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往事

康拉德、纳博科夫、奈保尔——这些作家都是因为成功地游弋在语言、文化、国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间而广为人知。他们的想象力受到这种背井离乡的滋养，而养分的汲取却并非通过根部，而是因为无根性。——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电影《台湾往事》可以了解到日据时期的台湾在语言、文化和生活的变化，在近乎于强制的“皇民化”教育政策下，生于那个时代的许多台湾人接受日本带来的现代文化的知识和现代化的生活形态，只会说台语和日语而不会国语，日本文化甚至西方文化大大地冲击了台湾本土的中国传统文化，加大了本地人与大陆人之间的思想和文化隔阂。然而，即使台湾如弃子般被剥离了中国文化的母体，台湾人民的血液中流淌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延续，所以在面对西化的同时，仍然保留了对民族本土文化的坚守。所以台湾文化融通了日本、欧美和传统中国文化特色，由此形成了一种无根性的文化环境，也让台湾人民对自己归属的文化身份产生了困扰。所以，台湾文学也具备了奥尔罕所说的“成功地游弋在语言文化、过节、大洲、甚至文明之间”，从无根性汲取养分。

注意导演

翻译：一树梨花压海棠（=老夫少妻）

注意中医的存在（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独特存在，带有社会使命感（不在朝廷也不在底层），西医与中医完全不同。清文在学校与家中不同的生活习惯，阿公是祖国的忠实者…

纳博科夫《洛丽塔》，忏悔与自我辩解

康拉德、纳博科夫、奈保尔——这些作家都是因为成功地游弋在语言、文化、国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间而广为人知。他们的想象力受到这种背井离乡的滋养，而养分的汲取却并非通过根部，而是因为无根性。——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无根性从生存讲是不幸的，从创作来说是幸运的。生活无根，心灵有根。

散文式电影像诗一样清淡叙述生活本来的流程。

（周星 中国电影艺术发展史 p372 ）作为一个明显具有政治意识表达的故事，导演处理得前所未有的清醒而分寸感到位，对于占领者的高傲威压和台湾人民抗拒情绪没有直接了当的直露表现，而是隐藏在行云流水般的乡村故事中。

影片将景，情，人三者相互交叉相互衬托，每一个情感段落的转折都通过将景色逐渐叠化在或特写或远景的人的身上，中国民族文化中“点到为止”“意无穷”的韵味便在这样情感内敛的流露中表现出来。 “这是林家来到台湾的156年，也是日本侵占台湾的第33年。”故土沦落，人们不得不向侵略者卑躬屈膝，家的存在就如同世外桃源一般让人心安。

故事很简单，主人公林清文儿童到少年再到青年的成长，时间跨越了日本的侵略到台湾光复。影片镜头语言非常克制，是典型散文电影的剧作结构，不刻画戏剧激烈的情节冲突，而是让观众自行体会领悟。这也是郑洞天的厉害之处，平缓的还原生活本来流程的同时，情感充沛饱满的段落要过渡到下一个场景时能非常干脆利落的切换，“多说无益”。例如，啊公询问阿姆是否要把天宝招进门时，母亲不言一词而镜头久久地停留在她秀丽的脸上。下一个镜头就切换到天宝背上行囊离开，“我”给他送上阿姆的礼物，远去的天宝身影慢慢隐入山水景色之中。这一段人物的情感克制而内敛，啊公为阿姆着想放下传统大家长的权威，小心翼翼地提出“可以让天宝进门帮忙”，母亲的回答当时我们还并不知晓，随后天宝的离开我们才获悉答案。

电影的叙述主体是“我”，而真正的主角其实是母亲。“我”说的看似是自己的故事，实际上说的是母亲的故事。孩子们生活依靠母亲，精神依恋母亲。母亲有中国传统女性坚韧勤劳的优秀品质，也十分得体优雅，面对强权不卑不亢，对落魄也能温厚宽容以待。

影片表现了日本侵略者对台湾人民的压迫，但并不强调，只是将生活中原本的样子还原出来。日本侵略的压迫毫无疑问，人民的暗中反抗也必然发生，而日本民众中真实良善的一面也的确存在。就像护士一家，虽然因为医生不想救吸食鸦片的病人并恨铁不成钢的说“台湾人没有出息”，父亲的不满爆发而导致被关押受尽折磨而患上精神疾病至最后的死亡，但医生的话并没有错。贩卖鸦片无疑是罪恶的根源，但购买行为的确是出自吸食者本身的意愿，是“没出息的台湾人”的代表。

医生女儿对“我们一家”的道歉，实际上是具有良知的日本民众对受尽苦难的台湾（及中国大陆）人民的道歉。 战争和侵略从来都是国家机器的决策，普通民众的服从也是一种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而在这残酷的现实中，给予周围人体贴和关怀的温暖人性让点点星光在黑暗中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