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略知她一二

在1948年的一篇电影宣言中, 亚历山大·阿斯楚克指出:

未来的电影将摆脱叙事主权的束缚,进而转变为一种微妙而易变的写作方式, 允许导演表达形而上学的思想。

这番预言，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后来散文电影的出现,并暗示了散文电影的本质是对由叙事主导和驱动的传统电影的反叛。然而,散文电影与叙事电影并不能简单的用二分法归类。事实上,散文与叙事既相对, 又存在一定交集。这样矛盾的状况便使得上述提到的“反叛”表现为一种对现存叙事规范的反省、实验与检验。

戈达尔的《我略知她一二》,作为他早期体现出散文气质的电影,很好地展现了散文性是如何渗透到叙事中,通过自我反省和质疑, 塑造出独特的散文叙事的。不少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是戈达尔创作生涯中的分水岭。用戈达尔自己的话来说:”这部电影本身就是一次关于拍电影的尝试,并且它也被以尝试的形式呈现出来。它是我个人的研究,也是一篇以小说为形式的社会学论文。“

可以说, 这部作品在表演、声音、摄影和剪辑各个方面都实验了电影叙事的弹性。

在《我略知她一二》中, 戈达尔既保留了叙事的自治性 (即故事按照其内在逻辑发展), 同时又把导演及演员的高度自知和对观众的质问用作散文性的标点反复打断现有的叙事, 并借此重新评估了叙事模式、电影制作过程、和观影体验。通过这种方式, 戈达尔用辩证的方法反省了电影作为一个媒介的意义, 并进一步倡导了一种立体的意义缔造和理解体系。

下面,我想聊聊戈达尔如何通过承认叙事所带来的幻觉来挑战它,以及戈达尔和他的演员们如何在电影制作过程中进行了三个层次的高度自知的角色扮演。

更重要的是,我们将撕下“散文电影”这个标签,看看散文主义在传统叙事身上留下的痕迹。

01

叙事自治: 先构建幻觉,再挑战它

如果说《我略知她一二》本身是一场实验, 那么叙事就是这场实验的样本。戈达尔保留了叙事自治,从而向观众展现传统叙事电影是如何制造幻觉的。这就好像在试验药物作用前向实验对象介绍药物一般。

戈达尔对自主的叙事始终保持着一种戏谑的态度,并用一种近乎讽刺的方式来反思它:

先承认叙事幻觉的影响,然后再打破这种幻觉。

所谓叙事自治,体现在影片中的事件都是根据故事内部的逻辑发展的, 是由因果关系驱动的。尽管这部影片看起来由生活琐事堆叠而成,缺乏明显的戏剧冲突。

具体来说, 女主角朱丽叶的行为有着明确的动机:因为巴黎政府将移民转移到新造的住宅区,所以她被迫需要负担高昂的生活成本,而她没有野心的丈夫无法支持家中的开销, 因此她用白天的时间做妓女赚钱来补贴家用。

此外,戈达尔还在许多场景中采用了连续性剪辑, 特别在动作或视线的剪辑上完成匹配 (街道上&咖啡馆中), 并精心设计了演员的走位,使得镜头和人物的运动都极为顺畅 (咖啡店&托儿所), 使观众不至于跳脱出故事,失去跟进故事发展的线索。

换句话说, 戈达尔正如传统叙事电影的导演一般, 首先隐去自己的存在, 来创造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使一切都看起来自然而然。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略知她一二》带有一种现实主义的色彩。

而本质上,这种故事的自主性,是一种经由复杂叙事策略创造出的假象, 导演的介入和设计是无法被抹去的。通过创造这种看似自主的叙事, 作为布莱希特追随者的戈达尔并不计划让观众真的浸入电影幻觉, 而是为他后需要进行的散文实验准备好了材料。

实验开始。

在影片的开头, 戈达尔便用一种非常规的做法告诉观众,这部电影里存在着两个宇宙、两个系统、两个维度: 事实和虚构。

在巴黎郊区一片新建成的住宅区的阳台上, 戈达尔向观众介绍了两个不同的女人,尽管她们从长相到穿着都一模一样。她们分别是演员瓦拉迪和家庭主妇朱丽叶。

瓦拉迪向右的一瞥和朱丽叶向左的凝视形成对称,在现实与虚构之间建立起了镜像连接。实际上,这两个女人所在的两个场景中发生的对话共享一种模式。而戈达尔用一个 简单的cut连接起这两个场景,既开启了这种镜像对照,又开启了虚构故事的讲述。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cut也象征着蒙太奇在电影叙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类似的,观众与电影之间的镜子也是一个cut, 这个cut就是作为虚构与现实分割的屏幕。通过展现这些cut, 戈达尔在电影开始便提醒观众, 不论他之后将如何模糊事实与虚构的边界, 都不要完全沉浸在叙事中。相反, 他提倡对媒介、边缘、和正在进行的实验的存在保持觉知。

而这,就是戈达尔留给散文主义的入口。

02

高度自知下的角色扮演

德国戏剧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在他的许多剧作中都承认舞台这个边界的存在,并强调舞台上发生的事是一种叫做表演的艺术形式, 从而打破任何可能造成的叙事幻觉,以及随之而来的足以让观众无法理性思考的感情。在《我略知她一二》中,戈达尔采取了类似的方法, 具体表现为三个层次的角色扮演。

在上一个部分,我解释了戈达尔是如何创造一个看似自治的故事的。而真正实现故事自治的前提是女演员们必须最大限度地消除自我,转而沉浸在角色中。然而, 在《我略知她一二》中,扮演这些女主角们 (如朱丽叶、玛丽安、咖啡店的女孩、Vogue店里的女孩、甚至作为elle的故事里的巴黎)的女演员, 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她们的演技并不是阻止她们浸入角色的根本原因 (尽管她们中的一些演技实在平庸), 而是戈达尔并不打算让她们这么做。在瓦拉迪开始表演前,她对着镜头引用了一句布莱希特的话:“演员应该引用“。这句话不仅暗示了这部电影所致敬的原则,也意味着演员们是作为角色的实体符号,而非角色本身。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并置。而这个演员究竟能不能代表角色,是留给观众来判断的。

这样一来, 第一层角色扮演(演员扮演角色) 质疑了传统表演方法的可行性。

戈达尔把演员们身上没有融入角色的那部分属性留给了角色扮演的第二层, 也就是将演员自己的性格置入到电影中。这样一来, 银幕上的女性形象不仅仅代表女演员、女主人公,或者他们的有机整体。相反, 这些影像得到延展。正如戈达尔在采访中表示的,他所要描绘的对象并不是巴黎的某个个体,而是一个群体,一个社区。更进一步,这些形象也因此脱离了电影画面的束缚,转变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在媒介与媒介之间流动,从屏幕到观众席,从故事到现实。

这种高度自省的人物塑造方法,混淆了虚构与非虚构,给观众的理解造成了障碍,迫使他们主动思考,积极地过滤、甄别、筛选和评估信息。有时,这些荧幕上的女性,还故意打破“第四堵墙”,直视镜头,承认镜头在电影中的霸权,却也因此质疑了这种霸权 (因为观众对于此时直视镜头的究竟是演员还是角色并不清楚)。

那个被称作“来自外部的声音”的未知提问者,实际上就是戈达尔本人。他让每个女演员佩戴上了耳机,而他通过这个隐藏的耳机向其发问。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角色总是对着镜头说一些听起来不着边际、缺少上下文语境的话。戈达尔刻意将提问者和问题对观众隐去,只留下零星短语和“离题”的句子, 借此要求观众有意识地参与到角色表演中, 用自己的“表演”来组织这些回答的逻辑。

而角色扮演的第三个层次,也是三个层次中最具辩证性的一个,是导演戈达尔对其导演身份的扮演。他将脑中对电影拍摄的思考有声化、可视化,让观众进入他的大脑,从而完成对导演与观众的关系和电影与观众的关系的思考。历史上,大量的散文电影都展现着导演的作者性。这些导演们常常利用自己的声音来讲述自己的思想,而戈达尔在《我略知她一二》中所做的,远不止这一点。他用更复杂更多样的方法,强调了他这个作者的存在。

这种复杂从根本上体现在观众不知道导演的思想是发生在故事中还是在现实中。换言之,荧幕上采访这些女性的究竟是故事里的导演,还是在拍这个故事的导演,我们并不清楚。一方面,戈达尔将自己的意志传递给人物,借他们的口表述自己的态度或观点。

比如小男孩克里斯托夫的梦。我们很难相信,一个年幼的男孩会梦到越南战争。更可能的,是此时的克里斯托夫已经幻化成戈达尔在电影中的肉身。除此之外,戈达尔还将自己变成室内墙上的海报和报纸上的新闻。

另一方面,他的低语也单独出现在音轨上并偶尔伴随non-diegetic music的几个音符,却并没有环境音,这又暗示了他其实并不存在于故事世界中。而是来自外部,远离图像所展现的空间。

这种朦胧性使戈达尔的身份多变而具有可塑性。他一边以导演的身份创作这部电影,一边作为观众审视着它。他的低语就像观众席上你身旁观影者的窃窃私语, 而《我略知她一二》就像剪辑室里还未完成的粗剪。

例如,在朱丽叶离开咖啡馆后,戈达尔向我们展示了她是如何用不同的方式和心情反复经过同一个报亭。类似的一组段落出现在影片的结尾,当朱丽叶接丈夫回家时,他们反复驾车经过镜头。在这部影片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段落中,戈达尔念叨着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描绘朱丽叶开车去往她丈夫工作的洗车店。他采取不同的机位、从不同角度拍摄,并以不同的方式剪辑。同样, 他也用低语表达自己不知道该在影片的这个位置描绘朱丽叶还是描绘一片树叶。

戈达尔对电影制作过程、电影媒介和导演身份的这种公然的困惑，让影片呈现出一种破碎而离题的外观。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部作品是粗制滥造的，而是表明了导演希望与观众建立对话的愿望，以及他邀请观众参与到建立意义的过程中来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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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站在窗户前，看着镜头，然后目光从前方转向右侧，一个低沉的声音传来：“这个女人是玛丽娜·维拉蒂。她是一位女演员。她穿着一件有两条黄色斜纹的深蓝色毛衣，她有俄裔血统，她的头发是深栗色或浅黄色，我并不确定哪一种。”然后她的头慢慢从右侧转过来，继续对着镜头，开始说话：“老爸布莱希特要我们演员说话如同引用人的话语一般。”接着，她又将头从前面转向左侧，低沉的声音再次传来：“这个女人是朱丽叶·詹生。她住在这里……她没有俄裔血统。”

从右到左，一次简单的转向，却不再仅仅是一个动作，而是变成了叙述的转变：右侧时她叫玛丽娜，左侧时她叫朱丽叶，右侧时她有俄罗斯血统，左侧时她没有俄罗斯血统——一次转向就是一次命名，一次命名就是一种否定，那么她到底是谁？谁给她命名？为什么转向会发生否定性的改变？这是一种感观上的疑问，但是当她在正面对准摄像机的时候，其实解构了不管是右侧还是左侧的命名，因为说话是引语，也就是所有的命名都被放置在引号里，不管是直接引语，还是间接引语，都远离了自己的语言，甚至远离自己的存在。

这是布莱希特间离效果的一次运用，那么站在镜头前的她是一个在《我略知她一二》电影里的主角？还是可以从电影情境中挣脱出来的演员？或者就是和那个低沉的声音对话的人物？不仅仅是拆解了表演和真实直接的那堵墙，连电影本身也似乎不存在了——那个低沉的声音是戈达尔发出的，他站在镜头后面，他不出现在电影里，但是他却在提问，在叙说，在语言的世界里，一切都是被他控制了，即使他说出“不过那并不重要”的时候，声音也支配了场景：它控制了她的转向，它命名了她的名字，它取消了重要性。

起始的一幕，已经宣告了戈达尔的影像实验，而当一切都被声音控制的时候，一切都在声音中命名的时候，是不是索性拆解所有的墙：作为观众何不也来命名——她是谁，或者叫玛丽娜，或者叫朱丽叶，但是我还是叫她朱丽叶。这是自由选择？当场景在电影里过渡，当故事在叙事中展开，当结局在时间中出现，其实在87分钟封闭的时间里，观众是不自由的，或者说，在不选择意义上，才可以被称为观众，一切的阐述，一切的评价，都只在87分钟之后变成观众自己的东西。

如此，其实在一部电影中，已经被分隔成了不同的单元，而戈达尔就是要在电影里和电影外建立自己的影像叙事，无论是盖斯达特心理学还是小说社会学，无论是具有波普艺术理念的臀部文明，还是可口可乐为代表的消费主义，电影其实变成了一部社会学论文，而在里面，断裂式的存在，从电影里面扩展到电影外面，从语言过渡到行为，从政治延伸到经济，而最后那些存在于87分钟里的人，也都变成了一个个断裂的存在，从而成为60年代法国社会的样本。

“2 ou 3 choses que je sais d'elle”解构是从片名就开始了，2或者3，是分散的，是游离的，是模糊的，像数字一样在屏幕上跳动，这便是她——一个叫做朱丽叶的女人的生活状态。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这是“2”的过去，她可丈夫可能还会有第三个孩子，这是“3”的可能，在过去和未来数字中，现在在哪里？这其实就是朱丽叶的矛盾现实，当她把哭泣的女孩送到那个寄托的地方的时候，走在街上的时候，画外音的戈达尔依然用低沉的声音说：她的生活一年又一年的重复，男人不知道她的真实状态，她可以骗他，而结婚了之后，孩子有了，她还会骗她，只要第三个孩子出生，一切就没事了。2指向的是过去，是谎言般的过去，3指向的是未来，掩盖谎言的未来，那么真实的朱丽叶是谁？

是一个兼职的妓女。所以这是“一个关于妓女的生活”，但是在3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她就只能在2的世界里，在掩盖谎言的生活里，于是错乱，于是倒置，于是隔阂，便成为生活的主题。而2的过去带来的现在，在朱丽叶的身上首先体现的就是孩子本身的分裂状态：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似乎乖一点，女孩似乎很爱哭，当朱丽叶开始一天是生活和“工作”的时候，她不得不把爱哭的女孩送到寄托中心去，而所谓的寄托中心其实也是一个妓院——那个老人推开门，对着里面暧昧的男女说：“还有七分钟。”然后听到了敲门声，朱丽叶把女儿送来了，接着老人把哭泣的孩子带过来，原来那里有好些寄托在这里的孩子，于是朱丽叶走了，老人再次走到那里推开门，对立面的男女说：“还有三分钟。”接着敲门声再次响起，老人开了门，进来的是一对男人，他们走进了老人安排好的另一个房间。

这里有孩子，有男女，这里是关于未来的场所，这里也是现在的发生地，当这两种人群被安置在同一空间里的时候，是不是一种嘲讽？而朱丽叶出门，一整天的生活似乎也在断裂中被铺陈开来。她去了服装店，去了洗头店，去了租用的犹太人公寓，去了丈夫的加油站，去了和玛丽安娜一起拍照的房间，最后又去了和年轻小伙在一起的酒店，最后回到了家。一天的生活和工作被不同的空间割裂，被不同的场景所切开，这就是朱丽叶的现实。而在每一个场景里，她也在一种左右摇摆的状态中，在犹豫、矛盾的情绪里。服装店里试用新的衣服，她拿起了青色的毛衣，服务员推荐了白色的衣服，她又挑了黄色的一件，并且说他们连蓝色和绿色都分不清，但是最后她一件也没有买，空手而进空手而出，只不过是一种行为的在场而已。在咖啡店里，她坐着翻阅着时尚杂志，要了一杯可口可乐，作为戈达尔所称的资产阶级消费主义的实践者坐着，而对面是一个穿着白衬衫的优雅男人，他抽着烟看着她，却不对话，在这样一种行为和语言的割裂中，戈达尔低沉的声音响起：“我看着我，主观地认为别人也在看我，这种想法与客观的现实差距很大，因为我明明无罪，有时却被当成罪犯。”男人看朱丽叶，朱丽叶看男人，他们在看着别人，却也像看着自己，他们不说话，却思绪万千。

镜头在说话，低沉的戈达尔在说话，海报在说话，在那些场景中，说话者总是隐藏在里面，这是一种声画分离，而这种分离就是语言的意义探寻，语言表达什么，语言是不是指向行为？那杯咖啡被搅拌，加入糖，融化，然后形成一个图案，在这一切都发生的时候，镜头里只有咖啡，而那个实施行为的人在哪里？那只手是谁的？“主题和主题的连结，那个转移，如果有可能的话，这些东西会联到一起，也就是说在社会上生存，共同存在的东西，但是社会关系经常是暧昧的，我的思考结合之后又会分裂……”似乎是戈达尔代替咖啡在说话，而说话的主体被隐藏了，似乎引导行为的语言也不存在了，所语言好而行为，甚至行为和动机之间，并不存在着统一的逻辑关系，它是分离的，断裂的，甚至是自我解构的。

所以在这些断裂的场景里，镜头语言反倒变成了一种割裂的符号，朱丽叶的丈夫坐在餐馆里，他的旁边坐着一个抽烟的女子，两个人是陌生人，是第一次见面，在开始对话之后，镜头总是只给了一个人的位置，另一个对话者总在镜头之外，里和外拆解了对话本身，于是对话的内容也变得支离破碎，他和她交谈，说些话题，但是是要感兴趣的话题，要说真实的话，于是他说：“我的生殖器在我两腿间。”女人一直在镜头里抽烟，她转过脸去看他，也转过来看镜头，她说，我为什么要说？她说，我不觉得可怕。之后镜头又全部给了他，他在本子上写着什么，但又涂掉了，书写和涂抹构成的对立关系，最后他问的一个问题是：“你对自己了解吗？”

镜头的割裂是明显的，但割裂的同时似乎又在创造另一种语言，就像一开始对于朱丽叶的命名一样，她会从场景中跳出来，以面对镜头的方式解放自己，而在这一天中，很多有关无关的人都会以这样的方式拆解掉第四堵墙，去除表演和生活，表现和再现之间的区别：那个来自郊区的女孩说，自己没有工作，每个月来巴黎两次；那个洗头店里名叫荷勒特的工作人员说，不相信什么未来，也讨厌闭门不出，喜欢看电影，但是夏天不看，希望看戏剧，看书，特别感兴趣的是传记，最后她说：“如果弗朗索瓦和我结婚，我想生活也就是平凡的事。”来自郊区的女孩，要和男人结婚的女人，他们只是一些旁人，但是当面对镜头开始说话的时候，他们其实具有了社会学的意义，镜头更像是一个社会调查的文本，而这个文本所选择的就是那些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被生活有意无意割裂的人。

割裂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更在于身份的分裂，朱丽叶看上去是家庭主妇，但是是兼职的妓女；丈夫是加油站的工人，却一直在写给自己看的书；朱丽叶接客的那个男人是个秘书，在地铁上工作……而被命名的朱丽叶最大的身份差异就在于她既是一个用肉体赚钱的妓女，也是一个思考形而上的哲学家：在服装店，她思考现象和物质的关系，思考秩序理论，“我流泪的时候，并没有在泪痕上表现出来。”在咖啡馆里，她想到了个体和世界，当一块糖融入咖啡，“现在我在世界上，世界就是我。”在丈夫的加油站外，她的内心声音是：“乱用各种符号，只能招致对语言的怀疑，我连头都已浸没在文字意思的泥沼中，现实，被想象力的洪水淹没了。”最后站在酒店屋顶上的时候，她说：“特殊的表情只有胶卷拍下来，才是唯一的，才是自己的。”而在家里当孩子睡去，她的声音是：“我自身的意义还没有死去。”

朱丽叶是哲学家，丈夫是哲学家，玛丽安娜是哲学家，抽烟的女人是哲学家，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一种形而上的意义上发出声音，和现实有关，却又超越现实，而戈达尔那个低沉的声音一次次响起，似乎把所有人都纳入到了一种社会学体系中，而其实，这就是戈达尔最大的用意，就是把错综复杂的个体纳入到一种整体里，就如朱丽叶曾经说过的那样：“我喜欢说在一起，因为‘一起’是几万人的意思，差不多是一个城市。”这是巴黎，当个体被分隔开来的时候，他们都是独立的却也是无助的人，所以“巴黎让我感到压抑，过去语言的丰富性正在消失，未来的城市不知去往何处。”只有现在，在一起的现在，用思想实现整体性的现在。

指向的就是这个断裂的社会，“内阁人名格鲁菲力叶为首都圈的主席，首都圈计划进入准备阶段……”这是一开始广播里传来的声音，内阁、计划、首都圈以及作为大众传媒的广播，其实是另一种声音，另一种语言，它以强力的方式影响生活，“首都圈可以让政府更好推行阶级差别计划。”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语言里，个体被分隔，有人失业，有人贫穷，有人也便沦为了妓女。而在巴黎之外，法国之外，整个国际社会似乎也处在这样一种割裂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消费社会、美国和欧洲，战争和革命……而戈达尔像以往一样，对于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进行了挖苦、嘲讽和鄙视：关于1965年河内政府的反轰炸计划，时尚杂志上美国女郎嘴唇上的美国国旗，越南战争有关的大幅图片，放在草地上的各类商品……

割裂的生活，割裂的语言，割裂的身份，割裂的巴黎，是不是有可能像朱丽叶说的那样“在一起”？“思想不能抓住现实，只是现实的幻想。”这是朱丽叶的丈夫在本子上记录的话，当现实需要这样一种幻想的时候，它也可能会成为“在一起”的隐喻。朱丽叶的儿子做了一个梦，梦里他走在一条悬崖边的小道上，这时对面走过来两个人，在谁也不让的情况下，那两个人变成了一个人，“他们合体了。”而这个在梦中合二为一的合体人，儿子明白无误地告诉她：“妈妈，他们就是北越和南越。”被分割的越南，在孩子的梦中统一，这是对于主导越南战争的美国的讽刺，所以，“我无法忍受称霸世界的美国。”

在梦中实现，却也是对于割裂的一种终结，所以在最后，当朱丽叶和丈夫上床的时候，似乎就以一种恢复自我的方式走向了统一，一个家，一张床，男人和女人就是妻子和丈夫，于是戈达尔低沉地说：“一切将被遗忘，一切回到起点。”

电影导演让·吕克·戈达尔是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世界电影史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戈达尔的电影从来是选择非常规的电影制作模式，这也是为何他能有所突破，并掀起世界电影的一代风波。

选择戈达尔的《我略知她一二》来讲述，是因为这里面掺杂了许多我感兴趣的点。如，如何用电影来解剖、实验人类的语言，再如，在电影中体现人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以及如何用视听来描述日常外表下人的真实心理活动（而这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电影这门艺术形式的短板）等等。

首先，这部影片呈现了女主角朱丽叶·詹森一天的时间内，表面繁杂但实则寂寞的生活。朱丽叶表面上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已婚母亲,而在其身份的背后却是一个兼职妓女，生活的巨大压力时刻侵蚀着她。影片没有基本的故事线，也没有设置好的激动人心的情节与高潮，以主观的方式随意剪辑镜头与声音，在其中布满了随机的旁白、背景音、广告、符号与镜头场景。影片极具实验性，也有对当下政治社会与泛故事化的电影制造业进行了嘲讽与批判。

影片的开头出现画外音在叙述，戈达尔很喜欢用这种纪录片风格来造成一种间离效果，以此降低对形象的欲望。这也是受到维尔托夫导演的影响。片中的声音说到8月19号巴。黎首都圈的扩张计划作為一种政令被公告叙述的主角為谁，不知道，也许是戈达尔本人，也许是她的丈夫，也许是在巴黎生活的一个新闻编辑部一个激进的小职员。这一公告与电影主体形象并无关联，而仅仅为了“揭露影像与声音之间的冲突”。从而关注“声音是如何被用来抵抗影像的”这一问题。——电影：从表征到现实「英」斯科特·拉什

男低音的旁白介绍并引出了影片的主角，画外音在以谬误的形式描绘这位主角的着装与发色，这里预设了我们主人公以两种不同的身份与姓名于同一形象之中：一是女演员（兼职妓女），另一则是家庭主妇。下一个场景便是在朱丽叶（女主角）的家中了，两个男人出现在餐厅里聊着政治，一个是她的丈夫。有意思的是他们是背对着摄像机，所以并无法看清他们的脸。随后家庭主妇朱丽叶一边做家务一边与拍摄者聊天，而在客厅的丈夫则一直地催促她（丈夫仍然未出现在镜头里）我们不得不从她的描述和话语中一再地分心。随后画外音再次牵扯到政府的政策，只要政府下了命令，阶级分化会更加严重，而资本家们是不会管大多数市民的意愿的。这是影片的社会背景，也是戈达尔想要引起人们警戒的社会现象。接下来，一个摇镜头，一次意味深长的喘息时间。戈达尔再次反叛了电影的制作准则，他将一整个摇了两遍的相同被摄场景全部丢入了这段叙述之后，仿佛是楼宇与底层人民无声的呐喊，摄像机无奈地摇头，眼里全是迅速发展的城市框架那真正内核的不堪一击，让人们不仅停下反思与遐想：究竟这些城市，这些高楼大厦是谁的，为何而建呢。首都要扩建，人民又要去哪里才可以容身？

几个镜头过去，从叙述中知道了朱丽叶的前半生并不好过，她有着三个孩子，吃饭住宿都是问题，所以她去卖春是她现任丈夫所支持的。

交代了家庭关係后一段母子各自陈述了各自的梦（小儿子的梦，双胞胎和成了一个人）随之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妈妈，语言是什麼”

“语言就是人住的地方，像家一样。”

而这随后的一系列论文式的独白全由语言组成，或戈达尔的电影从来没有主题，我也总结不出这部影片的主题，他的电影语言总是独树一帜，看似在叙事，但总是用些象征性的符号、图像来回穿插。有意无意，因為他想要表达的似乎太多，想要影射的似乎更多。克洛德·奥里耶认为，从《美国制造》起，戈达尔作品强烈的幻觉特征在一种永远重复的，可以代替其对象的描述艺术中得到肯定。这种描述客观主义也是批评的，甚至是说教的，是《我所知关于她的二三事》、《各自逃命》等一系列影片的主要特色。—萨杜尔《法国电影史》

在戈达尔这里，思考不仅涉及画面的内容，还涉及它的形式、方式和功能，它的虚构性和创造性，画面上的听觉与视觉关系。戈达尔对幻觉没有丝毫的好感或同情，它的客观主义从未丧失其美学元素。—吉尔·德勒兹《时间-影像2》第一章 超越运动-影像

在这之后影片再次交代了朱丽叶的双重身份，一个入不敷出的母亲和一个兼职进行性交易的妓女。

随后她去服装店，自我分析，去咖啡厅，观察别人。

在此我也不得不佩服戈达尔对於女性的心裡剖析之準确，在朱丽叶看中一件衣服而準备去银行取钱后有了这样一段独白：

“感情不见得常常会和物质混合，例如慾望，有时时刻清楚慾望对象，也有不知道慾望对象的时候，有时认為没有什麼，具体要说什麼也不知道，还是有些放心不下，儘管没什麼放心不下的理由··”这种对自己行為的不确定性我认為在我自己的身上就有很好的体现了，在我们与别人交流的时候谁又是时时刻刻运用逻辑，清晰準确地表达自己呢，每个人都通过彼此外在的语言、表情、肢体动作来判定彼此的心思（我们擅长揣测，更擅长误解），所以我对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博格曼代表作《野草莓》的开头，主角维克多的叙述有着深刻的印象：“在我们同他人的关系中，总是充满了对对方性格和做派的议论及评价。因此我放弃了几乎所有所谓的关系。这使我的老年生活倍感孤独。我的人生充满辛劳，我心怀感激。”

如果我们追溯起人类语言的产生与使用就会知道，语言的产生是由于情感的需要。最初的语言是具有象征性的，理性和语言是人类区分开与其他动物的最主要特征，人类独特语言的灵活性与社交功能使得我们更高效率思考与沟通。它的虚构功用使得人类发明各种社会制度，文明，国家以及法律等等，以使人类更好的互相协作，运转人类社会。从近代开始，人们的沟通方式随科技的发展迅速变换，但自人类开始进化起，我们的境遇真的有所改善吗：交流快讯，浏览快餐，搭乘快铁…伴随而至的思维奴性与感受麻木，精神越加的滞后，由语义不当而生的误解比比皆是…所以现代人与人之间日常的交流模式是否能真正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没有语言人类是否真的能更好地理解彼此，爱彼此，而不是总那么草率地“了解”与“同情”他人呢？

回到电影，朱丽叶接著去了咖啡馆，一个男人在翻动报纸和搅拌杯子里的咖啡，他对面的女人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意识地反复翻著一本没有内容的杂誌，她看着同一种表象。就像我们天天遇到的无数个陌生友邻一样，第一眼看上去，贫乏透了，第二眼看上去，更加不想费时间加以了解。於是我们的思想者反问道，物质是什麼？接下来又是一段可以当作警世的一副长篇。其中有这麼几句是我有感的：

“有时我会崩溃，不能从客观的角度看问题，有时不能从主观束缚中解放出来，有时也会高估自己，因為不能摆脱虚无主义的影响，我应该倾听，应该拋开以前的想法，重新审视自己的周围，我的同胞我的兄弟。“

完这段，我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短篇《一个荒唐人的梦》 这是影响我比较大的短篇小说之一，俄国动画导演亚历山大·彼得罗夫也曾制作了改编后的同名动画。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3ef794a90100mg8a.html

《荒唐人的梦》亚历山大·彼得罗夫同名动画

这个小说总的来说讲述了一个自杀者在准备结束自己生命前的遭遇和他经历的一个意味深长的梦，遭遇与梦使他感悟了生活，如获新生。虽然这是一个荒唐人的经历与梦，却是所有人类的生存反照。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放弃了自杀，而是决定寻找人生真理，认识幸福的规律，他说到【重要的是你要像爱自己那样去爱别人，这是关键所在，这也就是一切，别的什么都无所谓，因为你马上就会知道如何建立起天堂了。】可以说呼应了上一段戈达尔的“聆听自己的同胞”。也可以说是一位虚无主义者（认定生命无意义）的一次重生。生命本身并无意义，谁都会死，宇宙和时间箭头的规律是前进，消亡和衰败，所以重要的并非追寻值不值得活下去，而是是你赋予它了什么意义，这个意义是否会有实现的可能，能否让你的生活发光发亮，足够给你的邻人热量与勇气。）

让我们继续读一段戈达尔的旁白

”但我们从何而来，為何而来，上帝创造了天地，当然这麼叙述太过单纯，我们应该认真些。语言的境界就在世界的境界中，我的语言的境界就是我的世界的语言的境界，语言由我產生，我限定了世界，它由我掌控。在理论上的死，即是捨弃了自己的境界，既不问，也不答，一片混沌，但是如果让事物重又变得鲜活起来，那就是意识得到觉醒，那时所有的一切便会和谐安定。“

这段关于人与世界或是语言的叙述流露出戈达尔的存在主义思想，即人是宇宙的中心，一切从人开始，到人结束，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

加缪有过一段描写过的类似感受，虽然加缪不是存在主义者：“这是一段温柔而绝望的时刻，却无人可以拥抱，有著太多感慨，却无可以匐身膜拜的对象。

感觉与世界—各种慾望的融合，在我以一己之身躯与诸相拥之另一身躯内，我摄悟了那份天降的喜悦。”总之很受用啊，不说我们同意不同意人心是否为宇宙的中心，但这种天我合一、微型宇宙、道法自然的经历也是不可多得。

论述过后朱丽叶走出那个禁錮了她一个小时的咖啡馆，背景音乐突然自由活跃，画面也由像似黑洞的咖啡泡沫转而明亮的中景镜头。调皮的是这个时候剪辑重复了两此，两次相同的场景伴随著以下的独白

“我不知道何时何地，这件事是否真实存在，我一整天都在试著重拾那段感觉，那树的气味，我在这个世界中，这个世界就是我，人的脸孔就是一处处风景。“

无奈可笑的是这之后朱丽叶还是去接活了。

在一些女人的活动以及几个场景过后又提到了语言

“形象和语言有时不能走到一起，生存在今天社会中的结局，就好像活在一部动画片之中但语言本身不能跟形象一样表现具体东西···”

“乱用各种符号只能招致对语言的怀疑，我连整个头颅都浸没在文字意思的泥沼中，现实被想象力的洪水淹没想象力是好是坏都有可能，在我乱套的理性面前，良知会再度出现，若我们对事物的注意多于人，那是因為，他们比人更真实的存在著，死去的事物会永生，活著的人却一再死去（*或者译成有的人活著但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但他永远活著？批判意味应该较为接近）

关于电影中的主客观，德勒兹在其著作《时间-影像2》中提到戈达尔的这部电影：

我们应该这样断言：客观和主观的差别，从视听影像的角度上看，只具有暂时和相对的价值。最主观的东西，如里维特的同谋主观主义，也是最客观的，因为他用视觉描述力创造了真实。相反，最客观的东西，如戈达尔的批判客观主义，也是最主观的，因为他用视觉描述替代真实物品，并使之进入人或物的“内部”（《我所知关于她的二三事》)。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描述都会朝着一个真实与想象的不可区分点发展。

戈达尔谈到《享受生活》时说，“事物的外在部分”应该体现“内在的情感”：“如何可能到达内在?只有乖乖地留在外面”，如画家一样。戈达尔在《我所知关于她的二三事》一片中，在“客观描述”中添加了“主观描述”以表现“整体情感”。

（《让一吕克·戈达尔论让一吕克·戈达尔》，贝封出版社，第309页、第394-395页。）

昨晚看一篇微博上评论戈达尔与特吕弗关係的文章，文中如下介绍：

”来自瑞士的戈达尔是资產阶级的逆子。父亲是富裕的医生，母亲的家庭拥有“巴黎银行”，这个讲究、循规蹈矩的大家庭与电影并没有多少交际。直到来巴黎读索邦大学，戈达尔才真正地接触到电影，并沉迷于这种在父母眼中’有伤风化‘的东西。在青年“迷影人”当中，戈达尔可能是最风流的一位，他经常把自己的私生活、旅行和爱情，隐藏在聚会时的沉默和蚊子的桀驁不驯之后···”

所以在观看他的影片的同时不能忽视当时先进青年对於整个社会以及自身生存的处境。戈达尔的作品从早期开始一直都处实验和探索的状态，《我略知她一二》属於他的中期巔峰之一，影片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社会面临的精神危机存在主义的影响，各种交叉蒙太奇混合剪辑，声音的突出，叙述者的低语，都传达出一种现实社会中人与人难以正常表述自己，人格心裡的荒谬絮乱，人物行為的无逻辑，片中的人物都属於他所关心的无產阶级人民，每天為了思考究竟买电冰箱，买电熨斗还是彩电的问题，买了电冰箱就没有熨斗，买了熨斗就必须放弃彩电给疲惫生活的安慰，总之就是没有正常的生活。这种选择性少又没有确定尽头的日子没有办法给人一个未来，说服人想象幸福的可能。最本质还是探讨了人的根本存在与思维的局限”我们所想的东西的真实性没有保证，思想不能抓住现实，不过是现实的幻影而已。”

但戈达尔还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友善大方地解除了这些障碍，他用他持有的经验和知识告诉我们：

“我只是在探讨能够幸福的活著的理由，但是如果对此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我知道生存的最简单的原因，首先，因為过去的记忆，其次，便是当下，和我们拥有享受它，控制它的能力，意思是，我们在生存的过程中，就可以抓住生存的理由，也就是发生各种情况的同时，把生存的理由牢记於心，这是一瞬间的事，也许在人类世界中，也会诞生最单纯的东西。这是由人的精神所產生的所有事物，人与事正确的融合在一起，这就是我的愿望，在有诗意的同时也有政治性，在任何情况下，这一点一定，要鲜明地表达出来。谁？我，作為作家，作為画家的我的愤怒。”

影片快结束的时候还有一个小女生和一个作家的看似与影片无关的讨论挺有意思

少女问”诗是用来装饰的还是教训人的“

作家回”装饰人生的东西全都是教训“单纯的少女把作家当作知心的倾诉对象，在作家和观眾看来都是是有点愚蠢的，所以谈话没有愉快的结束了。

片头片尾都是家人的聚集，与丈夫的冷淡交流，她的小儿子在床上不安分的滚动，虽然是每人每刻都会面对的困难与焦躁，但也许他也告诉我们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生活的理由。再引一句一位大家说的话

“我们必须学会再次醒来，并让自己保持清醒，不是靠机械的帮助，而是靠对黎明的无限期望···”

恩就像我们现在所思考的都是没有答案的，都是废弃时间的，仅仅活著，不再选择什麼生命，将现有的生命予以扩张，伸展，不虚度光阴，不断进步，為别人，并且去爱别人吧。

值得一提的是1988戈达尔拍摄了话语的力量，2014年拍摄了再见语言，他就是对这个元素又爱又恨！

纪录片式的电影，第四堵墙的打破，一个家庭主妇版Ulysses在巴黎的漫游（flaneur）与絮语（fragments d'un discours），一群女性诗意的独白合鸣，思考越战、卖淫、城市环境等社会问题的大杂烩。电影中正在生成和扩建的巴黎远不如50年代塔蒂Play Time里高度现代化的Tati Ville有趣，而是陷入喧哗与骚动，于是普通男女的内心也和着这节奏发出不安分的震颤，从生活的表层抽取出哲思，碎片化地诉说着语言的无力、人生的虚实、思想与现实的距离。戈达尔使尽浑身解数牵引观众的全部注意力。他的镜头总是塞得太慢，视线会不自觉地被莫名其妙的背景吸引（Bangkok宣传画、日本艺妓浮世绘、比利时啤酒海报、色块的对比），听觉也被不收音导致的杂音占据（餐馆里和大街上装修的声音，孩子放肆的哭闹和嬉笑，玩具枪的嗒嗒作响），导致elles的表达持续遭到打破，最终观众对她们只是像标题所说的“略知一二”（2 or 3 choses que je sais d'elle)。戈达尔始终是新浪潮的旗手，他比侯麦、特吕弗、夏布洛尔走得更远。侯麦在爱情友情的一亩三分地上发挥到极致，但一直与政治绝缘；特吕弗的电影不如他早年写“法国电影的某种倾向”那么大胆；夏布洛尔在揭示和反思社会问题的深刻上可以与戈达尔比肩，但形式远不如后者先锋。特吕弗是最具战斗力和人道主义的作者，就像电影中低得近乎听不到的旁白所说的“用理性的混乱展示人的良知”，所以他的电影总是有感动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