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皇帝朱元璋

第一集
   平章
　古代官名。“平章”原意为商量处理。“平章”出自《尚书 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唐代以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为宰相，因官高权重，不常设置，选任其他官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名，简称“同平章事”，同参国事。唐睿宗时又有平章军国重事之称。
　宋因之，专由年高望重的大臣担任，位在宰相之上。亦称同平章军国事。
　　金元有平章政事，位次于丞相。
　　元代之行中书省置平章政事，则为地方高级长官。简称平章。
　　明初仍沿袭，不久废。
    多了很多导演编剧的意思，刘伯温像吕洞宾，朱元璋的皇觉寺也不再是噩梦了，还多了个运筹帷幄高僧佛性！
    陈宝国太强势了，马皇后完全成了小女人了。
    假和尚济天下。计议已定，何必再问，什么别人劝进，是自己把持不住！藏拙，找个水深的地方；称王，名正言顺有奔头。
    之所以有高僧，云游四海。
    刘伯温，浙西四大名士之首。
    红巾军！宋濂直接去的，刘伯温是邓愚请来的，咋成了朱元璋亲自去清了，这托够大的！
第二集
    善良和仁政是两码事！
    兰溪会
    古时浙江地区非常有名的诗会，最鼎盛时期在元末明初之时，由并称“江南苏楚”的苏坦妹、楚方玉及“浙西四贤”刘伯温、宋濂、章溢、叶琛发起。
    亲自访察，怎么样用兵，驭民！
    年轻人不能十全十美，要识大节！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子！记下来就不会忘了！
    宁可谁都不信也不可偏听偏信！
    眼睛空洞洞的！
    以身试法！残忍和宽容是一样必要的。治国平天下，男人的事情！劝人不杀，没劝到点子上！
    以为狂妄，后来一品，本性善良，只是性子急！进献，霸占，肃然！
    懦夫，惧怕女人和美丽，铁石心肠也会心动！
    天下读书人的心！夸人骂的好。
    这几集就是想整出三顾茅庐的效果，历史上可真有其事！
    上马打天下，马下治天下！
第三集
    蓝玉出场了！大好大坏，与众不同！大丈夫敢作敢当！
    改的可真多，可真敢改，朱元璋又多了个小姨子，郭慧，不打仗的时候，总有你的影子！敬佩他，一般人，没那个胆量！过而能改，视为无过！真的也罢，假的也罢，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第四集
    就看值不值得，面子就不重要了！这奇思妙想，不一定落在谁头上，城墙上刻个名字，是朱元璋想的！？
    钱万三；果然一切在掌握中啊！反差很大啊，一个人呢。
    这背景音乐，老是整的这么悠远，缠绵，昏昏欲睡的！
    马皇后，声音好嗲啊，哈哈！！
    逆耳忠言的不多见！你不贴，我还不自己贴啊！
    河豚最毒的局部是卵巢、肝脏，其次是肾脏、血液、眼、鳃和皮肤。河豚毒性巨细，与它的生殖周期也有关系。晚春初夏怀卵的河豚毒性最大。这种毒素能使人神经麻木、吐逆、四肢发冷，进而心跳和呼吸中止。国表里，都有吃河豚丧命的报道。固然，品味河豚要冒着生命风险，然则因为河豚的滋味非常鲜美。所以，照样有很多贪食的人拼死吃河豚。
    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只是给面子！没想到，有儿子了，在里面练武了，朱元璋文武双才，调情弄戏。
    聪明人想走终南捷径，胡惟庸讲，李善长爱惜才人，就想老爷提携！
    有钱不用交，穷人没钱交。
第五集
    这前奏将近三分钟，都是那似是而非的悠远。
    文过饰非者。夫子庙，四贤，供奉！赵普，论语。
    如此讨厌，能容忍，那要看是否有真本事！不请自来，不当回事！
    先打谁，朱元璋讲，器小无远见，志骄好生事！布衣傲王侯！
    这逻辑怎么跳跃很快，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最多不生了，有马秀英一个人就够了，哈哈！
    溢美之词，非凡之才，苛刻一点！怎么知道，有耳朵，人有能耐，终会狂傲，为我谋划，为我打江山，但是会有失威信！
    没有神灵，借借也行，卦。

在皇帝戏里，这一部出彩之处不多，无疑陈宝国撑起了半部戏.

看罢仅想发几点算不上体会的体会.

1.自古英雄爱美人，皇帝也不例外，为了女人，不惜搞得后宫
大乱，还能够霸占臣妻，抢夺对手的王后，负于自己手下大将，
全都是为了女人，男人，在这一点上，皇帝仅仅是男人.

2.体制不好,皇帝再鞠躬尽瘁也没用,朱元璋在惩治腐败上算得
上狠了,连自己儿子都杀头,一个大案牵出4万人也都全斩,但依
然斩不过贪污的势头和贪官的数量,皇帝再英明,施政再贤明,到
了下面执行不力甚至倒行逆施则依然徒劳,这一点,和当前的现状
依然有相似之处.

3.仁义之贤臣永远主宰不了世界,刘伯温最后也竟然是那么个
下场,仁心皇太子也竟然早逝,这世界本就是弱肉强食,成王败寇
的世界,心太善,还是适合去大寺里敲钟,官运亨通和大富大贵之
人,则永远是有心思懂手腕的,这也适用于当今.

《再看，朱元璋》

继2004年的《汉武大帝》后不久，陈宝国再度饰演《传奇皇帝朱元璋》，也算演绎了中华著名君王的二强！在当时一片历史剧热潮中，陈宝国也算和唐国强、陈道明同列！

当然，电视剧是个修改艺术，是个卖片艺术，完全据史，也苛求不得，更毋庸说，很多史料本身都有参考、推敲、多出之处！

前剧描绘的刘邦，阐述了很多，比如：
3、中华文化发展至今，其实早就已经不再独尊什么，而是黄老无为+儒家仁治+法家诈力......混合！
用剧中魏其侯窦婴（汉文帝皇后窦氏堂兄之子）之话就是：管它这个那个，什么有用就用什么嘛！
若学而只有一，就像森林只有一种植物，必定因为无多样性而惨遭突变或者外敌入侵而毁！

更鲜明的是，从汉朝开始，中华民族大一统开创！而君王制度，儒家思维，也成型、成规、成血液！
发展至朱元璋，纵观全剧，其无疑是更加深入地维系君王思想，更加强制贯彻忠君体系，并不息通过养患、创造或者演绎出一幕幕反叛大戏，屠戮涉案人员！胡惟庸案、蓝玉案，被杀皆数以万计！
更极致，更超越刘邦的是，朱元璋“删孟”，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
孔孟之道，孟轲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影响全面而巨大，有“亚圣”之称。
不过孟子思想中也颇有一些原始民主主义的原素，他并非无原则地强调臣民对君王的服从，相反还认为，恶法非法，暴君非君，面对恶法和暴君，人民有反抗的权利。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上光彩夺目的名言。历代的帝王，面对这些话不可能多么舒坦，不过他们更愿意装聋作哑，因为你孟子宣扬的是暴君非君，而我是明君圣主啊，何必和这些话过不去？
然而，朱元璋却不干了。他读《孟子》，到“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那一段的时候，不禁暴怒：这哪里是臣民能够说的话？皇帝一发怒后果就严重了，居然要罢免孟子千百年来在孔庙里和列位大儒们吃冷猪肉的资格，而且特地下令，不准臣下对此发表反对意见，否则就要处以“大不敬”的罪名，杀头。
可偏偏也有不怕死的读书人，一个叫钱唐的士子还是毅然上疏，反对皇帝把亚圣打入冷宫，且公开声明说：“我为亚圣而死，虽死犹荣”。朱元璋这个时候总算冷静了一些，没有处罚钱唐，不久也恢复了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不过终究余恨未消，于是命令臣下“删孟”，将上述那些光彩夺目的名言尽皆删去，共砍掉孟子原文八十五条，只剩下一百多条，编就了一本《孟子节文》，又专门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

删孟为朱元璋在文化上搞专制主义的一例，他不仅把纵横家、法家、阴阳家的学说视为异端邪说，对被汉以后历代统治者奉为正统的儒家学说也百般挑剔。目的，无疑就是为了“中央集权”！
朱元璋在政治上搞独裁，通过废除丞相使中央集权变成皇帝专权，有其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历史环境的温床，更是中华君王制度向深层次发展的必然要求！

而文官集团，不断出现或明或暗，挑衅皇权至高的事件，在明朝一页中，也可堪称发展到极致！
朱元璋后世皇帝中，也屡见不鲜！这里充满了一个矛盾，那就是“皇帝的真正作用”

皇帝是国家的真正管理者？不，其实真实含义是：神秘象征！
----开国之君主创建了本朝，同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今天的文官却早已成熟，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争端中不挟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这种关系，已经由万历的曾叔祖弘治作出了榜样。弘治皇帝愈是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愈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

看看正德皇帝


正德登极未逾两年，他就搬出紫禁城，不再受宫廷内部清规峻律的限制。他新建的住宅名叫“豹房”，坐落于皇城中空旷之处，中有精舍、猎房及俱乐部。从此，他就在宦官、倡优、喇嘛以及异域术士的包围之中。如果兴之所至，他也偶然临朝或出席经筵，但更多的兴趣则在于游猎。有一次，他亲自训练老虎，为虎所伤，幸赖亲信江彬的救援才得免于难。

图---豹房腰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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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毫不费力地作弄了他的臣僚，显出了他比臣僚确乎要高出一手。其原因，表面看来在于皇帝具有传统赋予的权威，他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其实，事情并不如此简单。
百官之所以绝对服从皇帝，即使不说是有条件的，但也决不是无目的的。君主专制本来与文官制度相辅相成，在这庞大的组织中，下层的官员把无数不能尽合事实的书面报告逐级递送到中枢，以其数量之多和情况之复杂而要期望中枢事事处置得宜，自然是不可能的。端坐在宝座上的皇帝，他的力量带有宗教色彩，其神秘之处，就在于可以使不合理的处置合理化。换言之，皇帝的处置纵然不能事事合理，但只要百官都能俯首虚心地接受，则不合理也就成为合理。正德皇帝不去培养这种神秘力量，反而偏要去表现自己的将才帅略，岂不是破坏了臣僚们对他绝对服从的大前提？
正德自称威武大将军，企图把皇帝和作为一个富干活力的年轻人的自己分为两事。不消说，他的臣下是不能接受这些看法的。以本朝幅员之大，人口之多，仅仅为了打败伯颜猛可，动员部队的力量就可能达到这个目的。问题在于，要不是威武大将军朱寿就是正德皇帝，他怎么能出入几个边镇，指挥所有的军队而且有足够的给养补充？反过来说，要是被任命为前敌指挥的将领都能有这样的行动自由，即使战胜外敌，我们的内政岂不大受影响？
事实上，我们的机构设计就不允许高级将领具有这样的自由。各边镇的总兵官一定要受该地区文官的监督，在指定的地区活动。如果不是这样，唐朝的藩镇可能重新出现，成为重大的祸患。而如上面所一再说明的，本朝的立国以伦理道德为根本，以文官集团为支柱，一切行政技术完全在平衡的状态里维持现状而产生。且不用说旁的武官，即使皇帝亲统大军，以动态作前提，迟早也会使国家的人事、行政、税收、补给各项制度发生问题。
正德的一生，一意孤行到这种程度，也有其特殊的原因。他的一生几乎谈不上家庭关系。他的母亲给他的影响微乎其微，官中的妃嫔也没有一个人对他具有笼络的力量。在他登极的时候，三个大学士都以文章道德著称而缺乏解决实际政治问题的能力。一个天生喜欢活动的年轻人，看到一方面是他的朝廷逐日在按部就班、调和折衷的原则下办事，另一方面则是那么富有刺激性的鼙鼓旌旗、金戈铁马，他自然会不加思索地选择了后者。正德要求实现个性的发展，而帝国的制度则注意于个性的收缩。不论是出于自尊心还是虚荣心，正德利用他皇帝的地位和传统对抗。协助他在对抗中取得上风的，是过去引诱他注意体育、军事的宦官和军官，他们掌握了京城的军队和特务，大量排斥反对他们的文官。他们鼓励皇帝任性放纵，他们自己也因而得以有所作为。
正德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使以后的皇帝受益。相反的，他使以后的皇帝得到了更多的拘束。他的宠用佞臣，私出官廷、自任将领，其来势之迅猛竟使想要反对的文官措手不及。文官们虽然认为他有失人君的尊严，但都无可奈何。天子就是天子，这种神秘的力量出诸天赋。但是说到底，他们的绝对服从也不是完全盲目和没有限度的。正德一朝，前后有两个亲王造反，其号召天下的理由，则是皇帝无道，违背了祖宗的成宪。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破坏了宪法。这两次造反都没有成功，其原因一方面是军事准备不够充分，另一方面是他们对正德业已众叛亲离的估计超过了当时的现实。然则他们作出这样的估计，不惜把身家性命押上而作孤注一掷的赌博，一次失败之后又有第二次，这也未尝不可说明正德的违背成宪已经使他的皇帝资格发生动摇，要不是他在不到30岁的时候就结束了生命，而是更加长期地继续他的所作所为，其后果究竟会怎么样，也确实未可逆料。

----因此，从根本而言，我国二千年历史延续，依靠的是一个孔孟之道为本的文官集团，而不是任何一个人或者皇帝！他们只是在历史变革或促进中，做过领头人而已！既然本位因素就是错位的，那皇权的真实体现与皇权的神秘象征意义之冲突，必然演绎出一幕幕所谓杀功臣和谋反闹剧！


从汉武大帝到洪武太祖，中华帝王制度的一部大戏！

对江南：（原载百家讲坛）
　　公元1367年，也就是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九月，以盐贩子出身盘踞江浙的张士诚政权在朱元璋部的进攻下宣告灭亡。这标志着环顾海内，朱元璋已几乎没有强大的对手，其统一中国的伟业基本奠定。
　　
　　苏州城被围长达数月之久，因为之前朱元璋已剪除苏州的羽翼，苏州孤城实处于外无援兵内无粮草之绝境，史籍上描写当时城内“资粮尽罄，一鼠至费百钱，鼠尽至煮履下枯革以食”。但在这种困境中，张士诚仍然拒绝投降，曾谋划多次突围均未成功，最后于城破时上吊自杀，为冲进张府的朱元璋军士所救，然后被作为最大的战利品，送往南京。在凯歌声中，随同张士诚及其文武官员一起被押解去南京的，还有苏州、杭州、嘉兴、松江（今上海）等地的官吏家属和外郡流寓的百姓，计20余万人。在老对手面前，阶下囚张士诚还是颇有骨气的，闭着眼睛，既不说话，也不吃饭，赐给衣冠也不接受，最后被赐死（或曰自杀）。
　　
　　张士诚原先统治的以苏州、杭州、嘉兴、松江为主的江南地区，现在划入了朱元璋的版图。但江南带给朱元璋的，却不仅仅是胜利者的喜悦。洪武初年，一次微服私访让朱元璋大发感慨：“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我为天子，此邦（吴地）呼为老头儿。”吴地的奢华让他厌恶，吴地的民风更让他不懂，这样一个江南是他这个新天子所不能容忍的。于是，登基不久，朱元璋对江浙地区的整饬就开始了。
　　
　　整饬全面而系统，整饬的动机，则不单单是经济上的，更有政治和文化的深谋远虑。什么样的深谋远虑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削弱这一地区的异己意识，铲除对王朝统治可能构成威胁的基础。由于历史视界的狭隘，朱元璋对江南的严厉整饬又带有一种传统的、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道德理想，包含着对于工商业发展而产生的社会变动的恐惧和仇视。
　　
　　朱元璋对江南的整饬，首先是从经济的压榨开始的。
　　
　　
　　明初江南重赋之谜
　　
　　
　　所谓“江南重赋”，是指明朝在江南地区的苏州、松江、湖州、嘉兴四府赋税特别苛重的一种现象。时人议论说：“三吴赋税之重，甲于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大郡，可知也已！”
　　
　　对江南实行重赋，是朱元璋制定的政策，在明代的各个历史阶段，在朝在野的官绅士庶对这一政策都有激烈争论，改革的呼声居高不下，但终明之亡，江南重赋并未有实质性的调整。
　　
　　在开国奠基后，朱元璋为什么要对江南地区科以重赋？这是个历史学界存在很大争议的问题。长期以来有一个流传甚久的说法，即此乃朱元璋个人泄愤的产物。在朱元璋夺鼎的艰辛历程中，他最大的竞争对手，除了元王朝和“以强恃”的陈友谅，就是“以富恃”的张士诚，而苏、松、湖、嘉一带正是张士诚的大本营。朱元璋消灭陈友谅，移师进攻张士诚所占据的苏州城时，向来被视为民风柔弱的苏州人曾作殊死抵抗。所以，前人多认为，为发泄对支持张士诚的江南军民的不满，朱元璋登基后，便故意对张士诚原辖的地方加征重赋以示惩戒。清人所修的《明史》就采信了这一说法。
　　
　　但这一说法遭到了一些历史学家的质疑。韦庆远先生是攻治明清史的专家，著有《明清史辨析》、《明清史新析》等著作多种，他所撰写的《明初“江南赋税畸重”原因辨析》就是一篇反驳陈说的论文佳作。韦先生重点从江南赋重的历史渊源、明初社会经济情况等方面入手，力图说明“江南重赋”政策并不是朱元璋个人主观意识决定下的产物，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客观需要。而韦先生反驳旧说最有力的一个论据是：如果说江南重赋是因为朱元璋对江南军民支持张士诚不满，那么他为什么不对曾经支持陈友谅的江西、武昌军民也一样施以重罚？须知，陈友谅当时对朱元璋的威胁远远超过张士诚，陈才是朱的头号死敌。
　　
　　韦先生的文章，从学理上讲，是无懈可击的，尤其是那最后一个驳论，更是让旧说无立足之地。不过，分析历史事件，固然需要充足的史料和敏锐的洞察力，但同时应该对事件中的人物心理有深刻的体察，这也就是前人曾经说过的，“论史要能撄人心”。而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韦先生的论文又不免可议之处，因为他对朱元璋在灭陈和灭张这两个不同时期的不同心理，缺乏分析。从这个角度看，韦庆远先生的论断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诚如韦先生所说，“陈友谅当时对朱元璋的威胁远远超过张士诚，陈才是朱的头号死敌”。其时陈友谅声势极盛，从实力上讲当在朱之上，鄱阳湖双方决战，虽然最终的大赢家是朱元璋，但以斯时形势之险恶，胜负之反复，朱氏实在只是运气好一点，“幸胜”罢了，对这一点，朱元璋本人也毫不掩饰。而到了朱元璋进攻张士诚的时候，形势却迥然不同，这时只要稍有智识者，就会对战局的走向一目了然：消极应战、苟延残存的张士诚哪是如日方升的朱元璋的对手呢？这从朱元璋战前的动作也能窥出端倪：他对张是百般劝诱，指望兵不血刃，而对陈友谅，却根本未存劝降的奢望，原因就在于，他认为以张士诚的实力，只有向自己投降一途。然而，事实却大大出乎朱元璋意料，张士诚硬是在重兵围困之下，死扛了近一年，张士诚本人对他的招降也表示轻蔑！仅以常情常理分析，朱元璋在灭陈和灭张这两大战役中，其心理是大大不同的。灭陈，因为是“幸胜”，只会有满心的喜悦；灭张，一个为他所藐视的对手却负隅顽抗，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怎不令他恼羞成怒呢？这就好比下棋，一个人面对高手，如果赢了，即使胜来不易，他也会非常畅快，但如果一个向来为自己所瞧不起的对手却偏要战至一兵一卒才肯认输，虽同为胜利，那心理和情绪却显然有天壤之别。从这一视角分析，不是陈友谅，而是张士诚及其所辖江南地区让朱元璋感到羞愤，最后连累江南民众背负重赋，就不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了。
　　
　　对湖湘：
　　湖南民间自古流传这么一个故事——一天，朱元璋亲率大军，追杀仓惶逃难的老百姓。忽见在他马前不远处，有一个妇人，背上背着一个孩子，手里拖着一个孩子，艰难地行走。那牵着的不过四五岁，一步一跛，嚎啕大哭；那背着的却有十来岁。朱元璋看在眼里，恼在心头，便策马跑到妇人跟前，斥道：“汝妇人，好生无理，为甚背大拖小?!”那妇人见问，抹掉眼泪答道：“大人有所不知，大孩乃妾小叔，他父母，为乱军所杀，唯一的亲人就是贱人，我必须格外关照他；小的却是贱人骨肉……拖小背大，实出无奈!”说罢，泪如雨下。朱元璋听罢，大为感动，便抽出一面杏黄旗，叫妇人插在路旁田里。又传令三军：所插杏黄旗田里，不许军马进入，违者斩首。从此，上下军马，不敢入田。没多久，这丘田便挤满了人。那丘田叫鄂公大丘，朱洪武血洗湖南，就留下这一丘人，湖南土著百姓才被保存下来。
　　
　　元明之际，湖南被兵最烈，人口顿减（据民间传说朱元璋为剿陈友谅曾“血洗”湖南，将湖南人赶入一丘大田里，就留了这一丘田的人，其余的全杀了，见上文），使得本来人口少的湖南一片荒芜。明朝建立后，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招抚流亡、放还奴隶、劝课农桑、鼓励开垦等，并且对湖南进行了大规模移民。这就是所谓的“江西填湖广”，移民主要来自江西，当然也有一小部分来自湖北、安徽。浏阳的客家人则是明初朱元璋血洗浏阳后，从江西、广东移民而至的。明初朱元璋血洗浏阳，造成“地广人稀，不见炊烟”的局面。浏阳市现有居民大多系外地迁移而来，形成目前“十里不同音”的语言特色，其中就有从广东梅州迁来的客家人。如今该市客家人已有30多万，分布在浏阳东乡的6个乡镇。尽管已经过去几百年，但他们仍保留了与广东客家人一模一样的客家语言与风俗。现在的湖南人，百分之四十来自江西，也就是10多代以前的湖南人就是江西人。移民到湖南的江西人，亲戚都还在江西，比喻姑姑、姨娘、舅舅等。湖南去江西看亲戚，就是看表哥表弟、表姐表妹，江西人过湖南，当然也就是老表来了。从此，湖南人就称江西人为老表，就是表兄弟，表姐妹的意思。
　　
　　朱元璋为报复当初湖南百姓对陈友谅的支持,血洗三湘。结果,湘潭人口由元时的10万剩下仅2.5万人。小小的一个常宁县，早在宋代崇宁五年(1106)已有 99031人。一场“洪武血洗”，到明朝永乐十年（1412）只剩下5887人，还包括屯兵户在内。只得来个扯江西填湖南，换了一次人种。
　　
　　浏阳石牛寨，是一座极其险要的红砂岩石山，因从侧面看酷似一头卧伏的大石牛而得名。此山于平地突兀隆起，四壁陡峭险峻。上山只有险径一条，沿途有道状若鲤鱼脊背，凹凸不平的窄径两侧，笔立着“万丈”悬崖。石牛寨虽不过300米高，但地形极其险要，专家呼其为“长沙境内第一险峰”。传说当年朱元璋血洗浏阳时，四十八寨只有石牛寨未克，少数上了山的当地人凭借其险要得以幸存。昔日营垒、哨所等军事设施，如今仍有遗迹可寻。公元1368年朱元璋和陈友谅大战数月的古战场金牛山，当年朱元璋血洗浏阳48寨，唯在这金牛寨被陈友谅凭借着天险突围而出。综观金牛山，山势险峻，道路复杂，怪石嶙峋，天然溶洞更是寨内奇观，将军插旗孔，金牛独角等一批险峻山岭，更是仿佛将人带到了金戈铁马，壮士独行的古战场。
　　
　　朱元璋血洗湖南时，陈友谅兵败，一支残部败退至安化大峰山落草。为躲避朱元璋的追杀，后都削发成僧，在大峰山造岳峰寺日日念经向佛，以了残生。不料有细作通敌，和尚们仍被追杀。一场恶战持续了数天数夜，最终和尚们力不能敌，纷纷从寺后悬崖一一坠下。那悬崖就是有名的“舍生崖”。至今，大蜂山仍有“响鼓仑”、“星期仑”、“磨刀坪”、“莲花寨”等一系列与当年那场厮杀有关的山头和山谷，每个地名似乎记录着从前的烽烟岁月，无声地述说着一个个惨烈的传奇。
　　
　　当年朱元璋血洗湘潭，尸横遍野，某和尚收尸时为防疫则口嚼槟榔，自此，湘潭嚼槟榔渐成习俗，以致于由当年的小打小闹发展为一大产业。
　　
　　安陆市德慧寺始建于明洪武年间，当年三次血洗德安府，以致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有良知的臣子为此冒死劝谏，朱元璋于是决定在德安府（今安陆市）修建德慧寺以超度战乱中惨遭屠杀的亡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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