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回廊

一开始，影片就自动剧透，告诉观众谁是凶手。张显宗杀害了他的亲生父母，还主动上媒体寻找“失踪”的双亲，制造假象扰乱警方侦查。他伙同唐文奇将父母的尸体剁碎，分成小块逐步抛弃，还将父母的头颅藏在冰箱里。

张显宗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香港没有死刑，但无期徒刑应该是逃不掉了。加上受害者是他的亲生父母，“逆子杀亲”立刻引来了民众的大量关注。冷血、反社会、不具备正常人的同理心，连张显宗自己都希望能成为下一个希特勒。

张显宗也有杀害父母的动机。从国外留学回来后一直找不到满意工作的他，炒股又亏了钱。父母把赠予他和哥哥名下的一套房子，要求去掉他的名字，只写哥哥的名字。加上从小他个子就矮小，成绩也不如哥哥，父母又对他的学习生活严格管控，让他对父母有诸多不满。留学时遭遇了歧视和霸凌，回到香港事业发展又是一团糟，让他对社会充满了愤怒。

张显宗是在一次面试中认识同伙唐文奇的。当时唐文奇匆匆忙忙赶来，满头大汗一身酸臭，被汗水打湿的头发一缕缕黏在他肥胖的脑门上。其他面试者看到他，都皱着眉头掩着鼻子走开了，只有张显宗和他搭话。

当面试终于轮到张显宗，工作人员把他拦下了，让另外一个面试者先进去了。被怠慢的张显宗当场发难，一边向其他面试者大声宣告有内定，一边把资料表扔在工作人员面前。唐文奇也被他鼓舞了，兴高采烈的扔下资料表跟着他跑了出去。

从此唐文奇成了张显宗的小跟班，夸他留过洋英文好，聪明有想法。而唐文奇总是说自己一事无成，被女朋友甩了还烧炭自杀过。他长的胖，家庭条件差，身边连个朋友都没有。

庭审开始了，控方和辩方代表张显宗和唐文奇的两位大律师，三人就案件进行了基本的陈述。似乎看起来并没有意外，反社会又高智商的张显宗符合这起案件主犯的所有特征和动机。因为被父母夺走了房子，他对二老起了杀心。于是蛊惑老实懦弱的唐文奇帮忙，在唐文奇的家里杀了他们。

为了躲避法律的制裁，张显宗早就计划好了如何分尸，如何弃尸，最后如何对外做一场大龙凤让大家都以为他父母是去内地探亲的时候失踪了。在这个过程中，唐文奇是被利用的傻子。过于崇拜张显宗的他，虽然吓得睡不着，但还是一步步帮助张显宗完成了从杀人到分尸以及弃尸的过程，甚至还把对方父母两个暂时还处理不掉的头颅藏在自家冰箱里。

疑点出现在庭审中张显宗和唐文奇不同的供述中。

据张显宗所说，他们计划好把自己父母骗到唐文奇家中后，谁靠近其中一方，就由谁动手。当时唐文奇靠近张显宗的母亲，张显宗靠近自己的父亲，所以按计划他们杀了两个人。但打斗中，唐文奇误伤了张显宗大腿一刀，导致张显宗不得不在杀人后立刻离开凶案现场，打车去了附近的医院就医。

张显宗走后，唐文奇按他们的计划分尸。他屡次打电话给张显宗，说尸块太大了，切不动等等。但不管怎么说，最后他还是完成了这个任务。

可是在唐文奇口中案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说自己并不知道张显宗有弑亲的计划，只是因为对方是自己的好友，所以有自己家的钥匙。案发当天他和平常一样回家，打开门突然看到家里躺着两具血淋淋的尸体，而张显宗浑身是血拿着刀恶狠狠看着他。

唐文奇说他进门前张显宗大腿已经受伤，是因为在犯案过程中被其父反抗的时候扎伤的。看到唐文奇回来，张显宗把他准备好的分尸工具和计划交代给唐文奇，并威胁对方，因为凶案发生在他家里，他已经脱不了干系了。与其要坐牢，不如帮他毁尸灭迹。然后，张显宗自己打车去了医院处理伤口。

接下来的说法，他们两人是基本一致的。唐文奇胆战心惊的完成了碎尸过程，但每晚都做噩梦，又不敢告诉别人。一直到张显宗自己把罪行告诉了表姐，警察找上门来。

唐文奇在法庭上的供述和他在警局的时候不同，按唐文奇律师的说法，当时他被非法逼供了。的确，警察审问他的时间长达41个小时，远超正常审讯时间。

然而，控方和第一被告的律师，都看出了唐文奇想要做脱罪辩护。所以，法庭上的形式变成了二打一。控方和第一被告张显宗的律师渐渐发现，从犯唐文奇并不简单，也许他才是本案的主谋，而不是看上去更有动机的张显宗。

因为在唐文奇的供述中疑点重重。

张显宗的确在案发现场只待了十分钟，且不论他是否能一人杀死两个成年人。十分钟后，他离开案发现场赶往医院，出租车司机和医院的摄像头等都证实了他的离开。那么，唐文奇真的那么蠢笨，独自一人在家中心甘情愿的完成了碎尸任务？

碎尸需要的工具，都是他们事先一起购买的，超市的闭路电视和店主都证明了这点。但唐文奇说，有些是张显宗欺骗他说要叫爸妈来吃饭，切牛排用的。有些虽然是他独自购买的，但只是作为家里正常生活用品而已，包括大量的空气清醒剂。也就是说，他强调并没有参与凶案的谋划。

对于警方调出来的他们之间的对话记录，唐文奇宣称因为张显宗可以自由进出自己的家，而他的电脑是没有密码的，所以他不知道这段对话。控方和张显宗的律师就证据继续询问的话，他就说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

唐文奇的律师提供了一年多前因为失恋而烧炭自杀后，他的记忆力受损的证明。所以每当另外两位律师逼问的紧一些，唐文奇就大叫着“我没杀人，你们要冤枉我就冤枉我吧”哭闹起来。可是，提到在警局被警察审问，唐文奇却记得当时对话的细节。并且能手舞足蹈的将警察的神态淋漓尽致的表演给陪审员看，以证明自己是如何被逼供的。

也就是说，所有对唐文奇脱罪有利的信息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对他不利的信息就抱着脑袋装傻充愣。在一旁全程围观唐文奇表演的张显宗，此时才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

被父母夺去了房子后张显宗和唐文奇说，觉得活着没意思，想自杀。唐文奇却说，既然要自杀，不如去杀人。把对不起他的父母杀了当练习，然后北上去找几个妓女。一边干她们，一边头脑中计划如何把她们杀了，岂不比自杀痛快。

所以谁才是真正的反社会呢？

张显宗是典型的自恋型人格。此人格的重要特征是过度的自我重要感，并常常伴随着自卑的阵发性内在感受。他们会不断检查别人对自己的印象如何，对批评和质疑不问对错的表现出愤怒。因为他们内在的自我质疑导致的自卑，甚至在别人并没有批评他们的情况下，或者并没有针对他们表达什么的情况下，都可能让他们感受到自恋受损而强烈需要证明自己的时刻。

这类情况在生活中也常常出现，我相信读者们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微信群聊，一位群友如果分享了自己旅游的照片，有可能就会招致其他群友的源自自恋破损的嘲讽。“旅游纯粹浪费时间”、或“这个地方不值得去，我去过哪里哪里”，这类话一般都可能源自于发言人内在自卑作祟。

所以，自恋型人格的人也会通过贬损他人寻找自尊。张显宗去面试三级片主演的工作时，他一开始就将市场上其他三级片演员做了一番踩踏，认为他们都不懂如何表演。当导演被他的言论吸引，并正式让他参演自己的作品时，张显宗却原形毕露。面对赤身裸体的女演员，他甚至不敢正视对方，完全不象之前他表述的性经验丰富。最后，只能提起裤子落荒而逃。

自恋型的人情况越严重，他们的人际关系建立就越困难。因为他们总是审查着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是否更偏爱自己，但又很难给予别人同等的关爱。在恋爱中也是如此，他们更多需要从爱人的眼中看到自己的优秀，甚至这种需求超过对得到关心的渴望。

可想而知，把张显宗看成了不起的大人物的唐文奇，才能走进他，也才能蛊惑他杀了自己父母。

自恋型人格的张显宗会夸大自己的天分，强调自己是独特的。在三级片面试现场大言不惭的标榜性能力，整天做着自己是希特勒的白日梦，都是源于此。并不是因为他真的和希特勒一样反社会，只是因为他觉得这样的自己才是最独特的。

张显宗的病态自恋会让他表现的和反社会一样冷酷无情，似乎从来都只关注自己。但，这只是自恋型人格的防御。因为从小被父母贬低，且自己也认为比不过哥哥和同龄人，认为的确自己低人一等，这种对自身的失望让他们产生了过度的自我张扬。

可是，自恋型的人依旧有丰沛的情感，并不是心理变态者。只是他们伪装的太深，以至于让他人很难辨识。只有亲近的人，张显宗的表姐，才会为他在法庭上辩白。

张显宗当然是有罪的，他的父母的确给予他太少的肯定和接纳，但罪不至死。而他对自己的罪行并不是坦然自若的，所以才会约表姐出来坦白。内心，他一直受着强烈的道德谴责。

按唐文奇的意思，张显宗应该把他哥哥也约到家里来杀害。但张显宗看到哥哥关心自己的脸，不忍下手了，和哥哥说改天再来。最后得知父母的遗嘱里写了自己的名字，支持他认为自己没做错的对父母的恨也瓦解了，只剩懊恼的嘶吼。

张显宗是有情感的，而唐文奇有吗？

唐文奇的辩护律师强调他蠢笨的外在，智商只有八十几，以及烧炭自杀被抢救回来后记忆力下降这些点作为辩护的关键。利用的，恰恰是人们的刻板印象。这样复杂的谋杀案怎么可能是一个智商才八十几的人能计划出来的呢？人们往往会那么想。警方也忽略了他家中的财会二级证书，一直到法庭宣判后，才发现了这份唐文奇自己完成的考卷。这是一个宣称一年多前已经记忆力受损的人能做到的事吗？

唐文奇本人非常擅长通过示弱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或引发他人同情，或激惹他人以产生利于自己的效果。因为，人们总是轻视各方面不如自己的人。同情也是一种居高临下，当我们面对比自己差的人时，优越感让人沉醉。唐文奇就是深谙这点，才能让身边的人进入他布下的天罗地网。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做了些什么。

在警局，他看出哪个警察更冲动更容易被挑衅，故意做出蠢笨的将咖啡倒在饭里拌着吃的样子，让对方不耐烦之下终于踢了他一脚。在法庭上，一旦对话走向不利于他的方向。他就冲着陪审团众人哭丧着脸大吼大叫，表现出自己正在被欺凌的无助样，博取了大多数陪审员对弱者的同情。

同样，唐文奇宣称别人都歧视他，所以让前女友给自己提供经济支持。前女友提出分手，他又在对方家门口守着不走，甚至不去上厕所到尿裤子的程度。哪怕对亲姐姐，他也说出如果你嫁人我就死了，让姐姐逐步成为自己控制的奴隶。

唐文奇很擅长捕捉到其他人的心理需求和可利用的弱点，这类人在人群中也不是少数，但也许并没有唐文奇那么极致，所以不容易被辨识。可能大家都遇到过被求助的情况，而有些求助很难拒绝。如果你是开车上班的，也许有同事提出能否搭你的车上下班，可提出的方式却是“家里只有我能送孩子去幼儿园，所以我实在没办法提早出门赶地铁”这类。在这类求助里，搬出了“孩子”等博取同情心的话术。不想让对方搭车的你，拒绝会付出额外的自我谴责和道德焦虑，往往他们就会成功。

面对专业人士，唐文奇的手段并没那么高明。可是香港的审判员制却让他钻了空子，因为随机抽取的审判员们有多少是法律专业人士，甚至有多少能理性判断而不是感情主导呢？当控方律师和第一被告的辩护律师不断戳破唐文奇的漏洞，带给陪审员们的印象却是他在被欺负。虽然唐文奇气喘吁吁的喊冤叫屈并不能反驳警方提供的证据，但陪审团最后还是全部投出了“无罪”票。

那么相应的，既然唐文奇是被一个“反社会”胁迫的无辜者，张显宗当然就成了陪审团心目中罪大恶极的那个。当然张显宗就算被判无期徒刑也不冤枉，但真相却永远成了谜。而更可怕的是，人们因为情感倾向做出的判断，可能放走的是一个冷血杀人犯。 唐文奇会不会实行他和张显宗说的针对妓女们的罪案，会不会有更多的受害者因为唐文奇的无罪释放而产生，影片没有给出答案，也无法给出答案。

想加入影心理读者群，请联系平台助理微信：xinliwanka，通关密码：我是读者。如果觉得我们的文章还有些趣味，或许还能给一些提点和帮助，欢迎点赞转发，或打赏支持主创。想跟进一步了解主创，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影心理。

最近，由翁子光监制、新晋导演何爵天执导的电影《正义回廊》成为了香港电影界的一大热话，上映至今票房已冲破千万港元，且呈现稳步上升的强劲势头。坊间好评不绝，对于一部有血腥暴力镜头的奇案三级片来说，如此成绩实属理想。

电影改编自2013年轰动一时的“大角咀弒亲凶杀案”，首被告周凯亮在大角咀海兴大厦一处单位内杀死父母，后联同次被告谢臻麒合力肢解尸体，两人同以谋杀罪名被起诉，结果陪审团以8：1的大比数裁定周凯亮罪名成立，判处终生监禁，谢臻麒谋杀罪名不成立，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判囚一年，因判决前已被拘留两年覆盖刑期，故当庭释放。

《正义回廊》是何爵天的首部长片。与香港大多数新锐导演都会选择相对安全保险的家庭题材为出道作不同，何爵天更在意的是作品是否充满话题性，能否在短时间内引发观众的强烈好奇心和广泛讨论。

选择大角咀弒亲凶杀案，一方面因为案件发生时间距离现今不远，观众可以在网络上查阅有关两位被告的视频片段，而且凶手骇人听闻的犯案手法、对双亲痛下杀手的冷血残忍引人侧目，周凯亮甚至在杀害双亲后还若无其事地报警求助，又高调接受传媒采访，发出寻亲呼吁。

另一方面，当年法庭和陪审团一致认为谢臻麒因智力问题无法主动参与谋杀，只能受制于智商达126的周“操纵”和“诬陷”。案情和判决背后的种种疑点，并由此延伸出对何谓“真相”、“正义”之思辨，都是编导希望借一度销声匿迹的奇案类型带出的值得深思的主题内容。

何爵天在香港演艺学院电视电影学院主修导演，毕业后曾涉足不同类型制作，如电影、广告、MV等，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林超贤的《激战》和《破风》。他在2016年拍摄香港电台剧集《狮子山下》时结识导演翁子光，之后便在后者的工作室担任副导演及编导等职位。由此可见，《正义回廊》深受翁子光《踏血寻梅》体察人物与环境之关系的社会派脉络影响。

《踏血寻梅》对香港奇案片的重大革新便在于创作者注入对社会低下层人物的深度关怀与信任。以往同类作品对事实及当事人毫不尊重、趾高气扬的猎奇剥削风气在《踏血寻梅》不复见，取而代之的是细细描绘“死者”王佳梅（春夏 饰）和“凶手”丁子聪（白只 饰）忧郁苦闷的日常，以及他们痛苦挣扎的心理活动，并从尝试重组案情的臧Sir（郭富城 饰）的连番发问牵扯出边缘人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孤独悲歌。

翁子光在《踏血寻梅》之前已经摄制述说社会底层青年成长历程的《明媚时光》和《援交少女》，“阶级差距”、“房屋问题”在翁子光的作品序列里始终占据一席之地。

翁子光接受港媒专访时曾透露， 上世纪80年代，他的父母用40万港元买下位于新界荃湾祈德尊新邨的500多呎（约46.45平方米）的住房单位，一屋只有两间房，却要容纳5个人居住。翁导说他嫲嫲的房间能看到美丽的海景，随着时间流逝，“我们在对岸看着青衣的楼一直起，它变得像上海黄浦江一带，好多楼，一直起，一直起”，最后起到连海（峡）景也不见了。

这让翁子光心生感慨，在商业运作主导、寸金尺土的香港地，“家”的概念轻易便会被影响与破坏。《踏血寻梅》里王佳梅写在墙上的一组混杂英文与数字的密码，指的就是“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一定程度也是他个人经历在其作品中的投射。翁子光电影中的底层人物大多住在狭窄逼仄的公屋和劏房，在他看来，香港公共屋邨的自给自足、秩序井然背后有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

劏房是一个被极度压缩的公共空间，可以说几乎没有私隐，如此压抑不安的生长或居住环境会对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是翁子光在作品中借由呈现“连打飞机都没地方”，令人難以呼吸的局促环境，从而对缺乏流动性、阶级固化的社会体制发出激烈控诉。

进一步说，如果说过去奇案片对于凶手/受害者的诠释是强行剥离社会性的“性格决定命运”，那么翁子光作品里则强调孕育人物成长的这片土地，以及对其内部结构与运作法则的观察和批判，即“环境决定命运”。在《正义回廊》里，张显宗对父母心生恨意的原因之一亦在于房产纠纷，箇中原因是不少香港人均将“上车”（拥有属于自己的物业）视为短暂人生的唯一目标。

不久前，《正义回廊》票房逼近一千万，作为主要投资人和监制的翁子光旋即在脸书上发了一篇感谢文，简单回顾了替《正》寻找投资的辛酸历程。从文中我们可以大概得知如今仍愿意为香港电影投放资源的投资者，他们对《正》的顾虑首先便是影片的主角都有谁？怎么回本？其次就是对主角残杀自己亲生父母的奇案三级片“能否过审？能赚钱吗？”从《正》在初始集资阶段遭遇的困境，翁子光以知名导演和编剧的身份四处奔走尚且如此，我们已可想象当时《踏血寻梅》的前期准备有多困难。

或许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光是投资“香港电影”便已面临亏本的巨大风险，而且还是一部放弃内地市场，仅在香港本地上映，带有血腥残忍场面的三级片，难免会令不少追求商业利益的投资者却步。

可能有不少人认为，以翁子光如今在内地和香港电影圈的知名度，随便拿出几百万应该不是问题吧。实际上，翁子光在文中也说明了自己本来是想趁楼市低迷给首付买层“纳米楼”作为在港的栖身之所，好让自己不用再跟父母挤在一间狭小的居室里，结果最后还是把这笔钱用在了支持新导演上面。

“纳米楼”（nano-flats）意指面积非常细小的住宅单位，虽然香港坊间多用215呎（约19.97平方米）作为纳米楼指标，而实际区间大概在“200多呎”范围游走。但是低于200呎（约18.58平方米）的住宅单位（私楼最细的“龙床盘”面积只得11.15平方米）比比皆是。简单比对一下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最低居住空间标准，中国台湾147呎（约13.66平方米）、英国398呎（约37平方米）、新加坡500呎（约46.45平方米）、日本269呎（约25平方米），香港可谓“细绝全球”。

言下之意，翁子光是押上置业首期（若按他在文中的话说，应该还有一部分是与编剧孙霏共同营运制作公司的积蓄）、美亚娱乐主席李国兴投资的部份费用（《踏血寻梅》也有美亚投资）、两位匿名贷款人、为人爽快的“K先生”（不少人猜是古天乐）的100万元，再加上香港电影发展基金的250万元资助，才有今天的《正义回廊》（制作总开支约1000万元）。

翁子光早在2018年就说过，面对香港居高不下的楼价，他也是没有买楼置业的条件。尽管在《踏血寻梅》的成功之前他已是两部卖座港片《僵尸》和《救火英雄》的编剧（但在香港编剧的待遇普遍不高），之后更自组工作室提携新导演新创作，北上发展，身兼编剧、制片人、监制多职。但是面对越发紧绷的创作氛围，连翁自己执导的新作，讲述港英时期四大探长叱咤一时的枭雄片《风再起时》何时能上映也还是个谜，谈何回本或赚钱？

再则翁导的作品风格本来就偏向奇情+写实主义的类型组合，多数投资者对该类题材无不报以万分谨慎的态度。往现实一点说，当年《踏血寻梅》虽然获奖无数，但在票房上是亏本的，也难怪翁导在文章开首就半开玩笑地说《正义回廊》上映两周的票房已经超过《踏血》的总票房（800万港元）。

疫情久未平息、电影业青黄不接、创作空间日益收窄等，这是如今香港电影（包括翁子光自己）正在面对的严峻现实与冲击。 但即便生存环境如此艰难，依旧还是有新导演愿意去尝试、开拓不同类型的电影制作，还是有不怕亏本的投资方愿意出钱出力。

我想强调的是，比起一再执着于港产片“死了没有”这种毫无意义的问题，创作者们该怎样在夹缝中求出路，将“消亡”的危机感和恐惧感转化为涅槃重生的机遇，理应更值得我们去思考与重视。

回到《正义回廊》，何爵天和三位编剧谭广源、叶伟平及梁永豪对弒亲案的审讯流程进行了戏剧层面的改写和虚构，如两位被告的姓名分别以张显宗（杨伟伦 饰）、唐文奇（麦沛东 饰）代替，真实事件中出现的相关人士、组织或团体名称均以假名或模糊化处理。尽管电影不乏对凶手杀人、肢解、弃尸过程有着血腥味极重的细致描述，但区别于过往奇案片穷尽煽情之能事，只顾贩卖色情暴力、宣泄官能快感，何爵天和编剧们显然拥有更大的野心。

他们试图在137分钟的影片时长里一并处理两名被告的家庭背景/人生经历/精神状态/犯案动机；检控官朱愛倫（周文健 饰）与两位被告的辩护律师吴冠峰（林海峰 饰）与游嘉莉（苏玉华 饰）在法庭之上的唇枪舌战、一般证人和专家证人的供词；警方的调查过程、取证手段；由9位成员组成的陪审团内部辩论过程；以及案件对三位不同领域的年轻人（记者、律师、警察）产生的影响。

可想而知，要求观众在两个多小时之内完全吸收并消化如此庞大的信息量堪比登天，而对于初出茅庐，雄心勃勃的导演和编剧来说，由于篇幅不足，以上题旨很多都只是开了个头，却没法深入。但是香港观众普遍就对此类“包罗万有”（每样都有一点，即意味着难以拍得深刻）的影视作品怀有好感，当遇到一些存在明显缺陷的叙事内容，他们总有办法以“刻意留白”、“不轻易判断”等理由为创作者辩护。

与此同时，导演为了提高庭审戏在视听层面的可看性，运用了很多剧场的表现手法（戏中几位主演，如杨伟伦、麦沛东、林海峰、苏玉华、朱柏谦等人都曾有出演香港舞台剧的资深经历，因而能够很快适应舞台式叙事手法），例如舞台剧中的“转台”技巧，让演员们突破单一固定的场景（法庭内部），随着被告/证人的供词穿梭于不同时空的情景，或旁观两名被告的行为和对话，或打破第四面墙直接与观众“交流”。

导演在聆讯过程还会利用一些光影、声效的特殊手法来表现隐藏在庭上问答互动背后的戏剧冲突，如剧情进行到张显宗表姐邵佩琼作供时，法庭内的灯光黯淡得像在教堂内告解，观众只能看到被告与证人的双瞳，画面更不时回溯到张在餐厅向邵坦白杀人罪行的瞬间。唐文奇自辩时，往往配上闪电及雷暴的音效，是否隐喻唐不可告人的内心挣扎？又如，当呈现主犯张显宗复杂的心理肖像时，导演让张显宗幻想“成为”偶像希特勒，他的家人、唐文奇则“化身”纳粹军官和士兵，用一口流利德语交谈的超现实片段为核心内容。

诚然，对于一些平时不太常看法庭戏的观众来说，上述为求达到特定叙事效果的戏剧手法的确值得他们赞不绝口，也有助于他们理解熟悉香港司法系统的运作逻辑。然而只要我们稍微回顾一下电影史，就会发现那批最为出色的法庭电影的共同特点均在于精彩绝伦的台词和对白。《正》在“陪审团商议”和“法庭辩论”部分参考的正是其中两位佼佼者：《十二怒汉》和《桃色血案》。

我敬佩新导演想要有所突破的创作激情，但是《正》在叙事手法上的所谓“创新”某程度而言只是为了掩饰对白的苍白肤浅。兴许导演太想借一件过去之事讽刺、影射近几年的种种荒谬（大部分香港新导演的通病），趁机表达港人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哪怕被指“抽水”（指桑骂槐）也在所不惜。于是人物不时会说出一些影射当下现实的“金句”，不仅明显与该人物在戏中所属的身份、身处的社会环境相悖，更是在间接削弱、甚至摧毁一部法律电影理应具备的严肃姿态。

若以此为出发点，《正》言语之间隐含的讥讽语气实际指向一种“代际矛盾”，而这也是控辩双方在法庭之上围绕着“法律诠释权”而制定的控罪/辩护策略、由此展开的激烈论争，道德和真相变得模糊，工具理性成为主导之外，引发观众通过持续的辩论思考“何谓公义”的陪审团内部构成隐含的深层意义。

导演将9名成员逐一划分为中老年大叔、师奶/青年、保守/激进、既得利益者/不相信制度、政治冷淡/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等四个类别。这种塑造人物群像的方法确实有助导演言简意赅地向观众传递“陪审团”之于香港法治的重要意义，透过学识渊博的年青一代如哲学系毕业生高思钧在质疑体制（能否彰显公义）、认真讨论案情之余，又不忘向在场其他成员（和观众）解释陪审团制度的由来，以及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则。“代际矛盾”因而在陪审团成员们对案情的一致专注中得到暂时性的和解。

话虽如此，陪审团的成员形象最后还是不免落入脸谱化的桎梏，光是从成员整体构成便能看出导演为了营造新老世代之间的戏剧冲突（及短暂和解），从而牺牲了个体自身的复杂性。这种情况还出现在滥用职权的便衣警、害怕承担责任的上司/怀有良知的年轻警员；不讲道德操守的报社总编/良心发现的网媒记者；视法律为上位游戏的知名大状/替弱势群体发声的新人律师。

就连第一被告张显宗也抵受不住陈腔滥调的“侵袭”。影片对张显宗的戏剧化处理实际上是放大了外界对他的各种猎奇窥视和想象：极度崇拜希特勒、对于性有着无限意淫，参加三级片试镜，却在性感美女的挑逗下窘态尽显，甚至连在法庭上与倒叙和闪回披露的弑亲原因：张的父母偏心、留学外国时多次遭黑人欺凌及歧视、张的物业被迫转交兄长以偿还债务，导演处理起来亦无非是突出其冷血猥琐的一面（不过片中提出的几种假设均无法充分解释张杀人的动机，这点我倒是欣赏的）。

至于讲述他进入职场面试碰壁（初识唐文奇）的部分，更加可以见到导演为了影射中港矛盾而忽视了人物的实际情况（张面试时的表现如何？能否胜任这份工作？）。要到影片最后一幕，被判决终生监禁的张显宗与兄长在监狱探访室的隔窗对话，这个角色的矛盾心理才真正凸显出来，可惜为时已晚。

英文片名“The Sparring Partner”，中文有拳击训练时的陪练员，证据确凿的张显宗显然就是那位上场比赛（杀人弃尸）的“拳手”，言下之意，故事的真正主角便落在了跟在他身旁的唐文奇身上：智商只有84的唐究竟只是一名人畜无害、整天挨揍的“陪练员”，定还是有份参与谋杀罪行的“搭档/同谋”？

这也是影片后半部分法庭和陪审团的辩论重心，导演和编剧们似乎倾向于认为唐文奇在庭审期间其实是装傻博取陪审团同情，然而除了张显宗的口供，并无更多直接证据能够证明唐确实有参与谋杀，同时警方不恰当的取证方式、唐的姐姐声泪俱下的“感人”供词，令整场审讯逐渐偏向有利于唐文奇脱罪的言论立场。

如果说《十二怒汉》是陪审团通过深入分析讨论案情为无辜人脱罪，极力避免冤狱的发生，当中隐含对司法制度的高度信任及其存在的必要性，那么《正义回廊》则走向与之相反的另一面：高思钧说出“冤狱比放过有罪的人更不公义”，更像是一句自我安慰、安慰观众的妥协话语（香港观众映后讨论的焦点还是在唐有没有参与谋杀），实际上是（创作者认为）本应接受惩罚的罪人无罪释放，一切只是因应“无罪推定”、“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及“精神障碍辩护”而采取的辩护策略。

所以《正》也包含如何“演场好戏”的后设元素，法庭之上真相与否并不重要，公义得不到彰显，唯一的“真实”或许只剩下历历在目的行凶过程，以及众人的“演技”。我想导演和编剧们应该更认同《桃色血案》传达的法律理念（两面性），不过限于篇幅，电影亦只能浅尝即止。

尽管《正义回廊》并不完美，充满导演和编剧为讨好观众不慎流露的机心，但面对创作空间越发收窄、影视作品同质化情况渐趋严重，香港电影更需要多元化，更需要这样一部摆脱偶像崇拜、个人主义包袱的精彩群像戏。今年下半年港产片集体经历了一次久违的口碑与票房双爆发，我衷心希望势头正猛的《正义回廊》也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本文首发于「虹膜」

社会写实片曾是中国香港的骄傲，尤其是奇案片，他们可以拍得很赤裸暴力，但可怕的是他们也能拍得像是整个社会的照妖镜。 在香港票房高达一点五亿票房的《正义回廊》不是最完美的犯罪电影，但电影中的灵光闪现与一拳到肉的批判有如回到港片最骄傲的年代。

后真相时代，是否真有正义容身的可能吗？ 编导以唐文奇这看起来很无辜又无助的嫌疑犯，说出了整部电影想编织蜘蛛网的野心，那像是迷宫也像是个人进退无着的意象。 有如卡夫卡的《城堡》，任何人进去只能被同化在体制里。 香港人的骨气，从《僵尸》、《智齿》到《正义回廊》，都充满了肉身降伏但灵魂不屈的声音。

无论你何时想到中国香港，你的感官都是冲撞的，甚至可以闻得到画面中的味道，包括感到拥挤的汗湿，以及天堂与地狱全压缩在一起的时空，人性在其中有如多汁又腐烂的果实，同时汗涔涔的又喷满名贵的香水，处处都蒸馏着人心。

如今想来，每个国家的犯罪片都有它的特殊美学，美国仿佛在无尽的公路循环着、日本是过度发展后的空洞寂寥，而韩国则追随着中国香港，发展出来溢满恶之气味与汁液的城市美学。

近期的《正义回廊》就是让人感到港片力道再回归的电影，继《智齿》的魔幻痛楚后，《正义回廊》则聪明地以不同视角让人感到身处「他人即地狱」的前排摇滚区。

片中每个人都投入在他人的目光之中，成为自己生命中的演员。 其中一场法庭戏，让正义如同秀服，穿得所有人忘乎所以，仿佛正义像虚荣的香水，到哪里都是为了它而亢奋的戏精。

这部片在中国香港本地市场像是一剂活血针，让观众重新回到戏院，上映一周后因为口碑而票房飙升，以资深影迷来看，的确是中国香港不再讨好更大市场，找回过往风采的作品。

导演何爵天虽是第一次执导长片，但相当大胆地打破第四面墙，将观众也拉进他的法庭戏里，同时很高明地让你看到犯罪者的幻想独白，或交错着时序地让你进入不同人的回忆里，这点反映着后现代的《真相》本来就是经过再造、加工的普普罐头。

它表面上在追索真相，但更深入地是想呈现这个无法相信什么的世界，很多人会将此片联想到经典名片《十二怒汉》，因为都有评审团的戏码，但相较于《十二怒汉》的想证人清白，《正义回廊》则是没有人确定看到的是真的，一百个口一百个真相，包括连观众本身看完都会怀疑自己的判断，或是下了字幕时，还在追索它最后留下的线索。 它以一个更非典型的开放结局混淆你，来呈现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长相。

导演的野心明显要缩影21世纪的真实，包括人人观望而噤声、表演性人格泛滥、原子化孤立处境，以及专业为了曝光而变质。 其中的律师在面对嫌疑人时充满精英的骄傲，与在法庭上为其辩论的态度成为同情者，审判完则流露赌徒心态，真相就是个赢家的游戏。

这部片是由翁子光（《踏血寻梅》）监制，何爵天之前是他的副导，在奇案的处理上，他们都关注在香港这片土地上近年都发生了什么事。 翁子光也是电影《僵尸》的编剧之一，可以看出他一直关注社会与个人的「变形记」，当你的经济价值消退时，将要如何定义自己？

无论是那岛、建筑物，还是个人这二十年都经历了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早醒来变成了虫子后如何自处，这也是今日世界的现实，小至个人大到国家都会一朝变形。

故事中很少人在意真相与正义，他们都仍处于一种片中提到的97年之后的状态——谁知道明天是如何，只能掌握此刻的充满投机。 对很多事无法当真，嫌犯活在自己的希特勒梦想里，而片中菁英律师则活在「why so serious」的状态，那岛如孤舟的命运，让那片中的人都活得没有盼头，包括里面的陪审员们。 「正义」因无法被任何人呼唤上场，因此它的存在感很强，它沦于表象上的激化功用。

这部电影看似很多对白，但也同时反映了一个失去任何价值的时代。 犯下冷血奇案的、参与奇案的大律师，与因为那奇案搞到心情浮动的民众，都在诉说着白噪音，空泛而多话，却没有人是这舞台的主角，也没有任何事件有重量。 即使再惊世骇俗，像这部电影标注的是三级血片，但它更传达的是各自密闭式的噪音，浮泛的空白，各自的屏幕。

台词则是充满工具型理性的精英用语，另一种则是哭泣呐喊，与无谓的自我表述，与《十二怒汉》中的掷地有声不同，这部则充满着我们在社群与新闻看到的重复性用语，每个人都是学舌鸟，说出的话都不再新鲜，如细雨无法到达谁那边，它的确呈现了后现代的真相。

相较于台词的设定，每个演员的演出很真实，彼此都回应了对方的投射，让观众有了不同的体验，我们看到的他们都如拼图，只存在那时刻与对方的投射中，因此它不是一部有完整人设的电影，反而让我们有如被卷进万花筒一般，看到了每个人因不同对象而产生的碎片真实，包括为弱智嫌犯辩论的律师在庭上为自己的道德亢奋而陶醉、 如嫌犯唐文奇的哭戏在某一刻令人惊悚、如嫌犯张显宗在兄弟最后收线的表情有如末日。

让观众都看到了社会面具上龟裂的缝隙，与每个人的真假难分。

这是一部非常后现代的电影，所有的话语都像是复制过的，所有的情感都近似加工的汹涌又蒸发，一群人跟着做睁眼梦，包含陪审团九人，再也没有人如《12怒汉》发出真理之声，只有一退休老师说出怀疑，留了悬念。 彷佛真相曾来过一般，只是呼呼的一阵风而已。

此片有如嫌犯唐文奇的说法，编织一张蜘蛛网，让大家都跟着起舞。 它特别在这样的布什亚的拟像世界中，呈现了灵魂假不了的哀号，仿佛自己的主人已将它封闭了一般，让人想起《天才雷普利》的最后，主角恶人也将自己断舍离了。 可贵的是演员的高明演技，让你看到灵魂比肉体更先消亡的痛苦或空洞。 这是一群人很美的极致演出，真相被无视，众人只剩一闪而过的真实。

《正义回廊》集结了许多香港硬底子的演员，包括饰演陪审团的不少是资历深的演员（其中还有叶蕴仪），这部电影集结了香港人再回荣耀的决心，我在其中看到了中国香港当年的自信神采，因此那天我与其他过半观众都坐到了片尾字幕结束，那是一种对他们不死意志的致敬。

文｜梅雪风

1

近期香港电影有两部最值得关注，一部就是《毒舌律师》，另外一部则是《正义回廊》。

前者是正宗的爽片，后者则有则更为严肃的追求。

要区分这两者其实很容易，前者，一定会简单化现实。这种简单化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片种的要求。因为只有简单化，才会产生真正的爽利感。这个世界比在现实中更为清晰，才会让人觉得更能够把握。这是爽的最根本的心理机制。爽片，当然会涉及到现实，但这现实只是为了让你能够更加投入情感的一种手段。而后者则不避讳现实的复杂性，它就是要让我们从自我的偏见和某些惯性的简单化的。看法中解脱出来，呈现出这个世界更莫衷一是也更善恶难辨的混沌来。

如果你能明白这一点，你就能理解这两种电影的巨大区别。

《毒舌律师》，抓住阶级压迫这一亘古不变的戏剧主题，唤起或者挑逗起观众对于这一在现实中司空见惯现象的巨大仇恨，然后用现实中极为稀少的邪不胜正的逻辑让观众得到巨大的快感。

《正义回廊》则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更加惨不忍睹的世界。这个世界最大的罪恶，并非那种不言自明的强权对于弱势群体的欺压，而是底层之间绝望的互相杀戮。现实中，强权对于弱势群体的压迫，可能并非如此戏剧化的赤裸裸，它更多地被内化或者是弱化为一种绝望的气氛。

底层的反抗也并非是面向上层建筑的叛逆，勇气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极为珍惜的东西。将刀捅向更弱者，是人类发泄的最主要的渠道。

而权力对于弱势者的欺压，也往往都是通过代理人实现的，最大的代理人，往往是你的亲人，甚至是父母。

在你被社会虐待之前，你会首先被自己的父母虐待。当然这个虐待也有着着它的理由，父母有着他们自认为的对这个世界的更清醒的认知，于是他们按照他们的理念，强迫自己的子女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按照他们理想的样子，去打造自己的子女，为了让他们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能够平安的生活下去，但这种不顾及自己子女的自由意志的做法，却往往在子女的内心种下了最深的仇恨，留下了最深的伤痕。

这部《正义回廊》的悲剧原点其实就在这儿。

2

这是一部很丰富的电影。

它既写了两个主人公也就是两个在现实中的失败者，怎么样通过杀死父母的方式来泄愤和救赎的心路历程，也写了法官公诉人律师以及陪审团所代表的普通民众他们基于各自的立场迥异而又复杂的价值判断。

这部电影其实有着强烈的社会学上的追求，它似乎想通过一个横切面去探讨正义的艰难与复杂。

它对主人公的心态的剖析是简单而又有力量的。

他找不到工作，这是社会对他的蔑视和抛弃。

他去应聘色情片演员不成，这是对他性魅力和性能力的嘲笑。

而父母让他转让房子，这是亲情在他最危机的时候对他的背叛和追杀。

这样一个在任何层面来说的绝对失败者，却深深地崇拜着希特勒。一个被强者伤害的人在内心的最深处，却崇拜者最强者。因为他要通过把自己幻想为最强者的方式，来平衡他在现实中所受到的挫折。

这是一个存在感极度缺乏的人，所以说他才在他杀掉自己的父母之后大张旗鼓的电视寻亲，这与其说是他指东打西的障眼法，不如说是他能够赢得别人目光的难得的机会之一。

杀掉他的父母从这个层面来说，不只是他泄愤的手段，也是证明他自我能力的一种方式。所以说他才在跟别人聊天时自我暴露。这是他一生难得的伟业，他无法锦衣夜行，他必须和别人分享他的荣耀，即使这种荣耀以终身监禁为代价。

杀掉他的父母从更深层次来说，是他与这个社会彻底决裂的一种宣示。他用杀戮的方式断掉了这个世界上最为牢固和尊贵的一种关系，他是在向整个世界宣战，他用这种方式来显示他的骄傲。

如果说这位男主角因为处处被认为无能而要显示自己的卓越，以至于把杀人甚至于在法庭上受审都当作他展现自我风采的舞台的话，那么另外一位主角这是将无能作为他的挡箭牌，甚至护身符。

若干年的经历，让他深深懂得自我虐待的妙处。他自动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最为低贱的位置上，目的是激发出对方深深的道德负疚感。

他用自杀的方式，将自己的姐姐牢牢的拴在自己的身边。

他用逆来顺受的方式，反衬出警察粗暴执法野蛮逼供的行事作风。

他用他真假难辨的弱智，将他杀人的共谋甚至是主谋的身份推脱的一干二净。

他本能地将自己的弱智和老实武器化，高妙而隐蔽的发泄他对这个世界的恨意。

如果说前一个主角必须要让这个世界知道他对这个世界的恨意，且有能力去表达这种恨意的话，那么这个人这以实质性的伤害这个世界同时以隐瞒这种伤害以为荣。

林海峰所饰演的律师是这个片中唯一的一个理想化的人物。他有着强烈的道德感，也有着令人尊敬的职业精神，他本能地厌恶男主角，却又尽职地为他辩护。

至于公诉人和那位女律师，则是更职业的打工人。他们惯性地义正词严，雄辩地诉说着有关正义的话语，但绝对不在其中投射任何自我的感情。他们是真正的工具人，他们的彬彬有礼，以及这种彬彬有礼背后所透露的冷血，那我们看到了我们习以为常的这套社会运行规则背后的冷漠，以及这种冷漠的无处不在。

那些陪审团成员，则显示出这个世界价值观的斑驳与参差。

老者非常自觉地自我带入到被杀的父母的角色身上，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寡恩薄情大逆不道。而年轻人这本能地反对这种道德上的倚老卖老，认为这背后无非是一种想要垄断道德审判权的专断，和同理心的匮乏。

相对于男性对于逻辑的争辨，女性的天然的更容易被故事打动，当那位胖子的姐姐现身说法，所有女性都忍不住抽咽起来。

他们总是本能地以为立场就是真理，就是真相，面对真正的却与自己不一致的真相时，他们却更愿意视而不见。

3

这部电影，和这部电影的监制翁子光的《踏血寻梅》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之处，它们都讲述了一个诡异的杀人案件，两个主角之间的关系也远远的偏离了惯常的凶杀电影的主线。

所不同的是《踏血寻梅》，更专注地深入到了两个主人公的内心世界：那种无法命名的被漠视，那种不起眼的被拒绝，让他们对人这个物种有了一种他们都不能想象的恨意。在他们的厌世情结，和杀人事件之间有着不那么理所当然的暧昧的空隙，而翁子光尊重这种空隙，并没有用一种武断的判断去解说和阐释它，于是电影就有了一种凄冷的幽微的气息，那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却又稀薄的又能被瞬间点燃的东西，毁灭与拯救以一种诡异的方式被连接在一起。

与《踏血寻梅》的阴柔与深情相比，《正义回廊》则显得阳刚和愤怒。《踏血寻梅》讲的更多的是人，而《正义回廊》讲得更多的是事儿。《踏血寻梅》讲的是一种诡异的爱，而《正义回廊》讲的是无处不在的隐形的或者显性的恨。

《正义回廊》拍出了这种恨的层次和逻辑，也拍出了一个社会共同体里面这种恨或者说裂缝的更普遍也更温和的状态。从某种程度来说，相较于《踏血寻梅》，《正义回廊》是一部更庞大的电影，也因为这种庞大，让它对每个层面的描述都有着格式化的嫌疑，影片中没有有类似于《踏血寻梅》里面男主角割伤自己的手去手淫这样让人瞠目结舌却又悲哀异常的场景，于是它对人性的描摹始终就缺乏一种临门一脚的穿透力。当然这种横向的丰富在当下的华语电影里面仍然是少见的，影片试图通过这一事件透视香港人精神状态的企图心也值得尊敬。

在片中，我们能处处见到那种与现实钩联的蛛丝马迹，无论是片中抓捕场景中年轻警察的妈妈对于警察的厌恶，还是影片本身的主题之一弑父，都是这些年香港巨变或表或里的一种表达。

艺术终归是有关现实的，即使是最虚幻的最玄幻的电影，它本质上还是要与当下的集体心态有所呼应。

从这个角度来说，香港仍然是华语电影最值得期待的地方，因为它的创作者还是有着这种自由有着这种野心，也有着这种责任感去表达那些萦绕在普通人心目中的悲伤或者愤怒。

悲伤或者愤怒，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为正能量的正能量。因为它代表着我们对这个世界仍然抱有希望，代表着我们还不是弱肉强食的忠实拥趸，我们仍然相信某种更高贵的精神更理想的社会形态在不远处的某个地方。

戏剧效果拉满，135分钟的密集对白也不显无聊。第一被告在罪证确凿的情况下陪审团唯一一个投出无罪的老头，和花大量篇幅争议第二被告是否有罪却获得一致投出的”无罪”是神来之笔。陪审团的天平还是倾向”人之常情”，为避免”冤狱”的无罪推定成为对第一被告的不公，正常人会同情于社会家庭联结密切的低能儿而不会真正去理解一个冰冷漠然的人，法庭始终是”正常人”的法庭，张显宗只能在一人的纳粹法庭角色扮演，对于正常的世界这种人只是自毁的程序。 对于唐文奇，我个人觉得这里暗示了他多次向别人提起恐惧的大蜘蛛，最后一个画面唐文奇被蛛网束缚，实际上蜘蛛是伏在他胸口，象征他所有的辩白都是自己吐出的丝，装饰性地编织成束缚的模样套在自己身上，但低智商还可以有这样恰如其分的应答实在不可信。包括张显宗对于唐文奇判决结果的不满都暗示唐文奇在说谎。最终陪审团交出的公义放过了可能是有罪的人，疑点利益归于被告，这就是复杂别扭的地方。导演稳定没有的立场，律师，媒体，警察都只做分内事，漂浮在空中的公义由陪审团(观众)去探寻。

导演：“如果放弃内地市场，主力在香港地区上映，回本的确有点天方夜谭，于是，我又傻傻地去找大陆负责做网络电影的平台负责人聊下，得到的回应是:大佬，你的主角杀自己父母，怎么可能过审?

本来我想趁楼市低迷，首付买回一套纳米房（20平以内的房子），好让我可以不用再睡在我父母那套“居者有其屋”的碌架床（指双层床），也好让无儿无女的我老去后有地方落脚，然而这笔钱终于都要用在这部《正义回廊》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