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人

我不知道他在抗争什么。才华、家人、爱他的女人，乃至唾手可得的机会，都被他自己给毁掉了。一个爱自己自己也爱的女人能够陪伴自己一生，这还不值得暂时抛弃你那可怜的自尊吗？一个足以改变人生的机会还不值得暂时抛弃你那可怜的自尊吗？即便为了你的女人你也应该适当的现实一些。但我看到的不是付出，而是自私，为了自己那可怜的，所谓的自尊，伤害了爱你的人，但最后伤害的却是自己的一生。有位豆油讲得好：当他向餐厅侍女要钱的时候自尊在哪里？也许童年的不幸造就了这一切，但把一切归咎于不幸的童年是在找借口，是懦夫。也许我的文化层次不够高，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认为一个爱你愿意陪伴你一生的女人是值得付出所有的。一个平静、有爱却又可以发挥才华的人生才应该是普罗大众的终极追求。一切都是相互的，人生不应该是单方面的索取，不应该是被所有人围绕的，更不应该是无病的呻吟。

根据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丹麦作家亨瑞克·彭托皮丹的同名经典长篇小说《幸运儿彼尔》改编。长篇小说《幸运儿彼尔》是诞生于一百年前的丹麦新现实主义经典之作。该书描写了一个纯真的年轻人追求进步、锐意改革，却在社会上屡遭挫折，终老田园的一生。书中描写的时代，正值丹麦由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变的时期，为我们勾画了这一时期丹麦社会的风情画卷。

不幸的童年到底是怎么毁了他的？

电影《幸运儿彼尔 Lykke-Per (2018)》再次让我们认识到快乐童年对人生幸福的重要意义。男主彼尔从幸运到不幸的转折点其实是他和女主的退婚。那么是什么导致他非要作此极端的决定呢？我认可这种观点：“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那么放到“幸运儿彼尔”身上，应当如何解释呢？

他的童年应当是不幸的。虽然影片没多少镜头讲述他童年的不幸，但从他双亲离世，他都不想回去奔丧的态度看，他该有多恨他的父母呀，关键他想从根子上（血缘、信仰）断绝任何来往，由此可以推断他确有一个糟糕的童年。童年的不幸造就他极度自尊或自卑、极强的挫折感，以及他“逃离”和“毁灭”的个性。

一开始，彼尔为事业还是敢于追求女主这位富家女的，应当说贫穷不是他自卑的来源，贫富差异未成为他追求幸福的障碍。他的自卑可能源自一种反抗专横的“无能感”，这种无能感让他容易“放弃”。他在家痛恨父亲的“专横”，走上社会，他碰到任何形式的专横，都让他本能的想起父亲，而处理之道就是“对抗”，即使力量悬殊，那种本能的不合作，甚至仇恨仍会表现出来。所以，当他碰到那位专横的官僚否定他的工程设想时，他立马撤退，即使后来他准岳丈帮忙打通了关节，他仍决然地与这个官僚对抗到底。我们可以指责甚至嘲讽他“不成熟”，然而，个中原因其实在于他的原生家庭。

本来，他和女主家庭经济上的差异并不是个事，但一旦这种差异让他感到一种居主临下的压迫感时，那么，这种差异就会让他无法忍受。所以，当他搞砸那场财团投资会，他未婚妻责怪他几句，准岳丈谴责了他几句时，他就产生了自我毁灭式的抵抗念头，经济差异被他不断提及，他开始寻找退路。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他对另一种专横——金钱——反抗的表现，那么，这仍可归因于他的原生家庭的影响。

有人说，极度自尊其实是自卑的表现。当他骨子里的自卑需要通过自尊来掩饰时，他会有强烈“成功欲”，而且这种成功欲是“极端性”的，即稍许的不成功在他那里就是巨大的失败。这种极端性会造就他极强的“挫折感”。而要摆脱这种挫折感所带来的痛苦，他应对方式是“逃离”和“毁灭”。所以，当他感到无法实施自己的计划时，他毁掉婚约逃回乡下，过起避世的生活。

当然，他的软弱是他无法通过表面上的强硬来掩饰的。他虽然逃离家庭，终究还是回到了家乡，他本想断绝天主教的影响，结果，仍娶了天主教家庭的女孩为妻。重要的是，这种由原生家庭造就的软弱，让他一辈子过不好生活。他甚至无法面对任何“美好”，他毁掉自己的幸福几近自虐，没有任何好事时他才能自安。即使最后他没有生病，他也无法过正常的家庭生活，远离人群，仅是他最好的选择。（文/石板栽花 2019年4月27日星期六）

I see immersive dramatic power in this film, a fortunate man.

Pride and/or humility co-exist in a contradictory way.

We all possess pride, despite knowing well ‘pride goes before it falls’, how to sensibly handle pride, though, is what we have been learning throughout our life journey.

‘Fortune favours fools’

Do you agree?

I kind of either or.

The struggles within Peter originate from the doctrinal nurture based on his clergyman father’s chrischianity, which he was unwilling to accept. He had been seeking, searching, and then finally has found himself as ‘half human being in ungodly solitude’.

Lived hard for seeking meaningness, died with meaninglessness, yet.

不幸运有不幸运的理由. 利益集团是张大网，每个结点都是制衡点，佩尔过度的关注自我，令人恶心的自尊心注定成为边缘性人物. 导演非常可观公正的剖析了问题所在，一反常态富人对穷人的偏见，而是对其的赏识和帮助，大概也是小说作者自我剖析的深层所在. 可惜了才华，终身报复无以施展，贫穷终老，令人唏嘘。。。

作为国际影坛仅有的几位“双金棕榈”（《征服者佩尔》【1988】和《善意的背叛》【1992】）得主之一，比利·奥古斯特已经成为丹麦的“国宝级导演”。

可是，这位曾经叱咤国际影坛的“电影大师”，最近十余年却再也没有拿出“金棕榈”水准的作品来，而且，自2007年的《再见巴法纳》之后，比利·奥古斯特再也没有作品入选欧洲三大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

比利·奥古斯特生于1948年，也就是说，年过六旬之后，他的创作力明显衰退了。

从2008年开始，比利·奥古斯特逐渐成为了中国电影界的“老朋友”。2008年，他担任第1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2011年，他担任第1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新人扶持计划”艺术总监，同年9月，他还受聘为杭州市政府文化顾问。2015年，他执导了中国电影《烽火芳菲》（2017）。2017年，他担任第7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将”评委会主席。2019年，他导演的《幸运儿彼尔》获得第9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将”最佳影片奖。

我们知道，一个外国电影人成为中国电影界的“老朋友”往往意味着其电影事业开始走下坡路了，比如著名的好莱坞明星尼古拉斯·凯奇、西尔维斯特·史泰龙等人。

比利·奥古斯特也逃不过“老朋友”的魔咒，尤其是他和中国电影界关系最密切的时候，他导演了他电影生涯的“垫底之作”《烽火芳菲》。不过，《烽火芳菲》虽然是失败之作，但却不算大烂片——毕竟，比利·奥古斯特的基本功还是在的。

比利·奥古斯特是文学改编的高手，他的主要作品大多改编自著名的文学作品，比如《征服者佩尔》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丁·安德森·尼克索的作品、《金色豪门》（1993）改编自拉美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的同名小说、《再见巴法纳》改编自詹姆斯·格瑞格里的小说，等等。

《幸运儿彼尔》改编自丹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亨利克·彭托皮丹的同名小说。回到自己最擅长的创作方式，比利·奥古斯特果然状态回勇了。比利·奥古斯特虽然再也无法回到自己的

“巅峰状态”，但《幸运儿彼尔》再次证明了他仍然是当今国际影坛最好的“古典叙事”电影作者。

比利·奥古斯特年轻时曾到瑞典学习摄影专业，他的电影生涯深受瑞典电影大师伯格曼的影响，而他也是伯格曼非常认可的“学生”。比利·奥古斯特导演的获得金棕榈奖的《善意的背叛》便是伯格曼编剧的，而他当然是伯格曼钦点的导演。比利·奥古斯特果然不负“师”望，交出了一部经典之作。

伯格曼作为电影大师，其创作是多面的，有深刻的哲思之作（《第七封印》、《处女泉》等），有伟大的情节剧（《婚姻生活》、《芬妮与亚历山大》等），也有早期的喜剧（《夏夜的微笑》等），等等。

作为伯格曼的“首席学生”，比利·奥古斯特主要学习了伯格曼的情节剧，而且学到了其中的精髓。不过，比利·奥古斯特不是一个模仿者，他的情节剧的内核（观念，对生命及人生的思考等）来自伯格曼，但他的叙事手法与影像风格，都有自己的特色。

在某种意义上，比利·奥古斯特是一个比较老派的导演，他的影片往往缺乏艺术探索的精神和形式创新的锐意。他是古典式叙事的守护者，他以稳重、精准的姿态，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荡气回肠的故事。

比利·奥古斯特的许多作品，因其跌宕起伏的叙事与厚重的极富油画感的影像，都有一种史诗的气质。当然，比利·奥古斯特不是一个史诗片导演，他的影片中也很少有宏大的“史诗级场面”，但他能够在情节剧中拍出“史诗感”，却是其他导演难以企及的。

《幸运儿彼尔》是一部典型的比利·奥古斯特作品，它和《征服者佩尔》、《善意的背叛》等经典之作是一脉相承的。

可以说，《幸运儿彼尔》的“手艺”和“工艺”水准，都可以进入比利·奥古斯特的最好作品之列，但它“老气横秋”的面貌确实有点不太受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待见了。

所以，尽管《幸运儿彼尔》的品质放在欧洲三大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中，也算中上水准，但它却无缘这三个标榜“电影艺术”的电影节。

与比利·奥古斯特过去的成就比，《幸运儿彼尔》没有进步，也没有突破，但他毕竟交出了一份80分的答卷。“电影艺术”的背后，势利眼也无处不在，从不求新求变的比利·奥古斯特已经被“电影艺术”边缘化了。

正如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举办水准还停留在过去的某个时代，它所代表的美学诉求也是“过去式”的，这种美学诉求和比利·奥古斯特的电影风格是高度吻合的，所以，《幸运儿彼尔》获得了第9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最高奖。

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幸运儿彼尔》讲述了一个“原生家庭”对一个“天才”的致命影响的故事。

小说《幸运儿彼尔》（1898—1904）是亨利克·彭托皮丹100多年前写的自传体小说，那时候，应该还没有“原生家庭”这个概念。这部小说把“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刻画得如此生动、深刻，自然不是来自作者对这个概念的认识，而是来自于他自身的“惨痛”经历。

同样是不幸的人，亨利克·彭托皮丹却又比“幸运儿”彼尔要幸运得多，彼尔终其一生难以施展他的才华，亨利克·彭托皮丹通过写作的“疗伤”之后，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原生家庭”的致命影响，成了丹麦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幸运儿彼尔”是彼尔的好友兼伯乐伊万·萨洛蒙给他起的。在“原生家庭”摧毁他之前，彼尔确实是个幸运儿，他是一个天才工程师，他遇到了可以帮助他推行他的宏大的工程计划的萨洛蒙家族，他还俘获了萨洛蒙家大小姐雅格贝·萨洛蒙的芳心——这是一个心地善良、见解独到、胸怀广阔的姑娘。最重要的是，她死心塌地爱着彼尔，而且，她也是彼尔生命中唯一可以帮助他脱离“原生家庭”的女性。

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彼尔亲手葬送了爱情、事业与幸福。不过，严格来说，是彼尔所携带的“家族基因”毁掉了这一切。

彼尔是极度坚强与极度脆弱的矛盾体，对家庭的反抗似乎让他无所畏惧，但他过度绷紧的神经根本经不起来自父母的“魔咒”的连番敲打。

他到牧师（他后来的岳父）家致谢的时候，深谙“人性的弱点”的牧师明显看出了他只剩一根救命草了，于是，他开玩笑地问了他一个很“无礼”的问题。这个看似“小小的”冒犯果然让彼尔的“坚强”碎了一地——他再也捡不起来，再也拼不起来，他认怂了。

这是“家族基因”的胜利，是牧师的胜利，当然也是宗教的胜利。

一切已毁。但彼尔是爱着雅格贝的，他还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和她分手。这个“理由”是出轨，“正当的”出轨——他找了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姑娘，他回归了“家庭”，回归了宗教。

可怜的雅格贝。我们有多恨“渣男”彼尔，我们就有多心疼“女神”雅格贝。

生育了三个儿女之后，彼尔“觉醒”了。

他知道，他注定是孤独的，而他的妻子和儿女应该得到更好的照顾——也让他们从他的“原生家庭”中“剥离”吧。

他离开了，在旷野上独居，并有限地推进他的工程事业。

身患重病后，他终于鼓起勇气和雅格贝“和解”——其实，他一直默默关注着雅格贝，他辜负了她，却又无力地爱着她。

而他更是雅格贝一生中唯一的爱。彼尔离开后，雅格贝仍然有机会得到爱情的滋润和幸福的宠幸，但她忠于自己的内心，拒绝了前度未婚夫再次伸出的“橄榄枝”。

爱过，雅格贝无怨无悔，更何况她心中还有更大的爱。她的爱拯救不了彼尔，于是，她决定去“拯救”更多和彼尔一样有着心灵创伤的孩子。在某种意义上，她是为了彼尔而投身慈善事业的——这是最深沉的爱，也是最广阔的爱。

临终前，彼尔实施了他最后的“救赎”，以微薄的遗产和伟大的“工程”融入雅格贝的慈善事业。雅格贝当然是毫不犹豫地接纳了他——其实，她一生中从未拒绝过他。

最后，幸运儿彼尔又成了幸运儿。

《幸运儿彼尔》不是惊艳之作，但它对“原生家庭”的“解剖”，是细腻的、深刻的，是有温度的，是直指人心的。

比利·奥古斯特的叙事和影像都很“古典”，人物的“立体感”很“古典”，影片的感染力也很“古典”——年届七旬的比利·奥古斯特给我们带来这部“古典的”佳作，是他创作力衰退后的一次闪亮的“回勇”。

希望比利·奥古斯特“回勇”后，越战越勇，拿出更震撼的作品来！

PS：和《善意的背叛》一样，电影版之外，《幸运儿彼尔》还有电视版，分为四集，已经在丹麦播出，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能够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