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岁

电影《别岁》是一部很特别的电影。岁末和亲友宴饮辞旧称为别岁，用这个词做片名，以为是以温暖、祥和为电影底色，但看过电影会发现恰恰相反，《别岁》是一部关注社会边缘人物的现实题材，用三代人的境遇，投射了大时代的变迁，带给观众反思和回味的空间。

《别岁》讲述的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电影聚焦了一个家庭的三代人，周树达是在特殊年代下乡的老知青，在得到返城的机会时，他抛下了妻子和儿子，回到原籍北京，过上了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再次娶妻生子，三十年后，周树达再次回到当年相爱相的那片土地，想弥补他曾经犯下的错；而另一边，当年被他抛弃的儿子陈乐，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但等待他的是妻子改嫁、有自闭症的儿子，和更加艰难的生活，周树达和陈乐就像两条不想交的平行线，各自都有需要面对的难题。

电影有父亲和儿子两条主线来剖析现实，带给观众很多思考和回味。

首先是黑白和彩色，互相颠倒、互为对立。周树达从北京回到当年下乡的地方，其实是有点“衣锦还乡”的意味的。电影中有一场戏，他和当年的老友吃完饭聊天，说自己在北京的老伴儿过世，女儿在国外，说明过着优渥的生活，但偏偏他的戏份都是黑白的；

而陈乐的生活一直没有摆脱困境，他始终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周遭也有更多的黑暗和丑恶，他过着黯淡的人生，但他的戏份却是彩色的。电影用色彩表达情绪和氛围是很常见的手法，为什么导演要反其道而行之？

其实色彩的运用，恰恰是故意留给观众的一个暗示。周树达的生活会多姿多彩吗？他当年抛妻弃子，从返城的那一刻开始，妻子和儿子就是埋在他心里的一根刺、是他永远也摆脱不掉的负担，也是他无法放下的牵挂。

需要注意的一点，周树达回去接孙子，和陈乐那条线并非平行时空，而是在陈乐再次入狱之后，那么让他回去的不仅是接孙子的任务，也因为在北京的老伴已经过世，自己终于有了“自由身”，他这一生是怎样过来的？恐怕不会比陈乐好过吧！

再看陈乐，黯淡无光的生活，在他和雅茹相识相知的那段时光里，释放出温暖又耀眼的光芒，这是人性之光也是希望之光，让观众在平静且冰冷的叙事中，找到了一丝暖意，特别感动，哪怕只是为了这一段，也是值得赋予色彩的。

其次是三代人，用错位的人生和下一代的悲剧，诠释了父亲的重要性。中国传统观念里“男主外女主内”在正常不过，因此很容易漠视父亲这个角色的重要性。可能他不做家务、不辅导功课、不怎么跟孩子说贴心话，但父亲仍然非常重要，他通常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孩子的第一个偶像，他用宽广的臂膀给孩子安全感，他其实一直参与孩子的成长，只要能给他一个健全的家。

《别岁》里周树达在陈乐的成长过程中是缺席的，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陈乐有性格缺陷，他偏执、狭隘、没有父亲的管教从小好勇斗狠，一言不合就喜欢用拳头说话。

更重要的是，没接受过父爱的他，不知道该怎样爱自己的儿子。比如，他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喜欢什么，从监狱出来，儿子已经八岁，这八年里他没有参与过儿子的成长，所以匆忙的买了一个遥控汽车，在后续的剧情中，儿子从未玩过这个汽车，说明他并不喜欢。面对儿子，陈乐是手足无措的，他想逃避、不想承认自己的儿子有自闭症，他很畸形的爱着自己的儿子，没能给他及时的治疗和正确的教育，这才有了后面的极端事件。

电影的节奏真好，开始从陈乐满怀希望出狱，到最后持刀再次引发极端事件，陈乐走完了自己又一段人生。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里他得到了什么呢？一个自己没能力抚养的儿子，感受到不被接纳的冰冷，以及没有办法追求自己权益的世界，电影将很多耐人寻味的细节堆砌起来，一步步将陈乐送到绝境，看到最后，只剩无尽的伤感和喟叹。

最后想给电影的几位演员打call，特别是饰演周树达的袁忠远和饰演陈乐的龚格尔，他们都有着和角色高度匹配的气质和细节把握，比如周树达回到曾经工作的工厂，摸着那些当年很熟悉的机械，回忆、感慨、失落，所有的情绪在那一刻交汇在一起，袁忠远将这复杂的情绪全部展现了出来。龚格尔呢，我和他一起抽过烟、聊过天，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汉子，没想到在电影里能把陈乐前期的怯懦、自卑，以及最后的偏执把握的那么好，并且表情上的那些小习惯也如此自然，能看出来是真的用了心。

《别岁》是一部有现实意义的电影，不仅能看到社会边缘人物的状态、时代对人的影响，还有人性、人情，这些都是对现实非常精准的投射。我们常说，电影是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的艺术，那么《别岁》就是一件完成度很高的艺术品，值得去影院接受内心的触动，以及对家庭、父子关系的反思。

Yesterday once more，这是电影《别岁》的英文名，不免令人想到卡朋特乐队的经典歌曲。所不同的是，卡朋特是温情地回忆童年时光，而《别岁》则相当尖锐地介入到历史与现实中去。在电影的最后一幕，老知青周树达带着自闭症的孙子陈小康，驾驶着儿子陈乐留下的旧汽车，沿着茫茫长路，一路向北，赶回北京。此时，正值年二十九，交通广播里已弥漫着除夕的喜庆与热闹。

冬天已经过去了，春天还会远吗？周树达告别沉重的昨日，开启了新的人生历程。在电影结尾的字幕里，导演向我们透露人物的最终去向。因劫持人质的陈乐被判了十年。周树达最终在狱中见到自己的儿子。自闭症少年进入北京某所特殊学校，完成小学学业后，顺利进入初中。

自闭症进入中国观众的视野中，应拜李连杰、文章主演的电影《海洋天堂》所赐。一般来说，患有自闭症的儿童，会有语言障碍和社交障碍，严重者甚至有智力障碍。电影中的陈小乐显然有语言和社交障碍，他在课程上会时不时地发出怪叫声，严重影响到课堂的教育秩序。学校与老师不得不想办法，为陈小康争取更合适的学校与教育机会。然而，悲剧就发生于此。陈乐误以为教导主任歧视陈小康，过激之下，选择持刀劫持人质，试图为儿子争取一个正常的受教育的机会。

无疑，这是一个可避免的悲剧。若是陈乐能够掌握一些自闭症相关的知识，自然不会选择如此激烈的方式去争取并未被剥夺的权益。换言之，陈乐为孩子所作出的反抗举动，事实上是无效的。他的举动就像是举着长枪大战风车的唐吉坷德，充满了悲壮与反讽色彩。但与唐吉坷德不同的是，我们看着陈乐的所作所为，嘴角所泛起并非是微微的笑意，而是苦涩与悲痛。正是因为反抗的无效，才更凸显出历史的荒谬，才更凸显现实的绝望。

二

说实在的，《别岁》并不是一部旨在关注自闭症少年成长与教育的电影，导演有着更深邃的人文与历史的关怀。自周树达至陈乐，再至陈小康，爷孙父子三代人，呈现出逐渐失语的趋势。周树达表达无碍，陈乐说话磕磕碰碰，陈小康则一言不发，这样的情节设定，大概是有所指。

作为老知青的周树达，显然是历史的一部分。准确地说，他是陈乐、陈小康逐渐失语之悲剧的始作俑者。他曾经不顾一切地逃离历史，并拒绝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的缺位，导致了儿子陈乐成为“牺牲品”。正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所指出的：“牺牲品意味着无知。而无知，以支配一切人际关系词汇的那种无情逻辑来看，意味着犯罪。”

因此，陈小康的自闭症便像是一个巨大的“疾病的隐喻”。只有这时，我们才能彻底理解陈乐的敏感、愤怒、不甘与过激。他不想让儿子陈小康成为牺牲品，成为无知者，成为犯罪者。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告别昨天的一切，都是在奋力挣脱历史与现实里的因果轮回。

这里所说的“因果轮回”，并不是指宿命论或佛教的因果报应，而是历史与现实的漩涡。周树达爷孙父子三人，各自承担着“昨日、今天、明天”的指向。尽管周树达有着激扬而浪漫的青春，但那段知青岁月却是灰暗的、失落的。作为知青的他，在毛主席的“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号召之下，离开自己的熟悉的城市，走进农村。可以肯定的是，周树达下乡之前，肯定满怀雄心壮志。

然而，粗粝的现实逐渐消磨了他的斗志，以至于他不辞而别，逃离农村，逃避自己的责任。因此，周树达寻子觅孙的过程，不妨理解成他终于有勇气去正视自我。他不断地遇见旧友，慢慢接近被他抛弃的幽暗岁月。他努力接纳并纠正自己的过失。在周树达这条故事线上，导演放弃了丰富的颜色，选择单调的、灰暗的黑白。在这一刻，幽暗的历史与粗粝的现实纠缠在一起，进而造就了一个错位的世界。历史的错位的，现实是错位的，婚姻是错位的，爱情是错位的……《别岁》里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错位的。

把陈乐身上所有的悲剧，都归罪到周树达的身上，显然是不可取的，就像我们不能把周树达个人的逃避与不负责任完全归罪于“上山下乡”运动一样。诚然，大环境或大政策会深刻地影响到个人的命运。但就个体而言，大环境越是糟糕，越是要鼓起勇气去承担自我的责任与使命。这责任与使命，也许并不是国家或历史层面的，而是个体的、家庭的“小”责任，比如说照顾好孩子与妻子，让妻儿的生活不受颠沛流离之苦。因此，陈乐这个人物的闪光点就在于，尽管自己深陷现实的泥淖，他仍极尽所能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就叙述层面来讲，《别岁》其实是粗粝的。导演的一些小技巧，指向与用心显然过于“昭然若揭”。比如说，陈乐与周树达接陈小康的场面，简直是“历史的重演”。王雅茹的职业身份的设定，大概不是为了揭示“底层人民抱团取暖”，而是为了增添故事的传奇性。或者，为了表示陈乐这个人物超越道德意义上的善恶好坏，是否一定需要王雅茹背负如此沉重的负担与功能呢？就王雅茹而言，她其实可以更出彩、更自信的。

不管怎样，我喜欢这部电影。导演以极大的野心与悲悯去理解父辈与自我，并努力地弥合历史与现实的错位。

《别岁》，讲述下乡知青返乡后再回乡处理“余毒”的故事，一个“情”字贯穿于整部影片始终，在处理这个“情”字上，导演不释放、不张扬，刻意压着，用舒缓的方式告诉受众，平平淡淡才是最真。影片的取景地，选择在潜江，这是我的第二故乡，无形之中增加了我对本片的好感，阔别潜江二十余载，当潜江的街道、建筑、树木等再次映入我的眼帘时，又勾起了我对这片故土的思念。戏里、戏外，都不禁让我感叹，这或许就是人生。

周六一个阴雨天，受邀提前观影张导的《别岁》， 已经成为著名制片人的龚格尔，在本片里演的活似某位韩国的知名演员。 他那望向前方祈盼而无助的眼神始终在我脑海中萦回——别离的是岁月，也是一次次活着的希望。 故事分两条线进行，一为古稀之年的老知青周树达接到了当年他下乡那座城市打来的电话，通知他来处理他儿子陈乐因绑架被警察击伤被捕的后事，二为周老儿子陈乐故意伤人八年后出狱，带着有自闭症儿子小康在城市里艰难生活，最终因想为儿子求得一所正常学校就读机会失去理智绑架校主任被捕的故事。 我不由得想起了余老和另一位张导的《活着》。 福贵从地主家的纨绔子弟到最终与黄牛相伴的孤老，期间妻女失联、父亲气归、身陷内战，重聚后女儿失语又难产而亡，宝贝儿子不慎惨遭意外…… 跟《活着》不同的是，福贵面临的或许是家国巨大变迁中一些偶然中的必然，在社会时代翻天覆地的巨浪下，他一次次第被无情地抛起又摔下，他的父母，妻子，儿子甚至是那个傻乎乎的女婿、未出生的外孙，都是社会加速前进中的牺牲品。他一生虽偶有微喜，但实然总与大时代的逆境相伴，希望对他来说是一件天价的奢侈品，似有捕捉却从未拥有。 好在，《别岁》最终的结局尚留下了一丝丝希望，毕竟福贵，哦不，陈乐仍是活着——正如福贵自己说的，活着就是一切。 而在《别岁》里，对于陈乐来说，改嫁的妻子，使坏的同事，做暗娼的小茹，闭口不言的儿子，交涉不通的校方，虽然无一不让他遭受了一次次重创，但退一步来看，故事里的他们，都不能算是什么坏人。 如今的时代里，早已鲜有《活着》里那些提刀见红的坏人等着收拾“福贵”们的小命，所谓的社会秩序套着华丽的服装在这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用不可商讨的现实夹杂着人性不断温煮着“陈乐”们，直至他最终忍受不了那股滚烫，拼死跃起，大多都只被惨遭抹杀。 可要知道的是，这股温煮的疼痛，并不会比那巨浪拍打来得好受，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四处弥散的无助感猛烈地击溃着福贵和陈乐们。 不用把故事放到陈乐那些稍显特殊的例子里，在我们如今每个人的生活中，所谓的“无助感”每时每刻都充斥着。我们很难在像旧社会古时候，身边能有那个绝对信服俯首认同的良师，两肋插刀无私无缺的益友，而当那些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却依然存在着，于是，无力与无助就在其间萌生发芽，侵占着我们内心柔弱的那片土地。 影片的最后，陈乐的父亲周树达赎回了陈乐当掉的车，并接走了不甚熟稔的孙子，电台里说到今天是腊月二十九，新年即将来到——也许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导演对于悲剧故事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尾吧——别岁，新的一年，但愿少一些活着的无助。

深圳的雨还在下，晚上继续爬格子，用手指爬，希望这部电影，能带来更多的信念吧。

下乡老知青周树达在返城大潮中，遗弃当地妻儿回到原籍，过上了高级知识分子生活。而在三十年后，周树达再次踏上了这片许久未见的土地试图弥补他曾经犯的过错。被他遗弃的儿子陈乐结束了八年的牢狱生活出狱后，遭遇妻子改嫁，并留给自己一个八岁患有自闭症的儿子。在好友帮助下，他找到一份修理厂的工作，并在出租屋里邂逅了性工作者雅茹。然而在儿子多次被学校拒绝上学后，陈乐做了一件再次摧毁命运的事情……

一个好友在微博上搞了个调研：一个3-10岁的男孩子，心中的英雄是谁？这条微博被转发评论了几百次，答案多是美国队长、钢铁侠、雷神、孙悟空之类的。有一个答案让人颇感意外：我爸。

仔细想想，一个男人，在另一个男孩的童年里，一直扮演着强悍、聪明、无所不能的形象。他提供生活所需、人身保护，让人可以依赖，又有令人敬畏的威严。这不是英雄是什么？

然而，我一直觉得，父子关系是全天下最尴尬的关系。

自然规律使然，父亲总会变老，儿子总会长大。英雄的光芒总会渐渐褪去。成长的代价之一，就是你发现原本可以仰仗的一切，终究都会变得绵软无力。

此时，恰恰是你要成为另一个孩子的英雄的时刻。

不管是否情愿，这种角色更迭不可避免。只是，有人悄然退场，有人勉力担当。

就像《别岁》里的周树达和陈乐。

姓氏原本是承继父子关系的最直接纽带，而周姓与陈姓之差，则意味着周树达的完全撤出和陈乐的彻底放弃。陈乐是淡然的，即便是生活最窘困的时候，他也不曾想过向移居北京的父亲求援。周树达则是尴尬的，他甚至无法向公安机关证明自己和陈乐之间的父子关系。让我好奇的是，周树达在派出所的勃然大怒，究竟是质疑对方在故意刁难，还是因为内心的虚弱不堪。毕竟，当年他的出走，是父子间疏远与隔阂的起源。

更让我好奇的是，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一个男人抛妻弃子，追求全新的生活？

个人选择往往离不开所处时代的推波助澜。张琪东导演也试图在《别岁》中阐明这一事实。身为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南方小城的周树达在当地已经娶妻生子。然而，面对返城大潮，面对重新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他选择了抛弃现有的生活，独自离开。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我相信周树达一定会有辗转反侧、痛悔自责的时刻。他不是不爱，而是只爱自己。他可能会猜想儿子长大后的模样，但是他不会想到，在他离开的那一刻，陈乐心中的英雄已然坍塌了。

悲剧往往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在经历了父爱缺失的童年后，陈乐也到了扮演英雄的时刻。片中暗示陈乐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结束了牢狱生涯后，他面对的是已经改嫁的妻子和患有自闭症的儿子。同样，他在这八年里，也是一个消失的父亲。而他的选择，是救赎。

陈乐对小康的爱是深沉的，毫无保留的，热烈到近乎偏执。他甚至不肯承认小康真的有病。在影片中，陈乐是一个卑微到极致的汽车修理工，口吃的他对任何人都是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即便是面对发小，他仍然是胆怯又尴尬的。能让他暴怒的，只有别人指出小康的病情的时候，哪怕对方是出于好意。陈乐固执地用自己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去弥补对小康的亏欠。即使这种方式始于一个他不肯接受的事实：小康的确是自闭症患者，终于一个完全不切实际的结果：让小康接受普通教育。

这是陈乐的心魔，也是他唯一想做的事情。为此，他不惜劫持了校长，试图用一种更加愚蠢的方式来了却自己的心愿。

是的，愚蠢。这是一个无能的父亲最后的选择。这是一个走投无路的男人唯一的反抗。

然而，这是爱。

陈乐的自毁促成了周树达在多年后的回归。三代人，两对父子，在如此悲惨的局面下再度纠结在一起。我曾经质疑导演，为什么不让周树达和陈乐有当面对质的戏份。其实，即使父子相见，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且不说陈乐已经陷入昏迷，即使神智清醒，他想做的一定是恳求父亲能够照顾小康。至于那些伤痛，那些艰辛，那些孤独，那些用幻想也无法填补的空白，既不必提起，更无从挽回。陈乐想赎罪，周树达又何尝不是？一别经年，岁岁不安。千言万语，都不如一双伸出来的手。

小康终于用一句“爸爸”和沉睡的父亲告别。周树达开着那辆破车，在漫天鞭炮声中带着陌生的孙子离开了一座城市、一段回忆，一场无法回避，却又难以弥合的父子缘分。未来会怎样，我们无从知晓。不过，好在导演留下了些许希望。辞旧，别岁，那么，春天不会远了吧？

转载自雷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