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1970

【故事】

丈夫远征数年后回归故里，妻子与姘夫一起将其谋杀，并企图制造丈夫逃离兵役的假象。后迫于外界的追查与自身的良心折磨，而供出真相。

基本故事情节来自于古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作品《阿伽门农 Agamemnon》：远征特洛伊的迈锡尼王阿伽门农（其弟弟的妻子为海伦，被特洛伊王子拐走而引发了著名的特洛伊之战）被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和姘夫埃癸斯托斯谋害的故事。（中国的《金瓶梅》也有类似情节设置）。

不同的是本片妻子并不是因为具体的一件事情而记恨丈夫，导致他们两人关系决断的原因更现实也更简单，是小人物在大时代背景下悲凉但也情有可原的命运。

【叙事结构】

全片分成3个段落，分别从3个角色/层面来揭开故事发展。（豆友：藏马，所写的‘《重建》－大师的起点’已有很详细的介绍，这里摘引片段，全文请访问这里。）

“第一个层面对案情的建构主要依靠当事人对审问的回答，关注点是要得到一个审判的结论，因此一直反复纠结于究竟是谁拿起绳子勒死了死者。而第二个层面还原真实的情节，演绎凶杀之后当事人如何善后、掩盖以及被揭发的过程，但最重要的凶杀现场却没有还原，而是在最后选择一个“画外空间”来表达。”

其中，回忆、倒叙多为黑夜，看不清周遭的环境，也无法窥探人物清晰的全貌。而白天的现实却往往在白天，赤裸、直白、毫无保留也无任何修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主题】

被时代遗忘的村庄

希腊的一个村庄在26年间（1939-1965）人口锐减，从1165人到85人。开头在雨中的几个镜头，从荒凉的村庄全貌到被水坑困住的汽车，都表达了村庄已经与外界失去连接的现状，四处都是无人的废墟，鸟无人烟，人们生活在简陋的棚屋内，穿着简陋，神情僵硬。

此刻从外征兵回来的丈夫，在自己的屋里与一名男童对视良久，彼此都无法相认出是否是自己的亲骨肉。直到丈夫见到回来的妻子，才兴奋地上前拥抱。妻子却表现的过于冷静，其实丈夫早在离开后的那几年就在她心目中死去了。

妻子在丈夫远征的时候被遗忘。

丈夫在远征后被妻子所遗忘。

而整个村庄被外界社会所遗忘。

希腊古典戏剧中的两性角色

丈夫 VS 妻子

男性的抱负总在远方与别处，如丈夫这个角色要远征当兵，报销国家，大展宏图。面对已经拥有的，他选择离开，认为即使不在，只要回来一切就会安然无恙，等着他的是热情的拥抱，为他的回归振臂欢呼。

女性则往往选择留下，肩负起养家糊口的生活重担。与她来说，眼前的家园就是她一生的事业。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往往她表现的更加冷静、刚毅、隐忍。她的付出是默默无言的，一家人即使生活窘迫，但只要仍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作为一名母亲以及妻子的细心维护与耕耘。

妻子 VS 姘夫

面对丈夫的尸体，妻子冷静地说要不要肢解，姘夫一个巴掌呼了过去。此刻女性的沉着，男性的冲动，一览无遗。无论是埋尸之后妻子为了掩饰在土里种了洋葱，跟孩子轻描淡写地说父亲有走了，还是在出城假装丈夫写信回家的过程，无一都表现的沉着冷静。

而姘夫在谋杀发生之后，情绪就变得躁动不安，六神无主（藏尸时候的犹豫不决，事后独自来到河边冷静，出城后晚上四处闲逛释放情绪）。

在城里的晚上，妻子主动示好，却遭到姘夫的拒绝。此刻的女性仍然试图用温柔、身体来慰藉男性的不安，而男方却拒绝了，首先选择的还是离开，自我独自排解之后，才重回女性的怀抱，寻求呵护。女性时刻想着照顾对方，男性时刻想着自己的感受与尊严。

直到后来面对外界的追问调查，姘夫再一次打了妻子，说你把我的生活搞成了这样。女性则是隐忍地说没关系我可以承担最后所有的后果。

妻子 VS 村落中其他妻子

片中几个让人震撼的镜头之一就是在审讯完警察将妻子与姘夫带走的时候，平时消失匿迹的村民竟然都出现了，尤其有很多女性，裹着头巾，站在门外，瞪着屋内。在妻子出现后，人群沸腾地向她攻击，甚至有人追着警察一路不顾阻扰要上前殴打妻子，拽她下车。

同为女性，她们感到自己坚持的忠贞被妻子的出轨所污染，站在更高的道德立场上她们唾弃让她们集体蒙羞的败类。此外，她们也记恨妻子的行为打破了生活的宁静，撕破仅剩的遮羞布，唯一赢得外来关注的时刻竟然是因为此等丑闻。

究竟是谁杀了丈夫

整部片子令人绝望的，不仅来自碌碌无为的警察和失声的新闻记者，而是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渺小与无助的命运。如果丈夫不是为了去当兵而离开家庭，妻子也不会出轨；如果不是因为出轨，妻子与姘夫也不会合谋杀了丈夫；如果不是因为村庄的败落，人们的生活也不至于如此悲惨。

他的死湮没在短暂的时光里。 这个男人有过迷人的笑容 呼吸已经不在世上。一床毛毯将他裹住 后来他就长眠于自家庭院

妻子在埋他的地里种了一畦白菜 一个月后，白菜长了出来 叶子和平常的一般颜色 相信没有人能闻出一个男人的味道

他的妻子曾给他做饭，看着他喝完菜汤 死在一个火车穿过的夜晚 那时下着大雨，没有人串门……

他的妻子也曾在那个大雨的夜里 和一个穿皮衣的男人在菜地结合 脚印都被冲走，流进一条没有名字的水沟

1、电影构思

Q:让我们从你的设想和计划开始吧。

A:这个故事，作为一个真实的案件，非常吸引我。我注意到希腊的报纸上有不少类似的案件，关于一位妇女杀死她的丈夫。并且在伊庇鲁斯，希腊最穷最落后的地区之一，这种事似乎特别常见。于是我决定去一个刚刚发生过谋杀案的村庄，以记者的角度对案件进行调查。我和当地人、共犯家属、孩子们、被告律师——他给我们看了审判记录等人进行交谈。这是我的电影剧本的基础，以谋杀来表现一个伊庇鲁斯村庄的生活。由于我本人并没有牵涉到案情中，就连目击者也不是——我只是一个从大城市来搜集资料的摆放着——对我来说，把这个故事改编成小说显得不太正直，有点像维斯康蒂的《沉沦》。《重建》试图达到两个层次。首先，根据俄我搜集到的证据何律师的审判记录，尽可能准确地还原这个事件；第二层就是警察对有罪一方的参与和案情重建。因此，这部影片的作用，就是以提问的形式展现出这个案件在当局的官方版本与我的版本之间的对抗。情节在这两个元素之间不断转换，用一种与逻辑叙事完全不同的方式呈现。举个例子，电影的开头本应该有这样的场景：谋杀过程本身。但究竟发生过什么始终是个谜，因为摄像机一直在室外，从来没有目击过行为本身，只能听到声音。

2、历史背景

Q：看起来你似乎没有特别从法律角度思考这个案件。

A:当然没有。对我来说真正的问题是，注视这个毁灭的地区——他的命运预示着整个国家的命运。

Q:这是否说明你企图探索者各地区的历史背景，它的社会构造……？

A:当然没有。首先，这个地区的社会或经济构造没什么可说的。事实很简单，这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那些移居德国的人寄回家的钱。对我来说，这部电影是为这片被当地人抛弃而逐渐腐朽的土地所作的挽歌。这一切始于1962年，西德的援助政策允许希腊公民前往德国生活和工作。在当时的希腊，不论右翼还是左翼报刊，都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一些人控诉移民政策无异于一场灾难；另一些人却认为这是比较积极的，因为一旦工人们离开，就不会有工人阶级组织的威胁，也就不会有对体制的反抗。上校们更希望看到他们所有的反对者离开这个国家。举个例子，我所有的朋友都在国外……除非他们被关进监狱。我拍摄《重建》是为了他们，为所有已经离开或即将离开的人们。还有一点，伊庇鲁斯拥有古老而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它根植于很久远的古代。看着这么多人离开这里却无能为力，这是非常悲伤和难过的。因为一旦他们离开，这里的整个文明都将不复存在。

3、制片过程

Q:《重建》的制片过程是怎么样的？

A:正如所有的希腊独立电影一样。首先，制片人并不是真正的制片人，他是一个电影技术人员。他为商业电影工作，但是对社会有清醒的认识。他曾经与职业工会工作过一段时间，但后来不做了。他想做些别的事。刚开始启动《重建》的时候，我们只有一笔很小的投资，来自他的一个亲戚和一个朋友。总之，当我们开始拍摄的时候，预算大概是2500德国马克，但当我们结束拍摄的时候，预算涨到了46000德国马克。

4、选角过程

Q:你之前有没有做导演的经验？

A:我拍过一部短片，收到了评论家们的高度赞扬，是关于由广播、电视（尽管希腊并没有）和媒体所产生的疏离感。让我们回到《重建》这部影片。我们从五个人的工作团队开始：制片主任工，摄影师，摄影师助理，制片人——他也做了编剧的工作，还有我自己。只有两个演员，他们都不是专业的。其中一个是酒保，另一个是物业人员。他曾经因为政治原因被送进监狱，放出后的两年里他都找不到工作。我们是第一个为他提供有厂工作的。电影里的其他人都是我们在当地找的农民。就连女主角也是业余的，她在真实生活中是个女裁缝。我选择她不是因为她外表看起来合适，而是精神上合适。她很棒，但是她不识字也不会写字。

通过破解一桩“犯罪案件”，我们看到了19-20世纪欧洲工业化城镇化带给希腊这个小小的原始村庄的冲击。

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吸引了周边大量劳动力。Eleni的丈夫在德国工作生活定居多年，偶尔回家探亲连小儿子的名字都不知道，小儿子也怯生生反问他的名字。随着警探走访，从村民口中我们了解到年轻人早已奔向大城市，留下老弱妇孺；也有妻子跟随丈夫同去，但放不下老家的孩子还是会回到村庄。男人们去大城市赚钱打拼，本质上还是被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的工具，没有能力带着妻儿一起生活。

对性的态度上，男人在大城市花钱买性依然可以是村民眼中的“老实人”，女人在小村庄偷情则是被男人唾弃女人殴打的“荡妇”。这个问题的本质不在于性，而是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价值矛盾。或许Eleni的丈夫也有过对家庭不忠、甚至没尽过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但他按时给家寄钱，属实配得起“老实人”。Eleni承受了贫穷的苦难，自己种地、看店铺、带三个孩子生活，从睁眼忙到闭眼，没有任何希望和快乐，低头忍耐做“圣母”，还是抬头反抗做“妖女”？古希腊神话对女性永恒不变的两个角色，两千年后依然在这个村庄延续，敲打、审判着女人。

影片有几次激烈的冲突：第一次是Eleni和情夫杀害丈夫埋尸，丈夫身材比较魁梧不好处理，Eleni提出要碎尸，被情夫打了一巴掌；第二次是Eleni不得不认罪伏法时，冲上去打破案的警官；第三次是Eleni在审判结束离开村庄的时候，女人们围上来殴打她，甚至车已经开出很远也不放弃，追着爬车继续打。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女人的决绝和冰冷，也看到了强韧和力量。最后群像殴打这一幕确实经典，《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也有类似桥段。不禁引发联想：这些女人的愤怒来源是什么？问题表象也许是她们在为Eleni的丈夫鸣不平，或者在鞭笞不守妇道的行径；然而问题深处存在着一种假设：和自己毫无关系的事，人们是不会存在好恶之情的。那么，也许Eleni活出了村庄女人们羞愧并向往的另一个自己，于是她们不得不通过殴打她来否认这部分自我的存在，以自证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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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名“重建”，是凶杀案现场的还原和重建，更是西奥·安哲罗普洛斯用镜头进行真相的“重建”，这种双重的重建在最后一个场景中得以完成：一开始，埃莱妮站在门口，呈现的是一种等待的状态；克里斯托弗急匆匆赶来，马上进了门，埃莱妮也随之进了门，门被关上了；接着，丈夫考斯塔斯从外面回来，他叫了一声“埃莱妮”，无人回应，便把地上的铁镐放到了泥土上，然后推开了门。当三个人进去之后，是门被关着的空镜头，只传来几声狗吠。几分钟之后，三个孩子在门外唱着歌玩着游戏，埃莱妮打开了门，接着克里斯托弗从门里走了出来，他没有和任何一个人打招呼急急离开，埃莱妮和孩子们在一起，最后把他们带进了门，当门被关上，又是一个空镜头，最后传来的是歌声：“小柠檬树啊，柠檬已经挂满了枝头……”

歌声是欢快的，但是这歌声背后却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这死亡就发生在门被关上时的第一个空镜头：妻子埃莱妮和情夫克里斯托弗在关着门的状态中杀死了丈夫，正是在丈夫回来进门和情夫开门离开的转接中，西奥·安哲罗普洛斯在镜头内在结构的展示中，还原了案件的真相，完成了事件的“重建”。但是，当门被关上，屋子里正在实施的杀人行为，在安哲罗普洛斯的镜头叙事中，和空镜头一样，是一种空无，是一种缺席，但是这种空无完全具有了一种在场性。这是一个充满张力的镜头语言，和欢快的歌声与隐秘的死亡形成的对比一样，“重建”就是在一种被忽视、被遗忘的状态中完成的。

这种对比产生的张力更体现在电影开场的那个场景中。拎着皮箱的考斯塔斯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当他踏上雨后的石板路，看见曾经熟悉的庭院，那首关于柠檬的歌曲响起；当他推开门，看到里面正在吃东西的孩子，转到孩子的旁边他问孩子叫什么名字，孩子没有回答，反而用疑惑的目光注视着这个陌生人，接着孩子反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之后门外进来几个人，考斯塔斯出去和他们拥抱，妻子便告诉三个孩子：“这是你们的爸爸。”一家人团聚，考斯塔斯吃上了可口的饭菜，妻子埃莱妮和孩子们看着他，五个人面带笑容——安哲罗普洛斯用同框的方式完成了一家人久别之后的重逢。同框的8分13秒，是被定格的8分13秒，字幕打出：重建。这是歌声营造的欢快气氛，这是同框传递着重聚喜悦，但是接近着的一个场景是：考斯塔斯被人杀死，警察和检察官正在屋子里对埃莱妮进行审讯，试图通过埃莱妮的还原“重建”犯罪现场。

从一家人久别重逢到考斯塔斯被杀害，生与死仿佛转瞬之间发生，这是安哲罗普洛斯制造的悬念，而在接下来的叙事中，他用同样的方式编织了混乱的时间线，故意将案件推向了缺少明确答案的悬疑状态：警察调查的场景之后，便是夜晚的克里斯托弗和埃莱妮将考斯塔斯的尸体挖坑深埋，在克里斯托弗扔下铁锹走了之后，第二天的埃莱妮继续工作，还在尸体上面的泥土上种上了洋葱；接着再次回到案发现场，检察官又讯问克里斯托弗，重点在于拉紧绳子的人是谁；然后是埃莱妮在窗边告诉克里斯托弗发现了考斯塔斯在亚尼那准备去德国的签证文件，克里斯托弗留下“今晚不行，我后来过来”这句话走了；然后是两个人以夫妻的名义搭车前往亚尼那，并以“考斯塔斯”和“妻子索菲亚”的名义办好了签证，又开了旅馆，之后又买了去往雅典的飞机票；然后再次回到案发和审讯的现场，那份埃莱妮的证词被读出，埃莱妮承认是自己杀死了丈夫考斯塔斯并将他埋尸；之后的场景则是考斯塔斯的姐姐问路人考斯塔斯去了哪里，而负责考斯塔斯去德国打工的工头也来到了村里说考斯塔斯失踪了；失踪案引起了警察的注意，警察调查了埃莱妮，埃莱妮对着姐夫雅阁斯抱怨自己已经走投无路；最后埃莱妮和克里斯托弗被带上了警车，人群追喊着：“杀人了”——最后的一个场景便是死去的考斯塔斯“复活”，他走进了那扇门，在关门之后的空镜头之后再也没有走出来，没有走出便是死亡的发生。

安哲罗普洛斯故意打乱了时间线，这种打乱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把案件的还原全力给了观众，也就是说，在警方在案发现场“重建”、安哲罗普洛斯用镜头“重建”之外，又让观众在这种被打乱的秩序中用逻辑进行“重建”，所以梳理事件的前后顺序如下：首先是在德国当劳工的考斯塔斯回到了村子，和家人团聚；接着，考斯塔斯发现了妻子埃莱妮不忠的事实，埃莱妮在证词中说详细说到了这一经过：考斯塔斯在怀疑之后，用铁棒打了她，于是埃莱妮将他杀死；杀死之后，便是埋尸的过程，克里斯托弗在晚上敲响了埃莱妮家的窗户，趁着孩子睡熟之际，两个人把地窖里的尸体抬了出去，在树林里的时候，埃莱妮去寻找洞穴，但是洞穴太小，埃莱妮问克里斯托弗是不是应该肢解尸体，克里斯托弗打了她一个巴掌，然后他们将尸体抬到院子里，然后开始挖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克里斯托弗扔下铁镐走了，按照他之后的叙述，他离开之后“漫无目的地游荡”，这折射出他的不安和恐惧，天亮之前，埃莱妮一个人完成了埋尸，接着很冷静地将洋葱重在泥土里，回家之后，她对女儿说了两句话：一句是：“你爸爸又走了。”另一句话则是：“我种了些洋葱。”但是杀人埋尸并不是一种周全的办法，埃莱妮告诉克里斯托弗发现了丈夫在亚尼那办理的一份去德国的签证，这个信息的最关键作用便是可以制造考斯塔斯“又走了”的假象，于是他们以夫妻之名搭车前往亚尼那，在那里办理了去德国的手续，还买了开往雅典的飞机；制造假象是一个目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偷情，两个人在旅馆里开了房间，起先被埃莱妮脱掉了一只鞋子的克里斯托弗似乎还心有余悸，他拒绝了埃莱妮，一个人走到了外面，也是漫无目的地游荡，回来之后他便扑向了正在床上的埃莱妮。杀死了丈夫，活埋了丈夫，然后制造了考斯塔斯离开去往德国的假象，两个人回来之后，有人发现考斯塔斯失踪了，埃莱妮杀人之后开始毁迹，她砸烂了考斯塔斯的那只皮箱，然后将他的物品运到山上焚烧，但是考斯塔斯失踪的消息引来了警察，引来了记者，最终因为发现亚尼那有以考斯塔斯和妻子“索菲亚”为名开的旅官证明，所以案件才一步步清晰起来。

这是安哲罗普洛斯交给观众“重建”的任务，安哲罗普洛斯用中景拍摄、长镜头、镜头内蒙太奇、画外空间、360度环拍完成了叙事，当观众参与其中完成真相的还原，案件似乎没有了悬念。但是安哲罗普洛斯的这个“重建”计划却处处表现出现场的缺席，埃莱妮和克里斯托弗埋尸过程，埃莱妮种洋葱的过程，埃莱妮和克里斯托弗去亚尼那办假证，埃莱妮上山毁迹，都在镜头里展现出来，这种镜头的具象化叙事，无疑就是为了真实还原真相。但是当考斯塔斯回家进门之后，他如何被埃莱妮和克里斯托弗杀死，变成了一个空镜头，也就是说，真正的杀人过程是缺失的，这也就是检察官一再提出的问题：到底是谁拉紧了绳子，让考斯塔斯最后一命呜呼？这个问题在审讯埃莱妮和克里斯托弗的时候，是两种不同的说法，埃莱妮说，是克里斯托弗拿着绳子实施了杀人，他还给绳子上了油，这样会更滑，杀人之后也是他将系在门上的绳子解了下来，之所以是克里斯托弗实施了这一系列行为，埃莱妮说：“我不忍看，我害怕被牵连，我更想要自己的脑袋。”但是在审讯克里斯托弗的时候，克里斯托弗一口否认是自己拉紧了绳子，还声嘶力竭地喊道：“是她撒谎，是她要害我。”后来尽管承认自己参与了杀人，但是在埋尸的过程中，他说自己后来就离开了，漫无目的地游荡——的确，在安哲罗普洛斯的镜头里，克里斯托弗扔掉了铁锹，一个人来到了池塘边，他的确陷在“漫无目的地游荡”的状态中。

两个人的口供不一致，检察官质问他们为什么要相互指责？这实际上是牵涉到女人的命运问题。埃莱妮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是冷静的，相反克里斯托弗却显得不安，这种不安当然是一种胆怯，所以为了所谓的爱，埃莱妮之后几乎是一个人完成了谋杀行为，她最后将考斯塔斯的尸体埋掉，然后种上洋葱，然后很平静告诉女儿爸爸又走了，之后又将考斯塔斯的物品砸烂和焚烧，“我来承担一切”的背后是埃莱妮对克里斯托弗的“保护”，但是这种保护换来的是检察官对她的定性：“我只看到一个动机：道德的缺失和败坏。”换来的是村里人对她的攻击，“她杀了人，她和姘头在一起……”将一切的过错和罪责都压在了埃莱妮身上，不仅如此，她所谓的对这份爱的保护，换来的是克里斯托弗的那记耳光，是脱掉了一只鞋后的冷遇，是克里斯托弗回来为满足欲望的主动行为，甚至是在检察官面前对她的攻击。所以埃莱妮看上去是谋杀案的主谋，但实际上她是被忽略的人，所以在雅阁斯找到她之后，埃莱妮只能悲伤地喟叹：“没有人有错，我们都已经束手无策……”

这是一个可怜女人的哀叹，当所有人度可以对她审判，她实际上也变成了受害者，所以安哲罗普洛斯的“重建”又变成了关于被遗忘个体的重建，甚至这个问题又衍生出一种可能：埃莱妮要杀死刚回来的丈夫，是不是也遭受了不公和暴力？是不是也像克里斯托弗对她一样那份爱毫无尊严？而埃莱妮命运折射的是另一个关于遗忘的深刻主题，那就是这个偏僻村子早已经是一种不在场的证明。电影一开场的旁白：“汤贝阿古城在马洛山附近，残垣断壁的废墟自古就见证了无情的占领，这里1939年的人口是1250人，1965年为85人。”从1250人到85人，不到三十年时间，一千多人消失，他们就是不在场的人；而剩下的这些人，更是不在场的存在着，老人，病人，驼背的妇人，成为这里的主体，这是一个病态的村庄，这是一个苦难的角落，当记者采访案件，老人却嘲笑他们：“你们是来看我们的不幸的？看我们贫困交加和无情遗弃？不忠的女人，要么是她杀了你，要么是你杀了她……”记者采访当地的女人，传来被采访者的哀叹：“这里太贫穷了。”正因为被遗忘，正因为贫困交加，所以考斯塔斯会去德国做劳工，而记者说起自己的哥哥也在德国，那里工作是八小时，八小时之外可以去逛街，可以去散步，可以去看电影，“那里的生活更美好。”而对比之下，这个村子只剩下了老弱病残，“这个村子最终将会消失。”

这是贫困和苦难的村子，这是人口逐渐减少的村子，这是被无情遗弃的城市，像埃莱妮一样，这是一个被遗忘而不在场的世界，所以所谓的“重建”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是不在场的，所以安哲罗普洛斯镜头的重建是乱序的，凶杀案的现场“重建”是缺失的，一切都是一种隐喻的存在，起先在镜头里的是躺在地上的尸体，当镜头移动、变换角度，再次回到地面，却已经变成了尸体的轮廓线——尸体之存在和不存在，就像这个村子一样，是看得见的实体存在，又是被遗忘的缺失性存在。但是，无论是杀人现场，还是埋尸现场，无论是用假名制造签证，还是失踪被发现线索，”考斯塔斯·古西斯“却是永远在场，他目睹了自己的死亡，他实现了自己的“离开”，他更是在安哲罗普洛斯的镜头里复现，他是唯一的在场，而这个“重建”的在场只有残酷而绝望的一种状态：因为他是一个永远的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