挤车时她和八九个女孩突然倒地，幸亏十几个保安上来围成一圈把她们拉起来。我冲过去攥住她的手，她喊了一声妈妈，把我拉得紧紧的。”

　　外婆唐廷瑞说：“孩子很好的，在外边打工每个月都要寄几百一千元回家。就是脾气太犟了，总是说父母没关心她。”

　　今年17岁的张洋已放寒假回家，男孩沉默寡言。言及姐姐，男孩眼眶发红，说姐姐很关心他，每次回家都要给他买衣服，还请他吃火锅。

　　“她来广安找弟弟，直接去学校门口等，从不给我们打电话，吃火锅也不叫上我们。”母亲陈素琴说。

　　范立欣说，老张为孩子摆脱父辈的命运勾画了一条路：希望孩子上大学，到城里工作。恰恰因为夫妇俩常年在外打工，造成他们与女儿之间的关系非常生疏，双方的隔阂很深。其实这是现代农民工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他们为了生计不得不做出牺牲。

　　提前回家

　　修整灶房迎春节

　　2011年12月26日，张昌华乘火车从广州回到老家。“这是我外出打工22年来回家最早的一次。”张昌华说，“灶房只有一层又没盖瓦，经常漏雨，我只好提前回来修整一下。”张昌华所说的修整，也要花3万元。“今年打工收入有3万元，老婆这几年在家陪儿子读书，租房加生活费，每年都在两万元出头。修补房子的钱只有靠往年的积蓄。”

　　2009年春节，陈素琴回到老家后再没外出。“儿子当年读初三，再不能让他对我们有隔阂了。我回家陪读，他也很争气，考上了广安的重点中学，应该能考上大学。”

　　“今天是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家里过年的东西也置办得差不多了。但一想到女儿不回来，我的心总是隐隐作痛。”张昌华说，“这些年在外边打工，和孩子聚少离多，想来真是对不起他们啊。”

　　在场帮工的全是张家的邻居，他们开玩笑说：“你演的那个电影现在全国全世界都在放，你也算得上是国际名人了，今后的日子应该很好过嘛。”张昌华却满脸惆怅：“啥子名人哟，别个小范拍的是纪录片，我们讲好了是没有报酬的。再说了，钱再多又能怎样嘛，关键是一家人要幸福和睦。”

　　昨日，范立欣介绍，拍片过程他们没有支付张家人报酬。“虽然他们也的确没有提要求，但我目前正在想办法帮助他们。”范立欣说，“最近国内这部片子上映了，我们通过卖海报筹了一些钱，大概有1万多元，我打算送给张家，资助张洋读书。”

　　“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小范的钱。今后张洋考上大学，我又要去广州打工，给他挣学费。”陈素琴说，“我这几年每到暑假都要去广州，在制衣厂里做临时工。现在年纪大了，眼睛不好使，穿针都很吃力，到时只能给张哥打下手，挣一个是一个了。”
——2012年01月17日腾讯新闻

导演说，当初决定拍这个电影，是因为当CCTV记者的时候去四川一个偏远山村采访，完了之后坐2个小时飞机就到了北京，台里派车来接，在车接近3环、4环的时候，当那些霓虹扑面而来之时，有一种负罪感。
他说：从贫乏到繁华，对于我而言，2个小时就可以跨越，然而对于我的采访对象而言，他们得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实现？！
所以接下来他花了3年时间拍这部片子。这是他的处女作，成功的处女作。因为作为一个观众，在看这部片子的过程中，也被一种道德上的不安骚扰，直至两天后的今晚，仍然无法释然，才不得不把它写出来。
当看到张家夫妻在低矮、拥挤、杂乱的工厂里，像台高速运转的机器一样给衣服压边、缝口袋时，出现在我脑子里的是，我身上的衣服是否出自这样的人之手？

是否来自这种非人性的、机械化的劳作？顿时觉得浑身不舒服，穿着MADE IN CHINA的衣服，深感不安。
作为第一代农民工，他们有着中国农民特有的勤劳和惊人的忍耐能力。他们可以忍受嘈杂、拥挤、混乱、空气不流通的工作环境，也可以忍受一天十几个小时高速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还可以忍受住在潮湿、狭小阴暗的房间，甚至可以忍受长期与父母子女分离。
这种反人性的行为只有一个目的：挣钱。这种挣钱以未来更好的生活为目的，并且这生活还不是他们，而是下一代。也就是中国父母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切为了孩子好。
但那些孩子们不是机器，不是插上电就能按照既有程序运转的机器，而是人。你拼死拼活挣钱给他们花，你每年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从广州挤回家过年只为见她一面，你每次在电话中千叮咛万嘱咐……统统没用。
这正是这部电影另外一个伟大之处，它表现出了农民工的绝望处境。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他们用自己的毫无选择给下一代创造一个选择的机会，然而现实是，下一代只会重蹈他们的覆辙。
这才是最绝望，也最沉重的地方。然而这种绝望却以惯常的青春期的反叛表现出来。当张家女儿与父亲发生激烈冲突，当女儿反抗父亲，父亲盛怒之下甩女儿巴掌时，整个影片陷入一种彻底绝望的境地。
老实人没有好报，勤劳也没有好报，隐忍也没有好结果。张家夫妻也将这一切又接受了下来。他们接受苦难，然后又遭受了另一种苦难，他们居然又接纳了下来！这到底是巨大的忍耐力，还是麻木和无知？
不仅这种生活反人性，这种忍耐也是反人性的。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与父母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不再像父母那样无条件的忍耐，他们不喜欢了可以换一份工作，尽管并不会有多大变化。他们还会罢工，与资本家谈判，以期增加工资。他们不安分，有时会闹点事。他们也更自我，追求可能的享受。
但他们仍然不属于城市。他们买不起昂贵的房子，他们的孩子没有城市户口上不了学，他们最终或者回到乡村，或者走上父母的老路：为了孩子将自己当做牛马。
你所看到的变化，可怜得微不足道，最终却是循环。青春期的反叛注定只有短短几年时间，最终仍然踏上跟父母一样的道路。
唯一改变可能性还是那条自古有之的老路：读书。只有考上大学才有进入城市的可能，尽管这条路也越来越难走。
看着这些在命运面前挣扎的人，如何没有负罪感？同样的人，同样的生命，凭什么有这样的差别？这部电影成功地将导演的不安传达给了观众，导演的不安生成了这部电影，观众的不安呢？能去怎么做？

我有2个姑姑，在16岁左右的时候就去广州的鞋厂打工了。最小的姑姑出去的时候个子不到1.55m。出门的钱是借的，用光所有的钱买了几斤苹果就扒上火车。到了广州，先去投奔她姐（也就是我五姑）。去员工宿舍，没有床位，就坐在板凳上，看着其它姐姐睡着第二天上班走了，才去五姑的铺上睡一下。她们的床下面是砖头砌的：几列砖头上搭一条长木板，所有的姐妹都睡在上面。谁要是不小心翻身什么的，全部人都会被摔下床。
第一次去鞋厂工作，就是给鞋上漆。这些皮鞋都是为外国人做的，所以鞋子非常大。鞋子需要一个铁托撑着，对于小姑姑来说，很重很重。第一天上完班，整个脸都肿了，因为漆毒害太深。
第一年存了1000块钱，寄了800回老家来给爷爷奶奶。

这些都是我读高中的时候小姑姑给我说的。而那一年的春运，她是站着从广州到贵州的。一边站，一边背着身上的行李，双手各牵一个小孩（有一个是工友的），双腿全部站肿。等到了老家，她开心的招呼大家，因为她以便宜的价格从厂里买了鞋给大家。鞋子一一掏出来以后，行李全部空了，她什么关于自己的行李都没带。

今年，2016年，小姑姑才37岁，比这部纪录片的张昌华年纪还小，但是已经打工20多年了。她每一年都说，明年做完就不去了。可是一年一年过去了，她还是继续去广州，泉州等等地方打工。而她只是万千打工仔的其中一个，而且也是我们家出去打工的其中一个。

看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我一直在流泪。因为主人公的生活环境就和我奶奶家的一模一样。我两个堂弟就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亲为了赚钱，还去了非洲打工。但是教育不了孩子，因为自己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只知道要让你好好读书。可是留守在家里的孩子，不知道读书的重要性，也不知道读书的乐趣，更没有读书的环境，怎么可能好好读书，只想着出来赚钱而已。

看这部片子，我真的很理解陈素琴和张昌华作为父母的内心，我也很心痛张琴后来的发展。后来我在网上搜了一下，直到现在张琴都没有和父母联系，父母不知道她在哪里工作，电话号码。张琴最开始是在广州打工，其中有一段她和姐妹们关于她们工头的对话。这些打工的小女孩很容易被这些工头骗身。而影片的结尾，我们看到张琴去了夜场卖酒。自以为是的成熟和自由，我的内心很堵。

读了大学以后，身边的朋友还有很多学弟学妹的家庭环境都很不错，至少相比我曾经看到的家庭情况而言。手机一定要最新款，顿顿吃大餐，没事就可以出国旅游一番。所以很多关于贫穷的现象和话题，是真的想象不到的。
可能有的人会问：为什么非要坐火车，为什么不坐飞机？回答：因为没钱。有的人真的穷到没钱买机票或者不舍得买机票，这个机票钱可能是她们一个月的饭钱，
可能有的人会问：为什么不提前订票？要临近了当然订不到。回答：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私人老板放你走。等到你知道放假时间的时候，你也没有时间去买票。她们都不会用网络，只能去火车站。但是每天上班是从早上7点到半夜12点，一个月休息半天，怎么买？
可能有的人会问：为什么站票都要买？回答：没有其它交通方式回家。不过现在有了，很多人骑摩托车。
可能有的人会问：为什么非要回家？回答：因为好几年都没有回家。回家有父母和孩子。工作一年就为了这个时刻。
其实还有等等很多的问题，我都没有办法回答的很有说服力，是因为问出这些问题的人没有经历过，无法想象和理解，所以答案也无法说服对方。

来成都将近10年，我每年春节都回家。有坐票有站票。其实坐票和站票是一样的，因为每一个空间都堆满了人和行李。座位和座位之间，整个车厢的走廊，厕所，洗漱台都是人，甚至你的座位底下都躺着人。每次坐到这种火车，我都会恶狠狠的发誓：我他妈的再也不坐火车了。但是下一次还是继续。我以前还会给其它人讲讲我小时候的环境恶劣，后来觉得和很多人比，简直太幸福了。

堂弟今年上大学了，全家逼着他复读了一次才考上的。之前他就想出去打工，现在即便考上了，第一学期就挂了几科，他想要以后出来修车（他的专业是和医学相关的）。问他为什么，他说：“你看姐姐（就是指我），读了研究生出来还不是没找工作。”对不起，我做了不好的示范。
我现在无法给他说很多道理，让他好好学习，因为在他而言，读书就是为了工作，为什么不现在开始赚钱。大家都批判中国的教育，确实有很多毛病，但确实也是我们这种人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我想，堂弟真的只有当自己吃了没读书的亏，想让小孩不要再重蹈覆辙的时候，可能他才会懂：他爸现在瘦成一个皮包骨是为了什么。

在小柯博客上看到的电影归途列车，一直很想看，近来找到，看的时候，基本上是一路压着眼泪，有熟稔的场景，有辛酸的凄凉，有身临其境的感怀，有无处申诉的痛楚，有折返不了的怀旧，到最后实在忍不住，干脆哭了一场，然后冲了个脸，生活又像每日凌晨初生的太阳，什麽事也没有发生一般。

“我以为发现了问题所在，可我并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无力回天的感觉便是如此，譬如农村孩子的教育，豆瓣上有“父母皆祸害”小组，我以前也把问题孩子的责任推在父母身上，现在觉得还不一定，父母是直接原因，但他们自己也正是受害者，深层的原因可能正在这个文化体制，以及教育制度上，举个例子，农村父母的无奈是要赚钱养育孩子，他们每年大规模迁徙的目的是期盼自己与下一代的生活过得好一些，他们以过来人的口吻，老生常谈地告诉孩子，要好好学习，才能跳出农们。事实也是，读书并非让孩子在城市生活的唯一途径，但在选择有限的情况下，读书可能就是最佳途径。我有个当年的玩伴，近年来，他靠在城里包接水电工活计，混得风生水起，但是合工大学生宿舍的马桶漏水，他可以马上派人去维修，但不是第一次做马桶的时候便用最好的材料，而是故意要让它存在隐患。选择多了之后，同时水涨船高的还有心眼和算计。

孩子又因为没有父母在身边，有心事无处诉说，加上有些从小会背负沉重的体力劳动，稍有机会，逃离劳作，他们便会用腿投票，相比困兽一般被锁在学校与村子田地，一刀刀切着喂猪的野菜，电影中叫琴的女孩有句话说“自由就是快乐”，打工艰辛，但可以有凭劳动所得的收入，可以相对自由地支配，可以去烫个时兴的发型，这就是莫大的幸福了。至于在农村，孩子心理若是得不到有效疏导，被人顺手一指，他们往往便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与父母争吵之后的琴，独身来到深圳，做了酒吧服务员，那里群魔起舞，乱象丛生，她以后命运会如何，便不得而知。

不妨拾取电影中的几个片段。首先，自始至终，父母与子女都存在严重的沟通障碍，比如父母回家时最为关心孩子的是成绩，他母亲找叫“龙”的儿子要成绩单，便说儿子的成绩倒退了，以前是第三，现在是第五。中国父母普遍的问题在于大多要孩子拿第一，不是第一的，就算没努力，甚至就算倒退，但一个班只有一个第一，第一下面的孩子，日子大多都不怎么好过，不是被父母批评，就是被学校遗忘，或者作为互文的两者，兼而有之。甚至考第一的孩子也未必好过，据我观察，有不少父母的做法是，给考了第一的孩子一个奖励，譬如许诺给ta买什么东西，甚至有直接像做买卖交易一样给予孩子钱财，这样做并非鼓励孩子自主学习，而是有目的地引诱，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很多事并没有可见的“收获”，尤其是理想，爱好，精神等虚无缥缈的东西，那么如果一旦看不到这些有形收益，孩子学习与培养的动力也便可能丢失。

孩子们并不需要过早沾染大人们斤斤计较的契约约束，相反他们更需要在这个并不美好的社会培养兴趣，看到光明与希望，这些希望有一天他们可能会发现只是从人造手电筒发出的，但如龙应台儿子对她的疑问那般，“我才十七岁，不要教我那么多黑暗好不好…我才十七岁，我总得相信些什么吧”。如果可以说人不痴情妄少年，那么也可以将痴情换作天真，纯真，无知，等，到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并不需要拔苗助长。让童年属于玩耍，便是要让成绩差也有存在的理由。

我妹以前天真，父母试图用自己的阅历来约束她，我觉得该放开，便劝说家人，让她出去走一趟，她回来俨然又变了个人，她自己也说这一行让她比以前知道了很多，至于到底有没有知道多少我又不得而知，至少她自己认为有收获，她也哭过，而有收获就一定就伴随有成长，眼泪也在某种程度上正好契合成长。眼界往往不是父辈们苦口婆心便能传输的，而是非得经过自己身临其境的一番体验才行。至于父母对于子女为什么有种种期许，恰恰是因为父母深知没有知识给自己带来的痛苦，无论是租住毛坯房，还是没有起早贪黑的忙碌，还是挤进火柴盒一般的车厢。我之前工作的小镇，工厂里有大量的四川民工，没事我就去车间找他们聊天，大热天，他们说自己睡不好，房间蒸笼一般，加上工业污水严重，绕着小镇的河水乌七八黑，蚊虫乱生，若是不用蚊帐，蚊子肆虐，但用蚊帐小电风扇的风便又被挡去了一半。逼仄的空间，转不开腰身的房子关起门来就活像一个密不透风的大暖袋。我们村里有位老人以前常说的一个笑话是，他早年跟某某一起进城，不知道厕所在哪，内急就找了个相对隐蔽的地方，正小解，被红袖章逮了个正着，抖抖嗦嗦的没尿成，还被罚了几十块钱。在多数农村父母的眼里，学习好就约等于以后可以进城生活，再推论就约等于可以在城里找个好工作，可以住上大房子。当然这些推论过程严重约等不了，那么父母是从哪里得来这些观点的？

这大概就要归结为父母自身的教育不足以及社会分配不公给他们造成的心理错觉上了。农村父母毕竟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少，他们朴素的脑子里对于孩子日后的前途，并没有太多的选项，除了弯腰刨地，自己深受打工之苦，便不愿意孩子也像自己一样加班到晚上九十点，本来强健的体魄在日日劳作中严重耗损。他们在试图为孩子规避着这些痛苦，于是若能看到某某人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日后将父母接在身边，便容易以此为榜样，用它作为孩子的励志梦想。

不过随着如今出路的增多，以及现实中大学生找工作的压力，有些父母又走上另一条极端，便是不再逼着孩子上学，而是放手随便，你上学也好，不上也罢，辍学了便赶着他们出去打工，毕竟眼前有利可图，到手的是红绿绿的毛票子，我们村里就有不少这样的父母，譬如我有个叔叔，他家儿子每个月在义乌会有多少收入，他说起来骄傲的神情便难以言表，随后还也会鼓动其他人，“你还不叫你家孩子出去打工，上学有什么用，现在大学生反正找不到工作”。

再看电影中一个冲突达到极点的桥段，就是琴的父亲因为琴自称“老子”，气不过，与琴大打出手，扇了她的耳光，将她打趴在地下。看这段，我撕心裂肺，问题远远不止在父母的教育，而更多可能是父母与孩子交往时心理埋藏的地位等级（这个词说来沉重，但我想想还是用了它），在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中，父父子子的权力结构，那是不能乱了顺序的。父母可以骂孩子，但孩子却不能口出狂言数落父母，即便父母是错的，否则就是忤逆，这个罪名很可以大到将人判刑，像卡夫卡有篇小说那样，父亲要儿子去跳河，儿子二话没说，居然真就去了！前些年村里听到一家孩子将父母告上法庭，三五成群的大妈大叔聚在一起，便会暗骂世风不古，子女不孝。但是孝道的前提同样是建立在平等对待的基础上，孝道更是个民主的过程，有父母小时候虐待孩子的，孩子长大，父母老了，躺在床上动不了，他便冷暴力以回复。发展到极端，像天生杀人狂里的例子，不堪折磨的女儿干脆伙同恋人将父母碎尸万段，这类报道在现实中也屡见不鲜。问题便在于这种自高自大的文化体系下，父母的作风威严，孩子的谩骂便是对他们威权的挑战。“老子“那是只有父母才能跟孩子说的话，除非是“反了，你”！

初中时有个同学，他说话便喜欢带口头禅，那种惯性的骂娘满嘴乱飘，我们私下里便会在心里琢磨，他在家里会不会也这样跟他的父母说话。说白了，这种”父父子子“的观念根深蒂固，每个中国人大概都有感悟。我记得我有一次顶撞父亲，那是我与父亲发生碰撞最为激烈的一次，他以付不起学费为由，含沙射影，要让我退学，我那会好像是高三，一下子来劲，把身上穿的那件衬衫一撕，上面的纽扣瞬间四处飞迸，我不愿意，不想把这些年的汗水白白浪费，便跟他吹鼻子瞪眼，要不是前面太太辈的赶来劝阻，我险些要跟他动起手脚。但后来我并不觉得自己做得对，而是为此谴责自己很长时间。

正是文化的这坛酱缸需要改变，或者至少可以说应该修正，才能顺带纠正父母的观念，他们不大会沟通的教育方式，他们内敛隐忍的情感与行为。打工为孩子，孩子却并不希望父母都出门打工，这绝非一个不能解决的悖论。既然出发点都是好的，为什么父母的愿景总与孩子达不成一致？我想我们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心理辅导机制，我们的教育是在灌输观念，却不怎么反省观念本身正确与否。就好象中国人养儿送终，为父独尊的理念，一杆子打死本身就有有待商榷的地方。

另一个让我觉得很无力的地方正在于文化观念的改变绝非一朝一夕，它是个系统工程，需要立足当前，通过教育才能大规模修正。而且这个过程可能并不会短，那些受转型期影响的人们，势必又会伤痕累累。

而我们的教育在干什么？它会叫人应试，甚至有些人，连这种受教育的机会都被剥脱，这几天报道的北京民工子弟学校陆续被拆除，叫停，（报道在此：http://vnetcj.jrj.com.cn/2011/08/16015210745551.shtml）， 多出来那么的孩子该如何安置，民办学校层次不齐，设施落后，手续繁杂，公办学校需要各种证明，这无疑又是给开后门，找关系留了条正当的腐败之路。再提一个教育问题的例子，是我姐姐的两个孩子，她们在集镇上上幼儿园，幼儿园分大小班，共计五十人左右，但只有一名老师，这位老师没上过什么正规的师范，也没有过什么正规的幼师经历，但她是当地教育局的亲戚。她的证明都是当地教育局颁发并认可的。

奥威尔（？）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这样，要是想治理好一个国家，最好的办法是让它的民众尽量处于蒙昧状态，他们一旦觉醒，或者接触到外面的新鲜思想，便会用来对比自己身处的世界。毕竟好与不好正是对比出来的，若是没有了对比对象，便没有了批评或好坏的维度。我老是觉得，国家教育投入不足，是有意的，它便不想让人们知道得太多。像这日益封闭的互联网，像要把人重新闷死的铁屋子。

当然，我非常希望这仅仅是我的小人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