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菱艳

芭蕾表演的精髓正是在于平易近人的伪装。脚尖上的轻盈，举手投足间不受重力束缚般的优雅⋯⋯舞者掩藏了身体与精神合一的极度痛苦，营造了一场充斥着浪漫主义的梦。"A great impression of simplicity can only be achieved by great agony of body and spirit."

舞蹈是音乐的有形表达，舞团总监Boris对此似乎再理解不过。无奈嫉妒的怒火中烧让理智变得脆弱，Boris以艺术权威的名义试图拆散Julian与Vicky的爱情。音乐与舞蹈在艺术中不可分割的结合体，似乎嘲笑着他徒劳努力下的疲惫，无力的主宰。

Boris高压控制着Vicky他一手打造出来的艺术品，几次重复考验Vicky, "To live or to dance?" 预示了情节发展的不安。爱艺术，也迷恋上了艺术的化身，这是Pygmalion的幸福也是悲哀。Boris套上了艺术臆想的枷锁，代价是一生对真实情感的无知，固执地在自我信仰的舞蹈中跳到咽气。这是一个有着挫败感的Pygmalion，悲情地活在精神世界的真空中。

德国的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恰如其分地传达了舞蹈艺术的夸张表现力。

那个关于红舞鞋的诡异传说就是从这里而来——一旦穿上红舞鞋，就永远无法停止舞步，一直要跳到累死为止。
这是什么时候的片子？第21届Oscar的最佳音乐，哇啦啦，半个世纪之前的老东西了，可是还是很好看。特别是那16min的《The Red Shoes》芭蕾舞蹈，被公认为是最经典的画面。
片子没有很多好评论的，还是那句话~~自己去看了才能体会。

随着歌舞片尤其是戏曲片的衰弱，使得怎样在影像中表现舞台这个问题，似乎已经变得无足轻重。这个问题一度对以舞台化场景为基础的戏曲片与歌舞片非常重要，但是现在戏曲片已经绝迹，歌舞片则更倾向于生活化场景，舞台与镜头，似乎从来没有离得像今天这样远过。

电影在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之后渐渐远离舞台（戏剧）的历史，同时也是其发展出令人眼花缭乱的自身理论的历史。在各国的电影新浪潮的词典里，戏曲片似乎与“电影性”或者“影像纯粹性”之类的词毫不搭界，甚至由此连累到歌舞片。在拥有丰富戏曲资源的中国与意大利，早期都把歌剧与民间戏曲搬上荧幕，但也无一例外的，到了当代，它们的这一片种都消亡了。另一个戏剧大国印度似乎有所例外，但是宝莱坞的歌舞片似乎从来没有获得过世界性的艺术声誉。

这种关于戏剧与电影的由一种偏见滑向另一种更深的偏见的现象，虽然早已经被清算过，但是这种清算的声音并没有通过历史的沉淀流传下来。所谓的另一种更深的偏见，就是第一种偏见（即电影和戏剧至少有某种艺术本质上的联系）的矫枉过正。

在今天，我们不能摆一架摄像机在舞台前，一秒不落地拍下整个表演过程，然后宣称一部电影完成了。电影的发展已经把这种方法称为落后（尽管这么做是否真的“落后”还有待探讨），被打上“技术落后”与“观念落后”标签的电影，受到媒体影响的观众，是不会买账的。舞台戏曲片与“落后”在观众脑中所形成的强大的联系，使得电影兴高采烈地扔下舞台这个包袱。而从此以后，创造性地表现舞台的镜头语言，也在一片“政治不正确”的声音中越发少见了。

电影由于早期对舞台的依赖，使得它成熟以后，对舞台完全的不宽容。电影乐于体现镜头的“画面性”、“音乐性”、“文学性”、“时间性”、“运动性”，但电影从来不乐意被称赞为具有“舞台性”，对它来说，这勾起了它早年的屈辱史，这种幼年时代的记忆，现在已经完全影响了电影在舞台方面的开拓。

这便是《红绫艳》中16分钟镜头与舞台完美融合的桥段的价值所在。既然电影甚至可以是除了一片蓝之外什么也没有，那为什么不能是机位毫无变化的一场舞台表演？更不用说，电影有如此之大的开放性，以至于它能摄入一段舞台表演，也更能创造性地使用镜头以发挥其“舞台性”。就像它与音乐的关系，它可以录下一段音乐，配上一个画面；它也完全可以没有任何音乐，而使自己的镜头行云流水节奏得当，具有某种深得音乐精髓的“音乐性”。这才是电影与其它艺术的真正关系，浅薄的电影“综合艺术论”者，恐怕只是认为加上配乐，加上台词，加上各种东西，就“综合”了。

创造性地使用镜头以表现“某某性”，比直接拍下某某或录下某某在艺术上更高明，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后者更“落后”，相反，后者完全具有自身不可撼动的艺术合法性（这是由影像的表象现实性所决定的）；而是因为，前者更能发掘镜头的潜在可能性。而《红绫艳》的发掘，在镜头关于影像“舞台性”的可能性上，创造了一个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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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mi

“你怎么理解芭蕾舞？你把它当作运动、诗，而对我来说，它是一种信仰。” 莱蒙托夫对那妇人扬起他高傲的头，起身离去。《红菱艳》（THE RED SHOES），一部1948年的老片子。源自安徒生的童话《红鞋》，永不停歇的红舞鞋是上帝对虚荣与渎神者的惩罚。

“你为什么跳芭蕾？”莱蒙托夫问维多利亚。

“你为什么活着？”维多利亚的反问使她进入了莱蒙托夫剧团。

艺术家应该舍弃爱情，以艺术为信仰。这是莱蒙托夫的观点，他对维多利亚寄予了同样的期望。然而作曲家朱利安的出现粉碎了他的事业，也一并葬送了脆弱的维多利亚。朱利安确实很有才华，但在艺术中他只是个渎神者。他对事业毫不尊重，他扔下了正在等待演出的观众，他在指挥的过程中向情人抛飞吻，而当时维多利亚所跳，却正是天鹅湖第二幕结尾天鹅与王子的伤感离别。他的不认真恰恰亵渎了莱蒙托夫奉为生命的芭蕾艺术。

而对维多利亚也是同样，她为芭蕾而生，没有了芭蕾她一无是处。芭蕾是她的生命，但在无法割舍爱情的情况下，维多利亚的选择就会和所有的女人一样，舍弃芭蕾，舍弃生命。

曾经有朋友问我，如果有一位恋人在身边，我还会不会去英国读书。我说会，她说我不是女人。选择爱情，舍弃梦想，或者说，从此爱情成为女人唯一的信仰。离开剧团的维多利亚，中夜醒来，偷偷找出藏在柜底的芭蕾舞鞋捧在掌心。永远不能再跳《红舞鞋》——女人选择爱情，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

如果她所爱的人不是那么偏执狭隘，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也许维多利亚很快就会进入另一个剧团，也许她仍然可以升到主角的位置——就像芭蕾史上那个神话般的人物尼金斯基，他的闪电婚礼曾让佳吉列夫一气之下将之从剧团除名。

可是维多利亚毕竟没有尼金斯基那时如日中天的声名（尼金斯基当即自组芭蕾舞团，并与伦敦皇家剧院签下了周薪一千英镑的巨额合同），再善良的猜测也挽救不了事实的绝烈，朱利安无比残忍的对恋人说：“芭蕾和我，你选哪一个。”

这个随便就把整个剧院观众抛下的渎神者，他当然不会理解维多利亚对芭蕾有如生命的炽热感情，维多利亚奔出剧场的一刻，在失去芭蕾的同时失去了生命。呼啸的火车撞飞她的身体，脚上的红舞鞋被鲜血滴染得更加殷红。

“帮我脱下红舞鞋，”维多利亚对朱利安的遗言。童话里刽子手斩下了小女孩的脚，小女孩不再跳舞了。朱利安就是那个刽子手。

艺术与生活似乎从未好好结合过，1998年的《她比烟花寂寞》（HILARY AND JACKIE）再次颠覆了我们的梦想。影片讲述了英国著名大提琴演奏家杜普蕾（Jacqueline du Pré）的一生，剧本根据杜普蕾姐弟的回忆录改编。

电影是很好的电影，但据说与事实严重脱节。EMI唱片公司更是认为该片有损提琴家形象，所以拒绝为影片提供任何杜普蕾的演奏录音。写到这里突然想到一部同年拍摄的法国影片，《阿特米西亚》（ATERMISIA），同样的艺术神童，十七世纪欧洲最伟大的女性画家。那部电影把一桩丑陋的强奸案转为浪漫的爱情剧，而19岁女画家当时心理所承受的痛苦却被淡化至无形。

“虚构的世界总是令人陶醉的，它的浅薄时刻就是观众陶醉的时刻。”一篇评论的结尾，语出惊人，但想想莫不如是。

另一部同样根据真人历史改编的影片《法瑞内利》（FARINELLI IL CASTRATO），可信度更加低。它讲述的是意大利十八世纪最伟大的歌唱家Carlo Broschi，他的成长，成名，以及亲情与爱情。法瑞内利的扮演者是意大利的Stefano Dionisi，一个如此美丽的名字，一个如此美丽的男人。手上有法瑞内利的铜版画肖像，所谓androgynous美貌最多不过“珠圆玉润”而已，笑，哪里及得上Stefano自然纯美的一分。

在巴洛克时期，因为罗马教庭禁止女性在教堂唱圣诗，在变声期之前接受手术的男童，成年后也能保持纯净高亢的音质，据说有连女高音也无法企及的高度，同时具有男性的浑厚感和持续力。那时候他们绝对是歌唱界最耀眼的明星，正歌剧的男主角几乎都使用castrato（阉伶）来充当，而男高音往往只是反面人物，男低音不是老朽就是奴仆。那时的著名作曲家几乎都为castrato写过曲子，而那些难度极高的曲谱，如果不经过改动，现代最优秀的女高音也无法演唱。

法瑞内利就是那个年代最最伟大的歌唱家。比起乐坛对杜普蕾的评价“上帝让她降临人间，就是为了让她拉大提琴”，法瑞内利得到的是王公贵族的专宠与整个欧洲听众们忘我的狂呼：
“天上有一个上帝，地上有一个法瑞内利！”

根据那个时候的记录，法瑞内利的嗓子可以涵括三个半八度，在一次呼吸中变换250种音调，持续超过一分钟之久。在那个年代的欧洲，他唱的歌曲难度极高，除他外根本无人问及。据说他惊人的唱技时常使乐队忘记演奏，女性观众则成批成批的晕倒。

想起了《海上钢琴师》（THE LEGEND OF 1900），1900与JAZZ大师Jelly较量的最后一场，他疯狂的弹奏使在场所有观众瞬间凝固。起身，Tim Roth优雅的拈起烟卷在炽热的钢琴弦上触燃，插到已经完全呆住的Jelly口中：“给你抽，我不抽烟。”

那精彩的一幕印象无比深刻，但那只是传奇，是小说，而法瑞内利却真有其事。他1705年出生在那不勒斯的安德利亚（Andrea），本名为Carlo Broschi，在跟波波拉（Porpora）学习过程中，他被Farina兄弟收养，为了感激他们的养育之恩，根据当时的习俗，他起了艺名“Farinelli”。

他15岁首次登台，之后声名大噪，32岁时被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五世编入宫廷，直到1759年费迪南六世去世，他才回到意大利的故乡。他在博洛尼亚定居，潜心于音乐之中，只接见如莫扎特，格鲁克等杰出作曲家的来访。1782年他去世，遗产留给了他的侄子和照顾他的仆人。按他的遗愿，法瑞内利被安葬在博洛尼亚的山腰，之后墓园被拿破仑的军队踏过，什么都没有留下。

就是这些了，简简单单，记录中留下的只是他的慷慨大度，在西班牙宫廷任职期间，他竭尽所能频繁帮助西班牙人民，举办音乐会捐助孤儿院。对他的哥哥利卡度（Riccardo），只是提到他曾为弟弟作曲，没有影片中的哀哀怨怨牵扯不休，更没有那些吸引眼球的畸形爱恋。真相总是如此平实而简单，是虚构的电影给了我们太多的想象，太多的疑问，也有太多“浅薄的陶醉”。

导演和编剧们总是喜欢挖掘历史背后人物的内心，然后根据他们的理解，捏造一份惊世骇俗的爱恋或者理想，用以挑逗荧幕之下观众们旺盛的猎奇欲与虚伪的道德心。亚历山德拉是否真有其人已无法可考，然而傅聪先生愤怒的说，杜普蕾根本不是那样的人。

所以我们听到那著名的艾尔加协奏曲并不是最完美的1968年版本，而现实中的交响乐大师Daniel Barenboim甚至也并非影片中的情浓义深。

还是让我们回到最初吧，讨论信仰与梦想，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王尔德主张艺术应该游离人生，艺术先于生活。然而就在成就到达颠峰之时，他的阿多尼斯为他敲开了雷丁监狱的大门。

要么选择艺术，要么选择生活，这似乎是每个艺术家的人生必经之路。如果没有castrato的存在，亨德尔时期的音乐绝不会那么绚烂多彩，法瑞内利更只会是一个普通的歌唱家，名不见经传。如果杰基真如姐姐希拉里一般隐忍，甘于平淡，如果她也选择了爱情与家庭作为信仰，那么《艾尔加协奏曲》就不会再与她有任何关连。

“你要为它付出你的一生，”年轻的杜普蕾从赞助者手中接下了那把著名的David Dorf大提琴。

她是英国20世纪最伟大的音乐神童，她的大提琴演奏激情荡漾充满个性。然而美丽往往短暂，如怒放后的烟花，杜普蕾28岁患上绝症，她真正的舞台生涯只有十年。选择了十年的辉煌而放弃家庭的温暖，巴伦勃依姆回忆说，杜普蕾不抱怨病情，她对恢复演出充满了希望。

如此，很难再与影片中那个濒临崩溃的任性小女孩联系到一起，如果她真的那么憎恨大提琴，她如何还能演奏出如此慷慨激昂的乐章？同样很难相信由Stefano扮演的法瑞内里，他深为同代人所赞扬的谦虚品性与人格魅力在影片中根本毫无反映。

总喜欢学HILARY AND JACKIE，而称呼《法瑞内里》为RICCARDO AND CARLO。两部同样根据“真实人物”而改编的影片，前者写姐妹，后者写兄弟，而他们又都与音乐有关。片中主角所效忠的艺术信仰，正在后人所编攒的亲情与欲望的旋涡里纠缠不休。

杜普蕾28岁因病被迫息琴，死时年仅42岁；法瑞内利32岁从公开演出的舞台上退隐，每晚只为怪癖国王唱歌解忧，浪费了长达十年的宝贵光阴。

还有19岁的尼金斯基，1909年的俄罗斯演出季上，他的舞姿在一夜之间征服了巴黎城。然而这个才华横溢的芭蕾天才只在舞台上跳了九年。30岁时尼金斯基患了精神分裂症，从此被监禁在疗养院，直至1950年去世。

1948年影片《红菱艳》的最后，莱蒙托夫在没有女主角的情况下上演了《红舞鞋》。1931年1月巴甫洛娃去世，英国皇家剧团终止了现场演出，乐队奏起圣·桑的《天鹅之死》，一束追光在舞台上缓缓移动。


(13/02/2003)

1948年的《红菱艳》作为一部音乐剧情剧在如今想必是少有观众会去欣赏的，笔者是在前年的一次电影调查报告中，向系主任问起他喜爱的电影时，才得知此片名的。当时只知道是个关于一个芭蕾舞者的故事，早就下在电脑里，却一直没去看。
       今天一看，电影原来看似平淡无奇的芭蕾音乐剧的包装下，实际上确实颇富内涵的。影片描述了一位名叫佩吉的女孩，热爱芭蕾到了热爱生命的程度，而正是这种单纯有力的热情打动了歌舞剧团的老板莱蒙托夫，于是，再加上一个同样杰出的青年音乐作家朱利安，三人完美地缔造了轰动一时的芭蕾舞剧《红舞鞋》。（《红舞鞋》的故事来自于安徒生那个恐怖的童话：一个热爱跳舞的小女孩，穿上了一双施咒了的红舞鞋，从此一跳再也听不下来，她跳过了山间，跳过了坟墓，跳过了森林，直到筋疲力尽地死去。）影片在《红舞鞋》出世之前，穿插了一段预示结局的情节，即莱蒙托夫得知同是歌剧团中勤奋热情的芭蕾舞女一号伊莉莎要结婚的事实的时候，顿时怒火中烧，对伊莉莎嗤之以鼻。在他看来，一个只知道爱情的女芭蕾舞演员是无药可救的。然而，身为一个人，不懂爱的怎么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呢，就别说充满热情的年轻人，爱情终究会来到的，美丽的佩吉与作曲家兼指挥家朱利安相爱了，正如之前的态度一样，莱蒙托夫是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更何况是寄托了自己理想与爱的对象，佩吉。于是莱蒙托夫公报私仇开除了朱利安，但令他意外的是，佩吉这个曾视芭蕾为生命的女孩，既然为了爱情，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和梦想，与朱利安前往巴黎结了婚。然而，婚后没有了舞台上受人欢喜鼓舞的生活，让佩吉失去了自我，尤其是眼看丈夫还能继续着自己钟爱的音乐，她更是眼馋。于是，再莱蒙托夫的再次邀请下，她回到了舞台。眼看马上就要登上那个光鲜艳丽、受人瞩目的舞台了，佩吉十分激动，但心思毕竟还是在丈夫那边的，她一边准备着上台，一边不忘从收音机里收听丈夫在英国即将开演的情况，却意外听到丈夫突然得病的情况。正当她诧异不已之时，丈夫突然出现在了她的身后，两人伤心地抱在了一起，朱利安要求佩吉一起离开，佩吉强烈要求至少演完这一场戏。这时，莱蒙托夫也出现了，他是不会允许佩吉就这样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也不愿朱利安再次打断他的完美计划的。于是，两人都在各自要求着，一个让走，一个让留。佩吉痛苦不已，她只能告诉朱利安，她是爱着他的。朱利安似乎明白了，佩吉的潜台词是不会和她走，于是，落寞地离开了。莱蒙托夫得意的笑了。而佩吉则同样失落的准备登上舞台。突然，她意识到了这种不可调和性，要么是芭蕾，要么是爱情，只要还活着，必须要痛苦地选择一样，于是，她冲出了阳台，跳了下去。影片最后，丈夫伤心地为她脱下了红舞鞋，正如在芭蕾舞剧中，最后她的丈夫为她脱下红舞鞋那般，然后才安然的死去。
       有人认为，这部影片是在传递艺术和生活的不可调和性。他们认为，是朱利安的向往凡夫俗子般的生活的欲望，将佩吉与自己心爱的芭蕾拉远了。但是，试想一下，同样是作为一个对艺术坚持不懈的人，他怎么可能会想去扼杀自己妻子的艺术追求，佩吉婚后不是没有跳芭蕾的，她也在跳，只是跳的少了，在一些不太有名气的剧院，跳着不太出名的曲目。这才是症结所在，佩吉再次回到莱蒙托夫的剧团不是只是单纯的想跳芭蕾了，她渴望成名，渴望继续火热，成为莱蒙托夫口中世界一流的芭蕾舞者。七宗罪中之一是骄傲。佩吉享受那种骄傲的感觉，因而在宗教观强烈的西方人，尤其是英国人眼里，这怎么能有好下场呢，正如《革命之路》中，最后婚姻失败了的莱奥纳多一样，为了继续享受事业上的骄傲，最终放弃最本真的生活，最单纯的生活。这就是佩吉把自己毁灭了的原因。所以，我不苟同“艺术和生活是不可调和的”这种观点，这绝对是不可能的。只是大多数的艺术家，太过极端的沉湎于自己的个人精神世界中，那才是他们不能好好生活的原因。关于这个话题，不在笔者论述的重点。我想表达的是在豆瓣网上，关于此片没有看到的角度的影评。或者说，观后感吧。
       莱蒙托夫正如童话《红舞鞋》的造鞋者一样，他自己对感情生活憎恨，这或许是受过伤，或者只是很单纯的对艺术的偏执，但是他的做法，正如中国观众都无不知晓的灭绝师太一样，也似《巴黎圣母院》中的副教主一样，他们看似有着更为崇高的理想，对感情的事情嗤之以鼻，然而，他们却是那个最想要去爱，和被爱的人。莱蒙托夫自己依旧意识不到这点，于是像魔鬼般的一直催促着佩吉成为他的另一个伙伴——一个可以为了理想，而终身不嫁的人。但是，人生来，就是应该去爱，和被爱的，这才是人最幸福的事情。
       看过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或者安哲洛普罗斯的《永恒和一日》这两位大师的作品的观众，一定都能理解，也懂得，生命中什么是最重要的，虽然我们没有像《野草莓》中的物理学教师那么老，也没有到《永恒和一日》中即将离世的著名的希腊诗人那把年纪。但是幸运的是，我们见到了这两部电影，我们至少知道了，在以后对自己的事业的追逐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偏执到忘了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爱，给亲人的爱，给爱人的爱，给身边爱自己的人的爱，不然，等到即将离开的时候，一定会空虚，伤心不已。因此，毫无疑问，这部电影虽然不是什么大师所作，但是作为好莱坞当时出名的两位导演，不可能会蠢到连艺术和爱哪个更为重要都不知道的要去宣扬鼓励佩吉为了艺术而献身的。
       电影与文学作品一样，是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的艺术。1948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到三年的时候，二战期间。西欧、美洲，大部分的男子都出门打仗去了，留下了大批的老弱病残和妇女继续着基本的社会生活，以及战争中的物质资料生产，于是大批的妇女不得不走出家门，进入工厂，成为社会生产中的中坚力量。也是那个时候，成就了我们毛主席对“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表扬。这是一种表扬，更是一种不得已的鼓励。男人不在家，女人，你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难道还等着撒娇吗？中国女人的动手能力向来比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后的西方妇女要强一些，对于西方的妇女来说。二战不得已的工作，让她们意识到了，自己也是有独立的能力，生产的能力的。这对于他们来说，不得不说是个又惊又喜的消息，这是对于女性的生存手段的解放。不管男人与否，女人与否，首先必须地是一个独立的人，之后才能去谈他的性别意义的。所以，这种独立生活生产的能力的发现，不得不说是被压抑了几千年的女性的一次进步发展。然而，好景不长，二战胜利，男人们回来了，他们惊奇地发现，女人离了他们不但活得好好的，甚至在社会的各种岗位上都突然充斥着女性的身影。为了重新夺回男人的统治地位，各种“女人该回归家庭，才是最幸福的”言论通过媒介，充斥在女人们的四周，希望能够借此给这些智商较低的女人洗脑。但是，发展了的事物怎么会回流呢，见过天空了的鸟儿怎么还愿意回到鸟笼呢？由此，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就此发生。影片在那个时代生产出来，即便是两位导演不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支持者，但是影片中人物的行为透露出的思路是不可能会隐藏得住的。佩吉生为一个能在事业上如日中天的女子，也同样痛苦地徘徊在家庭与事业的两难的抉择中，这是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时代特征。女性的破茧的痛苦也作为整个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反作用于社会中各式各样的人。只是，影片中的丈夫朱利安也还算是一个先进的艺术青年，没有彻底地禁止佩吉外出工作，但是依旧逃脱不了那种男主外女主内的思路，他以爱为名，要求佩吉回去，实际上事业与家庭是跟本不冲突的，两个人应当一起工作，一起照顾着家庭。从这个角度来看，莱蒙托夫又象征着极端的妇女解放运动者，女人，要事业不要工作！的确，也许是生理特征，但我更偏向于相信这同样是几千年来，男性话语权的男性为女性定义的性别特点：女人对爱情的渴望远远高于男性，因为，女人一旦触碰到爱情，立即智商为零，心里想的做的都是一心为男人着想，想着如何小鸟依人，想着如何与她天长地久。这不得不说，一部分都是由历来的男性创造的文学作品中这样的女性形象的塑造反作用于现实社会中的女人，而形成的结果。很多女性想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换个角度想想，从弗洛伊德的观点说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一种心理发泄，是其实现梦想的一个途径的话。那么他当然理所应当地创造出各式各样痴情的女子了，因为他想被这样爱啊。所以，世界各个国家首先觉醒的妇女，几乎都会首先创造出她觉得的属于女性自己的作品。所以，想说的是，爱情，不是女人的全部，不要被从小到大的观念左右了你自己的励志，不过，不得不承认，爱情是美好的，也是值得追求的，只是在爱情中，千万不要受了那种男人给你的定义左右，做成了那个天天哭哭啼啼，心里只有男人，失去了自我的女人。
        当然，还是那句话，“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样的角度只是笔者的一点意识流。引述过去的历史只是为了借古鉴今。当今，至少在中国，这么明目张胆地阻碍妇女追求自己的价值的事情是不在有了，但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回流，男性的思想统治渐渐把大多数女性又洗脑得不成样子了。“学得好不如嫁得好”“要嫁就要嫁有钱，有车，有房”的，这些思想，根源上，由这男性话语权的社会中的处于上层地位的男性发出，不过，最终，又害到了他们自己，或许，确切的说，害到了男性中处于下层地位的屌丝男们。所以，女性意识到与男性一样，首先独立的追求自己的事业，完善自己的人格，在这个亚历山大的中国社会中，无论对于屌丝男们还是物质女们这些失去判断力的孩纸们，甚至对于整个社会的有利发展都是有帮助的。